「作者按」本文是作者應邀為即將出版的《當代中國國際關系前沿》（IR in China ）一書撰寫的一個專題。此處為未經壓縮的原稿。作者為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副教授。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國際關系研究同社會科學其它領域一樣，進入了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圍繞學科建設等問題，也出現(xiàn)了許多饒有意義的討論。大致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一直延續(xù)至今的關于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國特色”問題的討論，便是其中之一。在討論過程中，學者們還陸續(xù)使用了“中國化”、“本土化”、“中國視角”、“中國式探索”、“中國學派”等提法，它們的涵蓋面和側重點略有差異，但基本內涵大體相似。其中“中國特色”是最早出現(xiàn)、使用頻率最高、爭議最大的提法，甚至可以說，爭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圍繞這個提法展開的。由于理論研究不是孤立的，討論自然也涉及一些具體研究領域，但理論研究的“中國特色”問題始終是爭論的焦點，因此是本文討論的重點。1

　　本文采用“中國化”一語來總稱有關討論和各種類似的說法。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化”一詞涵蓋面較廣，較少爭議，在時限上也較有彈性，因為“化”指的就是“過程”；
另一方面，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中國化”問題實際上是自近代以來中國學術思想界普遍面臨的一個老問題，不過不同時期、不同領域表現(xiàn)形式有所不同。面對西方政教學術的沖擊，消極抵制或一概拒斥已為有識之士所不取，但如何借鑒與融合？“中國化”或“本土化”的路徑何在？始終困擾著國人。就國際問題研究而言，在當前形勢下，借鑒仍然不可或缺，與本土因素的整合也是理所當然，無論是突出“中國特色”，還是創(chuàng)建“中國學派”，歸根結底還是一個“中國化”的問題。事實上，倡導“中國特色”的學者近年來也指出：“中國特色就是中國化”2.另外，本文將這場討論視為當代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學術發(fā)展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主要采用學術史研究的視角和方法，如實描述討論的進程，圍繞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尤其是理論研究“要不要中國化”，“什么是中國化”，“如何實現(xiàn)中國化”這三個問題，展示討論各方的主要觀點和分歧，考察十幾年來學者們觀點的變化和取得的共識，并對討論的意義及其中所存在的問題作一點粗淺的分析和評論。3

　　一、討論的緣起與進程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思想解放運動，極大地激發(fā)了社會科學研究者的熱情，在70、80年代之交，圍繞各個學科的研究任務、對象、范圍的討論是一種普遍現(xiàn)象，國際問題領域自不例外。改革開放的逐步展開和中國對外政策的調整客觀上也對國際問題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這個背景下，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正式起步。1978年，中國國際關系史研究會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王繩祖先生在蘭州中國世界現(xiàn)代史研究會成立大會上宣讀了有關“均勢”的論文，這是筆者所見到的文革后第一篇以史論結合的方式大膽突破國際問題理論禁區(qū)的文章。41980年在廣州舉行的中國國際關系史研究會成立大會上，金應忠發(fā)表了《試論國際關系學的研究任務、對象和范圍》一文，提出了在我國開展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必要性。1981年，陳樂民先生在《國際問題研究》雜志發(fā)表《西方現(xiàn)代國際關系學簡介》一文，首次對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流派作了介紹。5這些論文對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開展起到了推動作用。隨著國家對外開放的擴大和研究的逐步深入，人們很自然地提出了建立我國的國際政治學科體系和理論框架的問題。

　　雖然人們最初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很少使用“中國特色”這個說法，“特色”問題引起爭論是在80年代后期，但80年代初圍繞國際關系研究的指導思想、研究對象和學科體系等問題的討論，事實上已涉及這個問題，因為這些討論本身就意味著我們并不打算照搬國外的研究模式或理論體系，否則直接“拿來”即可，何需討論。

　　眾所周知，“中國特色”這個說法是80年代以來國內政治、社會生活中的一種流行話語，其直接背景，是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提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雖然會后最初幾年國際問題研究界并未立即展開國際關系研究“中國特色”問題的討論，但“中國特色”的提法在80年代后期開始流行顯然與此有關。措辭上的這種對應關系，當然并不表明人們提出這個目標僅僅是出于意識形態(tài)或“政治正確”方面的考慮，因為這實際上是一個醞釀已久的議題。6但這種聯(lián)系確實是引起爭議的原因之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發(fā)展歷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借鑒和學習國外研究成果的過程中認識不斷深化，目標逐步明確，自主探索意識不斷增強的過程。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聯(lián)系80年代以來我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階段性特征，7將“中國特色”問題的討論進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1）1980-1987年，是我國嚴格意義上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起步階段（寬泛一點，當然也可以認為是長期中斷后的恢復階段）。一批學術雜志開辟了理論研究專欄，我國學者開始重點介紹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并開始思考是否應該有自己的理論體系或學科體系的問題。

　�。�2）1987-1994，是嘗試創(chuàng)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初級階段。尤其是在80-90年代之交，出現(xiàn)了一批討論理論體系建設的文章。8國際關系研究的“中國特色”問題在許多重要學術場合被明確提出來討論。其中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是1987年8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國際關系理論研討會。會議明確提出了創(chuàng)建我國國際關系理論的任務，按照李石生先生的回憶，是首次明確提出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9，因此可以視為“中國特色”問題討論的正式開端。1991年6月在北京舉辦的“跨世紀的挑戰(zhàn)——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的發(fā)展”國際研討會，1993年8月在山東煙臺召開的“國際問題務虛會”，1994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面向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都將理論建設以及“中國特色”問題作為主要議題。

　　（3）1994年以后、特別是在世紀之交，我國學者對于國際關系研究“中國化”問題的認識進一步深化。一方面，對國外理論、特別是各種新興理論流派的研究和譯介進入一個新高潮，較之過去主要關注傳統(tǒng)學派，理論研究的范圍大大拓展，研究水平明顯提高；
另一方面，盡管對“中國特色”的內涵與實現(xiàn)途徑，甚至對是否應采用這種提法并無統(tǒng)一認識，但幾乎無人否認，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應立足于本國的國情、國際處境與發(fā)展需求，著眼于解決中國和平發(fā)展進程中所面臨的實際問題，體現(xiàn)中國人的視角和獨立見解。大約自90年代末以來，至少在這個意義上已經形成了最低限度的共識。

　　二、關于“中國化”的必要性

　　中國國際關系理論要不要有“中國特色”？對此人們的基本立場大致有三種：完全贊成；
明確反對；
原則上贊成，但不主張“特色”、“體系”之類的提法，傾向于采用較少現(xiàn)實政治色彩的術語，或強調目標要審慎、合理。隨著討論的深入，處于對立兩端的觀點發(fā)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第一種立場的變化是通過明確界定“特色”的內涵，將其具體化，同時盡量消除其中所隱含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并逐漸吸納了“中國視角”、“中國化”等其他提法；
第二種立場的變化是，相當一部分人逐漸在原則上接受這個命題，盡管他們可能更愿意采用“中國視角”、“中國學派”等提法。也就是說，兩端都有朝中間靠攏的趨勢。這種變化說明兩個問題：一是隨著中國加快融入國際社會的步伐，特別是近年來中國和平崛起這個命題的提出，大家都感到需要在理論上適應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解決人們所關切的理論與實際問題，理論創(chuàng)新，理論的“中國化”自是題中之議。這是時勢使然。如果說“國際政治理論永遠是大國的理論”10，那么正在崛起的大國對于理論的需求是顯而易見的。外來理論雖有參考價值，但因其產生的土壤和背景不同終究不能完全滿足需要。理論追求上的自信心與整個國家、民族自信心的增強有明顯關聯(lián)；
二是近年來我們的理論研究進入一個新階段，學術性和規(guī)范性都有明顯提高，對西方理論成果和發(fā)展水平有了更多了解，既看到了西方理論的優(yōu)勢與局限，也認識到理論創(chuàng)新并非易事，因此在自主探索意識增強的同時，在理論的發(fā)展目標上也變得更為冷靜、務實。

　　在1987年的上海國際關系理論討論會上，許多與會者都使用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之類的提法，并強調其必要性和緊迫性。11但一開始就有學者認為，既然國際關系理論是關于國際關系演變發(fā)展規(guī)律的科學，應該具有普遍性，因此不宜講“中國特色”。但倪世雄等不同意這種見解。他們認為，國際關系發(fā)展規(guī)律固然不以任何國家學者的意志為轉移，但我們立足中國觀察世界，既帶著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情感，又體現(xiàn)著我國對外關系實踐的經驗和教訓，所以中國學者的理論定會有中國的特色，這同英美學者的理論各有其特色一樣，是很自然的。12

　　1991年6月，在北京舉行了主題為“跨世紀的挑戰(zhàn)——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的發(fā)展”的國際學術討論會。與會代表爭論最多的也是國際關系學科的“中國特色”問題。一種意見認為，中國應當建立自己的國際關系學科；
另一種則認為，要使國際關系學科科學化，提“有中國特色”是不科學的。介于這兩種意見之間的觀點則認為應當使國際關系研究“國際化”，不能讓該領域為少數國家所壟斷。前一種觀點的主要論點是：任何國家國際關系學科的發(fā)展程度都取決于該國參與國際事務的深度和廣度。中國國際關系發(fā)展有自身的歷史，理論內容也相當豐富，例如對時代的分析、革命和戰(zhàn)爭理論、三個世界理論。在具體概念上，中國人更多地用戰(zhàn)略格局的思路，如“大三角”、“多極化”，若加以理論化，即可成為中國式理論的重要內容。一位英國學者也認為，“個人、國家與民族是深受其歷史文化，行為經驗影響的，不同的國家會提出不同的問題，應當有自己國家的學科”。持后一種觀點的學者則認為，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也并非與生俱來，而是從歐洲學來的。要發(fā)展這一學科就應當發(fā)現(xiàn)它的科學價值。13有的日本學者表示，日本學者正在力圖克服民族文化的障礙，加入英美學者的爭論。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利用西方的理論和模式來完善自己對具體歷史事件的分析，因此不是理論和模式的發(fā)明者而是“消費者”。但渡邊昭夫指出，美國學者在該領域的學術霸權可以從美國本身所擁有的霸權地位來解釋。“只有當非西方學者真正能夠創(chuàng)造出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理論和模式之時，西方學者才會對非西方世界的國際問題研究給予重視�！�14

　　在討論中，何方的觀點最為鮮明。他認為，社會科學總是帶有明顯的階級烙印，并且要為現(xiàn)實服務，要求建立普世、統(tǒng)一的宏觀理論，既不可能，也無必要。社會科學理論必須同各國的實際和文化結合�！斑B社會主義還必須具有國家民族特點，何況國際關系理論”。15袁明指出，國際關系學科的發(fā)展應著眼于全球，將其局限于少數幾個國家是難以反映事物全貌的，但就具體國家而育，它又不可能與其地理環(huán)境、經濟水平、文化基礎與價值觀念、歷史經驗等脫節(jié)。英國學者亞當？羅伯茨就坦言自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己國家里的觀點的影響”。美國學者也曾公開宣稱，“美國的國際關系教學是不可避免地以美國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為條件的。”袁明總結說，知識和經驗的積累已使中國人認識到必須從更為理性的角度去認識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中國的國際關系學科建設刻不容緩，為此既需要借鑒，也面臨如何“本土化”的問題。16

　　在1993年5月《歐洲》雜志社組織的一次討論會上，也有兩種意見。郗潤昌認為應該建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中國學派”。資中筠則表示，不必強調中國特色，中國歷史上沒有國際關系，就沒有理論，近代也沒有。理論應放之四海而皆準，但各國情況不同，國力不同，考慮問題的視野和角度亦不同，因此可以提“中國角度”。肖元愷也強調，國際關系理論是國際關系現(xiàn)實的客觀反映，只能是適應和調整，不能再造。17

　　王逸舟的觀點很有代表性，大致屬于后來事實上成為主流的第三種立場。在他看來，中國學者當然應該有自己的理論追求和理論建樹，但他強調對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現(xiàn)有水平和發(fā)展目標應該有一個客觀、科學的認識，同時也要遵循學術研究自身的規(guī)律。他指出，任何一種有關人類社會的理論都可能產生不同的學派，國際關系學也不例外，因此講“特色”之類未嘗不可。但他傾向于少講或盡量不講“特色”之類的話，尤其是“有特色體系”這樣的說法。主要理由有二：其一是我們迄今依然談不上對國際關系學作出了多少貢獻。我們真正從事這門學問的時間很短，現(xiàn)在基本上還處在介紹國外成果、借鑒別人的工具和方法、按照通用的分析框架和范式討論問題的階段；
其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經歷了長期的泛政治化之后，中國人在經濟生活或學術領域都在淡化意識形態(tài)。國際關系研究亦應如此，要把意識形態(tài)追求同國家利益、對策研究同學理探討、政見分歧同學術分歧分開，這樣才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學術氣氛的培養(yǎng)。18

　　任曉的觀點也屬于這種立場，他認為“特色”這個提法多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套用，但他認為中國學者要致力于建設自己的理論觀點和理論主張，因此他傾向于提“中國學派”。他還指出，這是一個長遠目標，但目前已具備了若干有利條件，其中包括：（1）中國博大的文化傳統(tǒng)和豐厚的文化遺產為中國的外交思想和國際關系理論提供了文化依托和思想材料。（2）當代中國的外交實踐國際關系理論提供了豐富的養(yǎng)料和發(fā)展的動力。（3）經過20年的努力，我們對國外理論有了較全面的了解，并做了一定的消化吸收工作。（4）已經形成了一支理論研究隊伍。（5）中國國力的不斷增強為中國的理論思想產生國際影響奠定了基礎。因此，建設中國學派的前景是可以謹慎樂觀的，但這并非刻意追求與西方理論的對立，而是說要有獨立思考的精神，“一言以蔽之，要有我們中國人的理論貢獻”。19

　　1994年5月，中國國際關系史研究會和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曾專門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為主題舉行了一次討論會。與會者大多對“有中國特色”持肯定態(tài)度。有些人還強調了指導思想問題，并直接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聯(lián)系起來。但會上同樣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例如徐昕認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治國方略，是一種政治思想，而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是學術活動，兩者有區(qū)別。張錫鎮(zhèn)則擔心過分強調“中國特色”可能使外界以為這種理論僅僅是為中國人服務的。20

　　在1994年12月北京舉行的“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上，這個問題再次成為爭論的焦點。有學者提出，國際關系理論必須堅持中國特色，建立自己的體系。美國學者哈里？哈定教授對此也表示支持。但有些學者不同意這樣的提法，有的雖能接受但主張不要強調它，理由是：（1）“中國特色”一詞是政治用語或意識形態(tài)概念，學術研究不能照搬；
（2）特色的形成并不靠預先設計，而有賴于理論本身的發(fā)展和成熟；
（3）學術研究重在解釋和說明問題，未必一定要有某種“特色”。著名中東、拉美學者的觀點都未被冠以某國特色。許多外國的理論也能解釋中國問題，提中國特色本身就不科學；
（4）中國學者的研究本來就帶有中國特色，無需特別強調；
（5）強調中國特色，會過分突出理論的實用性，削弱學術性。21

　　上述五種觀點，梁守德先生認為都站不住腳。他指出，無論承認與否，國際政治學理論不僅有各國特色，還有學派特色和個人特色。他提出三個判斷：理論都是相對的；
理論都有個性；
理論都需要更新與發(fā)展。總之任何一種理論本身都內在規(guī)定其必然要有特色，沒有個性、特性就沒有普遍性和共性。22

　　梁守德先生是一貫倡導“中國特色”并不斷就此提出新思考的學者之一，他實際上逐漸成為討論的主角。早在1990年他就在《國際政治概論》中比較系統(tǒng)地論述了“中國特色”問題。2390年代以來還就此發(fā)表了一系列論文。他從哲學的高度，用事物的共性與個性、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tǒng)一、內容與形式的統(tǒng)一原理，系統(tǒng)論述了突出“中國特色”的必要性。其基本結論是：沒有各國特色的具體的國際政治學，就沒有一般的抽象的國際政治學。24他最近還指出，理論的當代價值必須通過理論的特色創(chuàng)新來實現(xiàn)�！爸袊�理論、中國學派、中國特色”不是人為的主觀臆造，而是社會科學理論的內在規(guī)律性要求。25

　　倪世雄等認為，強調中國特色并不等于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突出意識形態(tài)，任何政治理論研究都有立場和視角問題；
強調特色也并非與研究全球共同關心的國際關系規(guī)律相抵觸，但具體到一國與它國之間的關系時，各國的理論都有本國特色。26

　　相對而言，國際關系的具體問題研究要求有獨特的視角和看法比較好理解，比如中國人自然更關注與中國和亞太地區(qū)有關的問題，從研究重點和內容上就必然有自身的特點。其他國家也不例外。但“理論”卻不然，在許多人看來，真正科學的理論應該具有普遍意義。這是反對提“中國特色”的一個重要理由。

　　資中筠先生曾經提到，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這個說法，在一次國際討論會上曾引起英美學者的強烈反對，理由就是，既稱為“理論”，本身就應有普遍性，而況國際關系當然是跨國界的，所以這一學科從定義到研究的對象都是全球性的，自不應有某國“特色”之說。她認為，從理論上說，西方學者的說法是合乎邏輯的。因為國際關系所關注的是世界各國之間的關系和各種全球性的問題�！袄碚摗币舱撸�就是從種種復雜的演變中找出某些規(guī)律來，加以系統(tǒng)化，按說這應是客觀的，可以有各種學派，但無所謂屬于哪個國家，理論家應該完全超脫于自身所屬國家或集團的利益。但這種完全超脫在現(xiàn)實中并不存在，因為每一個研究者都生活在特定的環(huán)境中，植根于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和思維方式中。“國際”的定義也決定了它既是全球的，又主要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關系理論在西方發(fā)達興盛顯然與英美等國的實力和需要分不開，主要反映這些國家的關注點和意識形態(tài)。因此，至少不能否認不同處境的理論工作者視角必然不同。在這個意義上，有某國“特色”這個命題有存在的依據。

　　不過她最后仍然認為，根據“理論”的定義，原則上不宜強調這一點。理論工作者的天職是力求使自己的立論符合客觀規(guī)律，有最廣泛的意義和最長的時效。一種充滿例外，或很快為現(xiàn)實所超越，或明顯地為某種實用目的服務的“理論”是很難站得住腳的。過去我們在國際“理論”方面的努力收效不大的原因，除了受教條主義的束縛外，還由于功利目的太強，感情色彩太濃，對于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理論，尚未弄清就急于批判，使自己耳目閉塞。應該承認，美歐在這個領域內迄今仍處于領先地位，因此研究外國的理論還是我們的必修課。但這決不能代替我們從“中國人”的獨特視角和感受見洋人之所未見，提出自己理論性的看法。與其說創(chuàng)建“有中國特色”的理論，不如說中國人以獨到之見參與世界性的理論爭鳴，做出自己的貢獻。27

　　進入21世紀以來，出現(xiàn)了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明確反對“有中國特色”的人越來越少，但與此同時人們開始較多地使用“中國學派”等替代性說法。也許可以說，人們認同了“特色”的基本理念，卻未必接受這個標簽。這似乎表明，第三種立場正逐漸成為主流。

　　其中梅然就建立“中國學派”所提出的理由頗有說服力。他指出，這首先是基于當今世界國際政治學的研究狀況。美國的理論居于主導和統(tǒng)治地位，以至于在許多人看來，國際政治理論基本上就是美國的理論。如果美國的理論確實科學、合理、全面，那么它獨占鰲頭倒也無妨。問題是，美國學者的研究對象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對美國的外部環(huán)境和政策需要的認識。實際上正是作為頭號強國的美國在戰(zhàn)后所面臨的廣泛問題促進了當代美國國際政治學的發(fā)展。在戰(zhàn)后初期東西方對抗的背景下，現(xiàn)實主義風靡一時；
六、七十年代美國實力捉襟見肘，霸權穩(wěn)定論和后霸權合作論便紛至沓來；
今天美國處于唯一超強地位，干涉主義和跨國主義遂不絕于耳。美國的理論顯然不可能使其他國家關心的問題得到完全解答。因此英國學者史蒂夫？史密斯指出：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國際關系強烈地反映出美國的政策關注，這使得這門學科很難在一個跨國的、累積的基礎上得到發(fā)展。如果美國的成果有著地域上的狹隘，其他國家的學者又如何能夠在本國面臨不同的政策議題時運用這些成果？一位德國學者還指出，美國的政治學從產生之初，其主流就以闡述、論證美國政治制度的合理和優(yōu)越為目的，帶有強烈的官方色彩。在這個氣候下形成的國際政治理論，有著為美國的權勢和世界領導地位辯護的基調。英國學者肯？布思則寫道：“權力政治理論和那些有著強大政治和軍事實力、又享有學術威望的集團是意氣相投的。西方之所以不想要一個對理論未來的不同看法是因為它正主宰著當今現(xiàn)實，有關超越和解放的觀念得不到多少空間。依附論或世界體系理論之類的思想被當成非美的學術而避而不談”。梅然的結論是：很顯然，美國的國際政治學本質上是強者的政治學。既然如此，我們就更應該理解何以需要有自己的東西�！爸袊鴮W派”因此也就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稱謂問題。28

　　2004年，《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繁榮發(fā)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明確提出要把建設“努力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這就從政策導向的層面明確肯定了“中國特色”的目標。

　　近年來，按照一些人的看法，對于是否需要“中國特色”或“中國學派”這個問題，已經基本形成共識。有人甚至認為，經過40多年的發(fā)展，我們已經形成了最基本的理論公式或“硬核”。29這不僅反映在許多文章當中，更可以從一些全國性學術會議的討論主題和發(fā)言情況上看出來。例如2004年9月全國高校政治研究會等單位在洛陽舉辦的“中國國際政治學理論”研討會。與會者認為，中國的崛起需要有自己的理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理論體系，“不能等待其自然形成和出現(xiàn)，而是要積極探索”。30尤其是2004年12月國內各主要研究單位在上海舉行的全國國際關系理論研討會，直接以“建構中國理論，創(chuàng)建中國學派”為主題，可以說是一次標志性會議。根據會議綜述，這次會議以25年來的國際關系理論探索為基礎，以理論創(chuàng)新為宗旨，以“中國特色為本體”，堅持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的“基本內核”，認真吸取西方理論的“合理內核”，繼承中國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的精髓，面向新世紀國際政治發(fā)展現(xiàn)實，是人文社科界“立足本土超越西學”的一次大膽嘗試。31

　　當然，所謂“共識”，主要體現(xiàn)在樹立“特色”或創(chuàng)建“學派”的基本目標上，在具體問題上不可能完全一致。例如在洛陽會議上，鈕漢章就認為，國際政治研究的發(fā)展要反對在特色的旗幟下搞單純的民族化。陳岳指出，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單位雖然各有優(yōu)勢和特點，但理論建設還處于探索之中，各單位并未形成明顯的特色和學派。他強調，在談論建立中國國際政治學理論時，必須首先明確理論的層次問題。就宏觀層次的基礎理論而言，我們顯然不可能創(chuàng)立一種完全有別于西方理論的所謂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理論體系。32

　　簡單說來，真正引起爭議的主要有兩點：一是“中國特色”、尤其是理論的“中國特色”這個提法；
二是建立理論“體系”這個目標。許多反對“特色”這個說法的學者，并不反對國際關系研究應該有中國人的“視角”，因為這近乎常識。他們也同意，對外來理論應有一個選擇、消化、結合本國實際和本土因素加以改造和發(fā)展的過程，也就是“中國化”的過程。馬克思主義就有個中國化的問題。所以有人指出，如果當初不是提“中國特色”這個有套用官方口徑之嫌的提法，也許不會有這么多的爭論。33無論如何，當“特色”、“學派”等概念的內涵被逐步澄清以后，人們會發(fā)現(xiàn)，分歧其實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大。

　　三、關于“中國化”的內涵

　　在討論之初，對于要不要“中國特色”這個問題之所以分歧較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們對“特色”的內涵理解和界定不盡相同，彼此也存在一些誤解。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國特色”？

　　在1987年的上海國際關系理論討論會上，雖然與會者使用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我國自己的國際關系理論”、“現(xiàn)代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體系”等類似提法，但主要是強調其必要性和緊迫性，并圍繞理論的指導思想、研究對象、發(fā)展途徑等問題提出一些原則性意見，并未具體闡述“中國特色”的內涵。給人的印象是，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背景下，國際關系理論“中國特色”的內涵是不言自明的。

　　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特色應該是什么？倪世雄等認為有三點：第一，其立足點是站在人類進步力量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一邊，這是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近代以來的歷史經驗和當前的現(xiàn)代化建設所決定的。第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所體現(xiàn)的基本精神是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主流。第三，使用的語言、表現(xiàn)形式和思維方式是中國的，沒有“洋人昧”。34

　　1991年發(fā)表的一篇署名為沐刃的文章認為，國際政治學的中國特色，指的是“立足中國，面向世界，從中國的角度研究國際政治演變和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立足中國，即從中國的國家性質、社會背景、傳統(tǒng)文化和發(fā)展需要出發(fā)，獨立地進行研究和判斷，根本目的是為國家權益服務。但國家權益是主權之內的正當權益，不是民族擴張主義或民族利己主義。它要求把中國的國家權益與尊重別國主權結合起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35梁守德在1994年出版的《國際政治學概論》中提出并在后來多次強調，“中國特色”至少應包括三方面內容：以國家權力為核心，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突出主權利益同強權利益的關系；
把生產力標準引進國際政治領域，確立經濟優(yōu)先觀點，注意政治與經濟的相互滲透；
以改革促發(fā)展，維護世界和平，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36

　　梁守德還認為，當前中國的國際政治理論主要有三種類型：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鄧小平等人的國際政治理論、思想的研究和整理；
中國學者獨立研究的“中國國家特色的”國際政治理論；
對西方理論的翻譯和評價。倪世雄等也認為，我國學者的研究主要遵循著三條途徑：重點研究我國領導人的外交思想；
注重挖掘和研究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的外交理論；
在研究西方理論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觀點。37還有人指出，中國的理論貢獻包括：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三個世界的戰(zhàn)略劃分；
和平與發(fā)展的兩大主題；
國際政治新秩序。38這些看法實際上都是強調我們已有或正在呈現(xiàn)出自己的一些特點或特色。

　　梁守德近年來又對“特色”的內涵作了進一步解釋，并使用了“中國國家特色”、“中國化”、“學派”等說法。他還對自己的主要觀點作了概括：特色包括中國特色，不是政治概念，不屬于意識形態(tài)范疇，它是任何理論內在規(guī)律的要求。特色越鮮明，理論越有活力。中國特色既包括國家特色、地區(qū)特色，也有學派特色、學者特色。國家特色不是一種模式，而是眾多模式的補充，必然會形成眾多的學派。他還指出，特色的本質就是創(chuàng)新。“中國特色就是中國化”。39梁守德先生從來沒有改變自己的基本立場，但不難看出，他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在不斷發(fā)展和深化。

　　從近幾年的討論看，人們似乎已經意識到，爭論“中國特色”、“中國視角”、“中國學派”等說法哪個更合適并無多大意義。其實，“中國特色”雖然并非學術用語，如果撇開意識形態(tài)聯(lián)想，在一般意義上使用未嘗不可。如果要摳字眼，“中國學派”的提法未必就很準確。在學術上，可以有“法蘭克福學派”、“芝加哥學派”，但很少有“某國學派”之說。所謂“英國學派”其實也詞不達意，因為它并不代表整個英國的國際關系研究，遠不如“國際社會學派”來得貼切。不過名稱并不要緊，關鍵是人們賦予它怎樣的內涵。既然經過解釋，上述種種說法實質上已無根本區(qū)別，只是側重點和適用的語境有所不同，那么，接下來更重要、也最難辦的問題便是：如何落實？

　　四、關于“中國化”的途徑

　　90年代后期以來，人們關注的重點已經不是“要不要中國化”，“什么是中國化”，而是“如何中國化”的問題。關注點的轉移既表明了一些基本共識的形成，也反映了認識的深化。如果說對于“中國化”的必要性在原則上比較容易達成一致，對“中國化”的基本內涵和主要目標也能形成一些起碼的共識，但“知易行難”，對于“中國化”的途徑問題，即為此究竟該做什么、如何做，答案就遠不那么簡單了。這方面的意見可謂眾說紛紜，遠遠沒有、看來在相當長時期內也不大可能形成統(tǒng)一的看法，這至少是由國際問題研究的對象、目的、方法和途徑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所決定的。

　　在討論之初，人們在這方面的看法非�；\統(tǒng)、模糊，主要是提出了一些方向性、原則性的意見。例如宦鄉(xiāng)指出，國際關系學具有跨學科性質，要注意各種學科之間的聯(lián)系，不僅要善于從國外理論中吸取營養(yǎng)，也要從中國歷史上的外交實踐和國際關系與戰(zhàn)略思想中吸取營養(yǎng)。40這里講的就只是一些基本原則。

　　梁守德等在《國際政治學概論》一書中專門以“怎樣突出中國特色”為題對此作了詳細探討。其要點是：必須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
必須正確確定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實際地位；
必須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例如：崇尚獨立，反對侵略；
熱愛和平，鄙視攻戰(zhàn)；
提倡中庸，厭惡極端；
追求大同盛世，主張“天下為公”。41何方的觀點與此相類，認為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和傳統(tǒng)，并將維護國家利益與爭取世界和平與發(fā)展統(tǒng)一起來。在他看來，中華文化有許多寶貴的思想和理論財富值得繼承，例如不惜為國捐軀的愛國主義；
酷愛和平的“和為貴”精神：“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國際主義精神：“講義氣”，“重然諾”，尊“王道”而反“霸道”的傳統(tǒng)。42袁明也認為，如果中國的理論研究要有自己的特色，中國的文化底蘊是以一個重要源泉。此外還要從西方國際關系學中汲取營養(yǎng)，同時總結新中國外交的經驗歷程并加以理論升華。43此外許多人強調了加強各相關學科之間的聯(lián)系的重要性。44

　　2004年4年，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在青島舉辦了“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建設研討會”。會議就推動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發(fā)展形成了一些一致意見，認為應該把研究導師們的國際戰(zhàn)略思想與總結新一代領導集體的外交理論創(chuàng)新結合起來，要加強對中國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研究，同時正確對待西方的理論。45

　　概括起來，在建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途徑問題上，學術界主要是就一些基本原則和基本方向達成了一些共識，諸如應該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
注意研究中共領導人的國際政治與外交思想；
從中國的國情出發(fā)，對當代中國外交實踐進行理論總結；
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吸取營養(yǎng)；
有選擇地借鑒國外理論成果，等等。

　　這些意見在原則上大多不會有什么爭議。但中國特色究竟體現(xiàn)在馬克思主義上還是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上，人們至今意見不一。有人還指出，究竟馬克思主義中的哪些內容對國際政治理論建設有指導作用，還需要通過對經典著作的深入研究才能明確，應避免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標簽化。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也要區(qū)分精華與糟粕，不能一概而論。此外，如何把中國的外交理論與實踐經驗運用到理論研究中去也有待探討。46而早在1994年，王勇的論文就專門討論了建立中國特色的理論這個目標的“合理性與局限性”。他認為，這一目標反映了中國學者面臨西方理論的主導地位和國際形勢的變化所產生的緊迫感與責任感，以及對理論必然是價值性理論與實證性理論的結合體的合理認識。但我們并未就這一理論體系的對象、內容與方法提出具體、系統(tǒng)的論述。這個目標的含混之處也可能產生不少局限性，例如理論流派、體系的多標準化問題，是單一的體系，還是由不同流派、體系組成的大理論體系？實證性理論意義上的方法論問題也未涉及。此外“中國特色”容易使人以為是以中國的國際經驗解釋國際體系和其他國家的行為，“中國特色”如何與“國際化”、“人類共同利益”的發(fā)展等新現(xiàn)象相調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價值觀不會自動對理論建設起作用，那么它是如何起作用的？47

　　因此，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把一些基本思路和原則性意見具體化，如何將有關的概念、范疇、命題、原理有機地整合起來，構成一個理論“體系”。按照李石生先生的看法，“關鍵與實質在于什么是‘科學’的‘理論’與方法”。48這個判斷觸及一個重要問題，即理論的性質與相應的方法論問題。

　　事實上，近年來人們已經意識到，方法論的缺失從根本上制約著國際關系學在中國的發(fā)展，重視研究方法是提高我國國際關系研究水平的主要途徑之一。49在討論的早期，盡管很多人主張建立中國自己的理論甚至理論體系。但很少有人追究：究竟什么是理論？構建理論的方法又是什么？

　　如前所言，反對提“中國特色”的人有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既稱為理論，就應該有普遍性。這其實指的是“科學理論”，即科學哲學所界定的理論，與另一些人所說的“理論”并非一回事情。此“理論”非彼“理論”，標準不一樣，溝通也就困難。由于理論的性質和功能取決于構筑理論的方法，所以這本質上是一個方法論問題。

　　袁明曾經指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地較重直覺、經驗和宏觀綜合而西方則重內在聯(lián)系、規(guī)律和微觀分析。如從歷史角度來描述，中國人比較得心應手，而對于“模型”、“定量分析”等方法則感到困難。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學？西方研究中不少尋找規(guī)律性的、微觀分析的方法是科學的，中國的宏觀把握與綜合歸納未必不科學。50這已經涉及方法論的問題。任曉還專門針對理論研究的現(xiàn)狀，探討了什么是“理論”的問題，指出了對理論和理論功能的一些誤解。他提出，中國學者應注重學理探求，增強解釋能力，進行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研究。51資中筠先生也多次指出，所謂理論，一是總結大量歷史實踐，從中找出帶有普遍意義的規(guī)律，涵蓋面越廣，能解釋的問題越多，就越高明；
二是根據這一規(guī)律多少能做點預測；
三是進一步提出可以做主觀努力的方向。她強調，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東西無不與實踐相聯(lián)系，理論脫離實際，便只能在大學里自我循環(huán)。52

　　理論有不同的類型，方法亦然。近年來許多學者開始強調要加強對“科學理論”的認識和“科學方法”的訓練。例如閻學通指出，宗教理論、哲學理論和規(guī)范性政治理論不需要證實，科學理論則要求其標準和概念可客觀衡量，研究和推理過程可公開檢驗的，描述的規(guī)律在一定條件下可以重復�？茖W理論研究的目的是發(fā)現(xiàn)規(guī)律，解釋現(xiàn)象，預測未來。53科學理論需要用科學方法來構建，這在程序上至少要包括發(fā)現(xiàn)問題、提出假設、概念操作化、實證檢驗、得出結論幾個環(huán)節(jié)。他認為，在不排斥哲學理論和規(guī)范政治理論的同時，應加強科學方法的訓練和運用。54張睿壯也指出，中國社會科學落后的一個主要原因就在于方法論的落后。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缺陷在于：缺乏方法論的自覺性；
缺乏對概念定義的明確化和操作化；
研究問題宏觀有余而微觀不足；
缺乏因果邏輯的嚴密性。55

　　在檢討方法論的同時，還有人進一步提出了本體論思考的問題。例如袁正清認為，本體論是學科成立的前提。他通過比較建構主義在本體論和方法論上與主流理論的區(qū)別，得出結論認為，本體論的差異會影響方法論的取舍，科學方法和人文方法的爭論實際上反映的是本體論上的差異。因此在思考方法論時需要有本體論的觀照。56李義虎也就此作了專門論述。他指出，我們對方法論的重視超過了本體論。這是一個需要糾正的現(xiàn)象。本體論關系到國際關系的存在形式是什么的基本問題，也關系到國際關系理論的基本內核是什么的本原性課題。中國人應該去闡釋國際關系的“體”是什么，并進而創(chuàng)造自己的基本概念、話語和邏輯，只有這樣才可能打破西方或美國的“話語霸權”或“文化霸權”，與西方理論進行平等的對話與交流�！爸挥性诒倔w論上取得突破，才能建構起中國學派”。57

　　看來，討論正在走向深入。在厘清一些基本問題之后，人們開始尋找理論建設的突破口。哪些概念、命題有可能經過發(fā)展成為我們的理論基石？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問題是什么？成為近來眾多學者思考的重點，他們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而且都表現(xiàn)出一種強烈的“問題意識”。

　　王逸舟指出，冷戰(zhàn)結束之后，各主要國家都在根據形勢的變化進行自我調整和變革，為新世紀做各種謀劃及準備。只有系統(tǒng)深刻而不是簡單化、情緒化地對這種范圍廣泛的“外交轉型”中的許多具體、突出的問題加以梳理和說明，在理論層次上深掘下去，“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學說才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動員的口號。58

　　梁守德提出以“權利政治”為主題構筑中國國際關系理論。他認為，必須在國情與世情（世界形勢）的集合上鑄造中國國家特色。世界最大的世情是各國日益增長的和平與發(fā)展的需要同國際經濟政治舊秩序之間的矛盾，而中國的國情集中到一點就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兩大主要矛盾有相似之處，主要任務相同。從這個匯合點出發(fā)，中國國際政治理論的“特色創(chuàng)新”，應以“權利”為新視角和新主題。權利政治在冷戰(zhàn)后已上升為主要地位。權利（人權、民族自決權、國家主權和“球權”）是人類的共同要求，是合法的權力和利益。如果說權力政治是現(xiàn)實主義的核心，權利政治則是理想同現(xiàn)實的結合，是合理合法的力量政治，因此把握“權利政治”的內容和實質是“中國化”的關鍵。59

　　秦亞青也曾指出，國際政治有“從權力政治走向權利政治”的趨勢。60梅然認為應加強對國際秩序的正義性等問題的規(guī)范性研究，這與“權利政治”也有相通之處。梅然還指出，建立“中國學派”，最重要的是獨立地提出問題。尤其是對中國外交和對外關系的研究，中國學者絕對有可能享有最高學術權威，在中國的崛起成為一個焦點的今天，該領域的深入研究必然會引起國際范圍內的極大關注。61

　　要建立“中國學派”，顯然必須加強對共有知識、即共同構建和承認的概念、術語和話語體系的積累。同樣，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現(xiàn)有成果和研究基礎，也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對此，李義虎提出了一個具體構想。他認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國際格局的概念和理論反映了中國式的現(xiàn)實主義傾向和理性主義邏輯，為認識國際關系的本質和特征提供了某種便利。中國的國際格局理論具有“中國學派”的特征：（1）大量使用有自己特色和語境限制的現(xiàn)實主義概念，如國際格局、多極化和兩極化，它們與時代、主題、基本矛盾、力量對比和綜合國力等概念共同構成了中國學派的理論范疇和特殊話語體系，盡管這更多地局限于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的范疇。（2）我們的理論偏重于與外交政策的聯(lián)系，有將外交政策理論取代國際關系理論或者將二者混淆起來的傾向。（3）國際格局理論所具有的現(xiàn)實主義特征，使之關注宏觀問題而忽視微觀問題。（4）國際格局理論強調格局發(fā)展的不平衡或動態(tài)平衡，這與西方現(xiàn)實主義把結構視為靜態(tài)的觀點有很大區(qū)別，如能充分挖掘可以發(fā)揮其優(yōu)勢。（5）國際格局理論強調基本矛盾對國際格局的決定意義，這也是西方理論所沒有的�？傊�，我們的國際格局理論既有自己的特點，也有許多局限，如能吸收各家之長加以發(fā)展和完善，是建構“中國學派”的一個很好的視角。62

　　時殷弘教授認為，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必須圍繞對中國有重大意義的“問題”展開。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化”的根本方向，是下列三者的有機結合：一是“中國問題”、中國價值取向、中國情感甚或部分的“中國話語”；
二是世界各項基本潮流和中國的健全發(fā)展方向；
三是對西方理論思想的廣泛學習和有選擇的借鑒。就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界的現(xiàn)狀而言，尤其需要強調以“中國問題”為主，同時對適宜相關問題研究的各種現(xiàn)有國際關系理論富有內在邏輯地、有所側重和有所限度地兼容并蓄。在他看來，這個道理對于研究實際問題和構建理論本身都是適用的。63

　　秦亞青更是將能否確定理論的“核心問題”與“中國學派”的產生直接聯(lián)系起來，提出了一些極有價值的見解。他在一篇題為《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問題與中國學派的生成》的文章中指出：社會科學的理論學派可以產生于局部的傳統(tǒng)和經驗，所以在不同社會文化中能夠出現(xiàn)不同的國際關系理論或理論學派，但理論學派也需要符合通則性標準，不僅能夠解釋局部范疇的社會現(xiàn)象，也能解釋世界范疇的國際社會現(xiàn)象。生成這種國際關系理論學派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理論的核心問題。美國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問題是霸權護持，而英國學派的核心問題是國際社會的形成與發(fā)展。英美理論的發(fā)展歷程表明，國際政治的核心問題主導著研究議程。中國國際關系學要想產生重要的理論學派，必須建構理論的核心問題。如果理論的核心問題符合三個條件（它是獨特的、具有學理意義并具有前瞻性），就有可能建立原創(chuàng)性的理論。按照這三個標準，他認為“中國和平融入國際社會”是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將這個問題理論化，就是將一個上升的世界性社會主義大國和平社會化的過程理論化。中國是否可以和平融入，什么條件可以促成和平融入，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對于中國具有什么含義等與這一核心問題有關的具體問題，應成為中國國際關系研究議程的重要部分。他認為，和平融入國際社會實際上是中國學者日益意識到的經驗性問題，但我們尚未有意識地去考慮國際政治研究的核心問題及其與學派建立的關系。有了對核心問題的自覺，才能有理論的目的性自覺，這是建立中國學派的必要條件。64

　　五、幾點評論與思考

　　時至今日，我們仍然不能說圍繞國際關系研究“中國化”問題的討論已經塵埃落定。事實上，無論人們采用何種標簽，無論對中國國際政治學的發(fā)展目標和理論途徑有著怎樣的歧見，都無法回避這場討論所觸及的一個基本問題：中國的國際關系學者是否應該、更重要的是如何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在這塊學術園地里澆灌出自己所心儀、同時也為世人所欣羨的花朵，為中國的富強提供智力支持，為世界的和平與發(fā)展貢獻中國人的思想與智慧？國際關系研究的“中國化”是一個永遠不會有終點的過程，因為我們總會面臨國際政治實踐中不斷出現(xiàn)的新問題和新現(xiàn)象，也始終必須面對世界各國學者就此所提出的各種新理論和新觀點。

　　交流與爭鳴是學術進步的動力。圍繞“中國特色”這個議題所展開的討論，對于促進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的自我反省，思考和厘清借鑒與融合、繼承與發(fā)展、古今與中外、理論與實踐、求真與致用等等之間的關系，檢視已有的成績和存在的缺陷，明確努力的方向，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中國國際關系的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能夠發(fā)展到今天這個水平，過去近20年來幾代學者圍繞這個議題所提供的思考和建議，厥功至偉。正因為如此，筆者將這場討論視為當代中國國際關系學術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一個值得回顧、總結并不斷“續(xù)寫”的重要篇章。

　　從討論的進程看，中國學者的理論水平在逐步提高，研究的深度、廣度、規(guī)范性和科學性都在不斷增強。但毋庸諱言，在討論的早期階段，有些看法還比較粗淺，甚至難免還帶有意識形態(tài)影響的痕跡，套話、“官腔”比較多，“看上去很美”，政治上也很正確，內容卻比較空泛，缺少新意。辯證地看問題自然不錯，但這不能成為含糊其辭的理由，“既要”如何，“又要”如何，但重點、難點、輕重緩急究竟是什么，并不清楚。試圖左右逢源，面面俱到，卻讓人抓不住要領，遑論“狠抓落實”。當然，這是有客觀原因的。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曾經長期受到左傾思潮的干擾，與外界的聯(lián)系、對國外學術狀況的了解一度也非常有限。在重新起步之初，有這樣一些問題也不難理解。相比之下，今天的進步不可謂不大。

　　但筆者也感有許多問題仍有進一步思考的余地，尤其是一些與“中國化”的目的和途徑有關的問題。在此姑且以幾組關系為線索，做一點粗淺的評論和思考。

　　1、“中國問題”與“全球意識”。

　　討論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比較強調前一方面，對后者似乎缺乏充分的思考。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必須關注中國自身面臨的問題，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理論家們所提出的問題，有的具有普遍性，更多的則與有關國家自身的處境、需求有關，而非西方世界的處境和需求經常并不在西方理論家的視野之內。因此別人關注的問題有時未必就是我們應該的關注問題�！爸袊�化”的題中之議，就是使外來理論與本土資源都服務于解決中國面臨的現(xiàn)實問題這個目的。65但理論家除了立足于本國的利益與需求，還必須站在人類生存和發(fā)展的高度。中國問題、中國經驗、中國價值還必須與人類共同的問題、經驗與價值結合起來。

　　這種全球意識或世界眼光，在今天已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自近代以來就一直是個大問題。如今我們不僅早已擺脫被動挨打的處境，更因為迅速崛起而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那么，心態(tài)、抱負、氣度、眼界應該是大不一樣了。中國是世界的中國，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的組成部分，對外部世界、外來因素似乎也無需過多心存疑慮了。但關于“中國化”問題的有些議論，似乎仍然隱含著某種根深蒂固的“文化本位”意識，未脫傳統(tǒng)“中體西用”的窠臼，盡管那個能夠以不變應萬變的“體”在今天究竟是什么，恐怕沒有人能夠說得清。70年前就有人指出，“我們正可以不必替‘中國本位’擔憂。我們肯往前看的人，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如果我們的老文化里真有無價之寶，禁得起外來勢力的洗滌沖擊的，那一部分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發(fā)揚光大的”。66

　　另一方面，崛起中的大國，意氣風發(fā)自不待言，但我們的理論追求在強調自我關照的同時，可否多一點與大國地位相稱的普世情懷？我國要全面融入國際社會，走的是和平發(fā)展的道路，能否成功并不僅僅取決于自己的愿望，甚至也不單憑物質力量，還需要有世界眼光和國際威望。當我們看到相當一部分國民仍在為世界各地發(fā)生的恐怖事件喝彩的時候，是不是應該思考一下：今日的中國人應該具有怎樣的“世界觀”？“我們要做怎樣的大國？”

　　有學者尖銳地指出，如果每個國家的國際關系理論都完全基于本國利益的立場來立論，那么理論之間如何進行“科學”對話？如果理論完全受控于“身份”和“立場”，豈不成了各自主觀愿望的言說？國際關系不能被共同的價值、規(guī)則、法律所規(guī)范，而只是一個世界、各自表述乃至互不相容，這正是世界各種問題的癥結所在。中國學者要關注的，不僅僅是“研發(fā)”出種種“中國制造”，還應當意識到，自己是在與全世界的學術同行一道共同參與新的世界政治文明的塑造。我們一直反對作為西方文化霸權產物的中西二元對立模式，但某些學者對于“中國學派”的訴求，是不是也隱含著某種中西二元對立的立論模式？其實中西觀念、中西思維方法并非是簡單的二元對立關系，也并不存在一個均質化的“西方理論”或“美國理論”。國際關系理論的“國家性”只是在某種程度上存在，并非是一個全面的真實概念，更非絕對的指引�！跋乱淮�”國際關系理論集群應是更廣泛的人類智慧的結合，是個人價值與人類價值對國家價值的奮力超越。67

　　政治思想與政治理論關乎價值，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國際政治學者似乎特別忌諱正面談論“價值”，以為這樣便有忽視利益、罔顧現(xiàn)實之嫌。與國外同行甚至本國某些學科領域相比，對世界政治的倫理探究在我國國際關系學界近乎空白，絕非偶然。其實，正如王緝思所言，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深處就始終有一種價值取向，有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只有當我們自己的主流價值體系完善清晰之后，才談得上建立某種具有普遍意義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體系。68梅然也指出，國際政治學是關于人類福祉和命運的學科，它絕不應缺乏一份道德關懷，而且這份關懷也不乏實際意義，有了它才可以更好地評判現(xiàn)實。69

　　王逸舟也曾提出，要研究國際社會與國際道義問題，國際社會不是一個虛無的東西，它也是一個活生生的“社會”，有自己的文化與價值，有獨特的利益與追求。國際共同體并未根本擺脫舊的困惑：一方面，它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看重國際社會的群體價值及其道義標準；
但另一方面，舊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并未銷聲匿跡，從而使國際道義的權威性合法性受到質疑。我們以往對這些問題的重視和研究都不太夠。中國學者應更多地關注這一困惑的內涵，不僅要在理論上深入思考諸如“霸道”與“王道”，國際道義的源泉，國際社會的本質、趨勢與價值基礎等問題，還要聯(lián)系我國對外關系實踐，探討與國際社會和國際道義相關的戰(zhàn)略策略問題，思考中國作為不斷壯大的國家，對人類和平與繁榮應當有什么新貢獻，在保障本國發(fā)展的第一位需要與改造舊的國際關系的全球性呼吁之間，我們有什么樣的選擇余地。70

　　應該看到，我們的許多理論主張，盡管不乏國際主義、人類和平、世界正義之類的寬泛議論和對現(xiàn)行秩序的批判，但往往流于表面化，基本上不太關心本國以外的、涉及全球事務的那些需要做出價值判斷和倫理選擇的問題，缺乏真正的人文精神和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有些學者提出要研究“權利政治”，實際上就是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這個問題。強調權利政治，反對強權政治，當然不能滿足于簡單的道德批判。國際關系的實踐倫理，其核心就是面對各種道德困境時的選擇問題，而這方面的認識對各國的政策取向有直接影響。因此倫理思考并不只是一個抽象的道德哲學問題，也是個實踐問題。面對各種具體國際問題，中國不但需要進行攸關利弊的政治權衡，也需要做出涉及是非的倫理判斷。如果只講前者，“負責任”的大國形象與“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從何談起？

　　總之，我們在看到“中國化”的必要性并為之努力的同時，仍然要謹防與世界政治的基本潮流和中國和平融入國際社會的基本目標流背道而馳的狹隘民族主義與本土意識。

　　2、政策關注與科學精神。

　　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往往帶有強烈的政策取向，這與美國相比其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討論“中國化”問題時，人們大多強調為現(xiàn)實服務，而對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和客觀性談得不多。“學以致用”沒什么不對，但有“學”才有“用”，政策關注與現(xiàn)實功用必須與科學精神結合起來，堅持學術獨立，重視科學方法。理論研究如果不顧學術規(guī)范，不講學術標準，甚至淪為政治的附庸與政策的注腳，所謂關注現(xiàn)實、服務社會就是一句空話，要建立“理論體系”，也是欲速則不達。有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以我國的國情，照理說中國學者應對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有較大的貢獻。然而，當今具有世界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卻主要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及拉美地區(qū)的某些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學者迄今并未提出有世界性學術影響的理論。這是不是說明我們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tài)度還存在著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弊病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們在反復強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于理論建設的指導作用的同時，是不是還應該把“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門學問”而不是某種門面，來認真加以研究呢？

　　理論創(chuàng)新并非易事�？夏崴�？華爾茲曾經表示，國際政治研究最令人沮喪的特點之一是，做了許多工作之后只得出一點點有解釋力的成果。有的西方學者甚至感到，盡管有諸如斯賓諾莎、盧梭、康德、克勞塞維茨等知識巨人的研究，“我們今天對國際沖突的理解并不比公元前400年的修昔底德高明多少�！�71這既說明理論創(chuàng)新之難，也說明任何理論都有局限性。

　　科學理論和闡釋性理論，科學-實證主義與傳統(tǒng)-人文主義，各有其作用范圍與合理性，各擅勝長，相得益彰，本不宜厚此薄彼。但我們對后者重視不夠，故需特別強調。許多學者所強調的“科學理論”標準在西方社會科學研究中早有定說，只是我們過去不大在意。我們對理論的理解有時的確過于寬泛、乃至于含混。雖然不能說只有符合科學實證主義標準的東西才算理論，但用不同的方法所建立的理論，其性質與功能的確有所不同，或長于解釋，或重在規(guī)范，或不過是打著理論旗號、帶有很強目的性和現(xiàn)實政治指向的政策建議或“主張”，不能混為一談。要緊的是對自己采用的方法、建立的理論屬于何種性質有自知之明。

　　筆者完全同意中國的理論研究要注重本體論思考的觀點。要建立自成一體的理論，當然需要有本體論的支撐，西方幾大理論流派都有自己獨特的本體論。在人類思想史上，本體論的創(chuàng)新往往意味著革命性的理論變革。正因為如此，“本體論革命”恰恰又是最困難的事情，因此我也感到這是一種相當高的要求，主要是著眼于建立自身理論體系的長遠目標。社會科學研究的一般規(guī)律表明，方法論的革新雖然未必能導致嶄新的理論體系，但同樣可以極大地推進學術進展。一般情況下，包括國際關系的理論、歷史和當代問題研究在內的學術創(chuàng)新，不外方法、視角、觀點或材料的創(chuàng)新。就學術個體的一項具體研究而言，能夠在其中任何一個方面有所突破已屬難能可貴。一些學位論文（出于學術體制方面的原因）常常自稱有五、六項甚至十幾項創(chuàng)新之處，這在筆者看來簡直匪夷所思。

　　因此在肯定本體論思考的根本意義的同時，筆者感到仍有必要強調方法論，甚至不是強調哲學意義上的方法論，而是從事具體研究的方法論意識和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的訓練。理由是：我們在這方面事實上依然很薄弱，而這方面的問題通過努力又是可以逐步解決的。根據人們所作的調查評估，我們尚未擺脫對描述、比較、綜合等傳統(tǒng)方法的依賴，很少使用定量分析、博弈分析、層次分析和系統(tǒng)分析等科學方法。72福特基金會的一份研究報告也認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最大弱點是缺乏科學方法。73總之，我們應該對自身的長短有一個客觀的認識，從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實事求是，本身就是一種科學精神。

　　但這是不是說我們對傳統(tǒng)方法的運用已經駕輕就熟，沒有改進的余地了呢？也不見得。傳統(tǒng)方法主要指人文主義的方法，傳統(tǒng)理論大多帶有規(guī)范性質。我們在多數情況下使用的也是傳統(tǒng)方法，但通常并不自覺，在許多論著中常�？床坏綒v史的經緯與哲學的精神，而這恰恰是傳統(tǒng)主義的基本養(yǎng)料和思想精髓。事實上，許多最著名的國際政治理論家和思想家都把歷史研究作為自己思想形成的出發(fā)點或理論詮釋的基礎。74如果“歷史隱匿了，特性消失了，是非沒有了，思辨能力退化了”75，那么傳統(tǒng)方法還剩下什么呢？

　　于是出現(xiàn)一個頗為奇特的局面：一方面，許多人雖然熱衷于“宏大敘事”，以構筑“大理論”為己任，卻不僅視歷史研究為小道，更對一些富于哲理和思辨色彩的議題不感興趣，缺乏對一些“形而上”的根本問題的思考；
另一方面，我們雖然講求實用，卻又不愿對一些“形而下”的具體問題作精益求精的實證研究。這種“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兩頭不靠的狀態(tài)究竟原因何在？在我看來，與前一個問題一樣，仍然是社會轉型和經濟大潮下的信念失落與價值錯位，是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擠壓了價值關懷和人文精神的空間。有位哲學教授戲言，國際政治學在我國是最“缺德”的學科，我們最需要的不是理論家，而是思想家。我覺得有點道理。沒有政治哲學、歷史哲學和道德哲學的支撐，宏觀理論“體系”也是立不起來的。如果自由主義、現(xiàn)實主義沒有自己的價值體系與哲學基礎，能夠歷久彌新，傳承數百年嗎？

　　總之，“人文精神要融入社會科學研究，科學方法要以人文精神為基底�！�76國際關系研究“既要解釋也要理解”。77在承認科學方法論方面的欠缺并努力彌補的同時，還必須謹記，從根本上講，對于社會政治現(xiàn)象，只有把通過各種研究途徑所獲得的知識或道理聯(lián)系起來，方能獲得系統(tǒng)透徹的理解。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當然可以說，國際關系理論是廣義的，是關于國際關系的理論思想或理論性思維，是一類“廣義的抽象經驗和理論化”。78

　　3、國際政治學與相關學科。

　　陳樂民先生曾指出，國際政治學連著文、史、哲、經，若要走出時事描述性和闡釋性層次，上升到理論思辨的層次，是非走跨學科的道路不可。79在討論中，很多人都指出了學科交叉對于產生新的理論生長點的必要性。最近有些學者還就此作了一些具體探討。80但要真正做好這方面的工作，還必須改進現(xiàn)行的學科體系與教學體制。目前我們的國際政治學不僅與經濟學不相干，與政治學通常也是分家的。嚴重的條塊分割和相互封閉，造成了研究者知識結構的很大局限。81

　　學科之間的聯(lián)系大體有這樣幾個層次：一是國際政治學科范圍內的理論、歷史與現(xiàn)狀研究的聯(lián)系。約瑟夫？奈指出，單靠理論或歷史（包括相當一部分內容屬于當代史范圍的所謂“現(xiàn)狀”）都不足以解釋問題，必須“往返于理論和歷史之間”。所以他將自己的一本書徑直題為《理解國際沖突：理論與歷史》；
二是政治學一級學科范圍內的國際政治學與政治理論、政治制度、比較政治等子學科之間的聯(lián)系；
三是跨越學科門類與經濟學、法學、社會學、哲學與倫理學等學科之間的聯(lián)系。內容如此廣泛，當然要有個輕重緩急。許多學者都強調首先要加強對政治學基礎學科以及國際政治本身的理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這是很有道理的，因為這有助于夯實國際政治研究的學科基礎。

　　例如王緝思指出，國際關系研究使用的概念其實大多是政治學的概念，如利益、價值觀、權力、意識形態(tài)等等，但我們的國際關系理論沒有建立在政治學研究基礎之上，缺少了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學、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學研究的一般方法論等內容，國別研究和地區(qū)研究也很不發(fā)達。只有先打好基礎，才有可能去建立和完善一套理論體系。82馮紹雷也指出，政治思想史之于國際歷史發(fā)展的影響，在某些情況下要遠勝于“現(xiàn)實主義”、“理想主義”一類范疇對于國際關系本身的影響。深入研究與把握政治思想史與國際關系實踐之間的互動，是國際政治研究的當務之急。83

　　對政治思想史和國際關系理論思想史的了解，有助于理解一些基本問題。例如，面對各種新舊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思想史的觀照就有助于正本清源，弄清楚“主義”的由來、流變與言說對象，避免張冠李戴。再如，人們對米爾斯海默的理論評價不一，或抬得很高，封為“大師”、“泰斗”；
或貶得很低，以為不過是冷戰(zhàn)后美國新保守主義對外政策的注腳。對于進攻性現(xiàn)實主義，確如一些評論者所言，存在某些“誤讀”的現(xiàn)象。以我們的思維方式，習慣認為學術、理論必然是（直接）為現(xiàn)實政治服務的，這就難免夸大米氏理論與美國政策的關聯(lián)。但我以為，更大的誤讀不是對進攻性現(xiàn)實主義的誤讀，而是對經典現(xiàn)實主義的誤讀。如果將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有選擇地簡化為少數幾條命題（米氏本人就是如此），忽略甚至有意剔除其中的許多重要方面，那么“超越”自然很容易。如果認真研究一番現(xiàn)實主義思想的發(fā)展史，便不難發(fā)現(xiàn)，在現(xiàn)實主義本身的框架內，要實現(xiàn)重大的創(chuàng)新與超越其實是相當困難的。

　　4、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

　　宏觀有余而微觀不足，這是許多人對研究現(xiàn)狀的看法。從討論中也不難看出，人們談論較多的還是宏觀問題。我們的宏觀認識（而非宏觀理論）的確有較高水平，能夠較準確地把握國際關系的主要特點和發(fā)展趨勢，但忽略中觀和微觀研究，問題解決能力不強。泛泛而談，“大題小做”，主觀臆測，缺乏實證基礎的東西還比較多，理論與實踐兩張皮的問題也很明顯。

　　所謂微觀研究，強調的是方法的謹嚴和研究的精深，“小題大做”，旨在以小見大，并非眼界狹窄之謂。有學者指出，我們的思維方式多數還是宏觀思維，研究的問題太寬泛而缺乏具體內容，例如時代主題、歷史潮流、戰(zhàn)略格局、美國全球戰(zhàn)略，等等。而國外許多研究做的是具體而微的課題，把一個問題或一個局部搞深搞透，然后見微知著，推而廣之。這樣得到的普遍結論就有堅實的根據，不但對宏觀戰(zhàn)略而且對具體戰(zhàn)術的制定都有極大的參考價值。84事實上，幾乎所有當代國際關系理論大家，都曾在國際關系的歷史研究、地區(qū)研究、國別外交、國際法與國際組織、戰(zhàn)略與安全或者國際金融、貿易等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具體問題領域做過專門的實證研究，甚至是某些領域的行家�？�爾、巴特菲爾德、摩根索、華爾茲、多伊奇、金德爾伯格、吉爾平、基歐漢、福爾克、布贊，等等，莫不如此，更不要說基辛格、凱南等現(xiàn)實主義的思想家兼實干家了。

　　因此筆者認為，對大多數中國學者來說，當務之急不是研究和構筑總體理論，而是借鑒、運用和發(fā)展中層和微觀層次上的局部理論，運用現(xiàn)有理論去分析歷史和現(xiàn)實問題，這既可印證理論的描述、解釋和預測功能，反過來也可豐富、深化理論的內容。盡管相對于“求真”而言，中國學者更強調“致用”。但正如周桂銀所指出的，一些研究者耗費了畢生精力“跟蹤國際時事”，從事“對策研究”，但這方面的大多數成就，不過是無數前后不一甚至互相矛盾的時事綜述、分析和雜談，有的甚至淪為新聞報道和輿論宣傳。原因之一，就是理論方法的缺失，即基本上不能自覺地將適切的理論范式或分析框架貫穿于案例分析。85相對于宏觀理論而言，諸如博弈論、決策論、威懾論，以及強制外交、談判、危機處理、軍備競賽等方面的較為成熟的局部或微觀理論，恰恰比較“實”，更具問題針對性和“可操作性”，解釋力和預測力也相對較強，可以滿足一些實際需要。其可驗證與證偽性也表明它們其實更符合科學理論的標準。事實上，我國在外交實踐中行之有效的理論有相當一部分也屬于這個層次，需要做的是使之更加理論化、系統(tǒng)化。我們過去不大看得上這些“技術性”比較強的東西，總以為西方這類理論和借此所作的一些精細的個案分析是玩弄概念或數字游戲。過于迷信模型、量化的傾向確實存在，但理論與實踐結合得很好的例子也所在多有。何況總體論與局部論是相輔相成的。沒有“小理論”，何來“大理論”？現(xiàn)實主義理論如果只有幾條干巴巴的原則，沒有均勢、地緣戰(zhàn)略、體系結構、安全困境等不同層次的局部理論作為支撐，恐怕也稱不上什么系統(tǒng)的理論。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整體水平的提高和真正的“中國化”，有賴于多元化發(fā)展基礎上的相互交流與相互促進。要有整體意義上“中國學派”和“中國特色”，首先需要各個研究機構、研究群體發(fā)揮自己的優(yōu)勢，形成自身的“特色”甚或“學派”。不同層次的適度規(guī)劃與政策協(xié)調是必要的。但學術研究有自身的規(guī)律，知識的生產說到底要靠發(fā)揮個體的積極性與能動性。學者需要有“獨立之精神”。社會科學研究的理想境界，在“求真”與“致用”的統(tǒng)一。有關研究“假如對當前政策有參考價值，應是其結果而不是出發(fā)點”。86因此，必須謹防以主觀意志為轉移，嚴重脫離實際的“計劃學術”，謹防眼高手低、好高騖遠的“學術大躍進”，力戒極端功利主義和庸俗實用主義。經驗早已證明，任何清一色、大一統(tǒng)的學術格局和研究模式都不可能培養(yǎng)出充滿活力的研究隊伍，也不可能產生在學術史上站得住的“學派”�！爸袊�特色”、“中國學派”只能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它有賴于學術環(huán)境的民主與多元，有賴于具有自身特色與個性的學術群體與個體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萬丈高樓起于平地，歸根結底，還是得遵循學術研究的規(guī)律，從扎扎實實的具體工作做起。只有這樣，“中國特色”、“中國學派”才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注釋」

　　1需要說明的是，雖然作者力求忠實、客觀地描述討論的過程和學者們表達的主要觀點，為此不惜用較大篇幅引述大家的見解，但由于論題所涉及的時間跨度較大，內容廣泛，文獻豐富，且有關討論仍然處于“進行時”，個人的閱讀范圍、認識水平均有限，概括容有不周，理解未必準確，評價更未必中肯。不當之處，請大家批評。此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本文涉及眾多學術前輩和同行，按照通行的學術規(guī)范并為簡潔起見，文中所提到的學者姓名一般不加任何頭銜。

　　2梁守德：“中國國際政治學理論建設的探索”，《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2期。

　　3至于在“中國化”方面所取得的實際成績，限于本文的主旨和篇幅在此無法詳說，相信本書其他部分會涉及。

　　4王繩祖：“略論均勢原則在近代歐洲史上的作用”，《南京大學學報》1979年第3期。

　　5倪世雄、馮紹雷、金應忠著《世紀紀風云的產兒——當代國際關系理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174頁。

　　6有人指出，六十年代初就曾在小范圍內提出過類似目標（見張歷歷、揚闖、周啟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學》，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第288頁）。由于國內形勢的變化，其結果當然是無疾而終。

　　7倪世雄等將我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歷程分為三個階段，主要依據就是研究重點和目標的變化。此處參考了這種劃分。見倪世雄等著：《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第486-489頁。

　　8例如，王建偉等：“努力創(chuàng)建我國自己的國際關系理論體系”，《世界經濟與政治內參》1986年第9期；
林志敏：“論國際關系理論的兩個優(yōu)先課題”，《世界經濟與政治內參》1988年第8期；
石林：“關于創(chuàng)建國際關系理論體系的基點看法”，《世界經濟與政治內參》1989年第5期；
李石生：“馬克思主義對國際關系理論的貢獻與發(fā)展”，《外交學院學報》1992年第1期；
李石生：“關于創(chuàng)建國際關系理論體系的基本構想”；
袁明：“西方國際關系研究在中國：回顧與思考”；
章亞航：“如何創(chuàng)建我國的國際政治學”，均見梁守德主編：《國際政治論集》，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

　　9李石生：“關于國際關系學教研的思考：《國際關系學探索文集》前言”，《國際政治研究》2003年第4期。

　　10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引論，第4頁。

　　11上海市國際關系學會編：《國際關系理論初探》，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65-67頁。

　　12倪世雄、馮紹雷、金應忠著《世紀紀風云的產兒》，第172-174頁。

　　13袁明主編：《跨世紀的挑戰(zhàn)：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的發(fā)展》，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前言，第18-19頁。

　　14渡邊昭夫：“西方國際關系學說在東亞：日本的經驗”，見袁明主編：《跨世紀的挑戰(zhàn)》，第241-242頁。

　　15何方：“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世界經濟與政治》1992年第1期。

　　16袁明主編：《跨世紀的挑戰(zhàn)》，前言，第7、10頁。

　　17“國際關系討論會紀要”（非雨供稿），《歐洲》1993年第4期，第86頁。

　　18王逸舟：“當代國際關系研究的若干問題”，《歐洲》1993年第5期，第6頁。

　　19任曉：《理論與國際關系理論：一些思考》《歐洲》2000年第4期。

　　20王聯(lián)：“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學術討論會綜述”，《國際政治研究》1994年第3期。

　　21朱峰：“‘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國際政治研究》1995年第1期；
還可參見梁守德：“國際政治學在中國：再談國際政治學理論的‘中國特色’”，《國際政治》1997年第1期。

　　22梁守德：“國際政治學在中國：再談國際政治學理論的‘中國特色’”。

　　23倪世雄等著：《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第498頁；
另見梁守德、洪銀嫻：《國際政治學概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6頁。

　　24梁守德：“關于在國外交學的中國特色的探討”，《外交學院學報》1993年第4期：“試論中國國際政治學的中國特色”，《國際政治研究》1994年第1期：“中國國際政治學理論建設的探索”，《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2期；
梁守德、洪銀嫻：《國際政治學概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6.

　　25梁守德：“中國國際政治學理論建設的探索”，《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2期：“特色創(chuàng)新：理論的內在規(guī)律性”，《國際政治》2005年第2期。

　　26倪世雄等著：《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第505頁。

　　27資中筠：“國際政治理論探索在中國”，《國際經濟評論》1998年11-12.

　　28梅然：“該不該有國際政治理論的中國學派？——兼評美國的國際政治理論”，《國際問題研究》2000年第1期。

　　29梁守德：“中國國際政治學理論建設的探索”，《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2期；
孫君建、孫遜：“創(chuàng)建中國理論；
突出中國特色”，《國際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

　　30同上。

　　31郭樹勇：“全國國際關系理論研討會在上海交大隆重舉行”。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706.

　　32孫君建、孫遜：“創(chuàng)建中國理論；
突出中國特色”，《國際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
陳岳：“對建立中國國際政治學理論體系的思考”，《教學與研究》2005年第4期。

　　33任羽中、吳浩：“有了‘規(guī)范’和‘深奧研究’，才有學科的‘成熟’”，《國際政治研究》2005年第2期。

　　34倪世雄、馮紹雷、金應忠著《世紀紀風云的產兒》，第228-230頁。

　　35沐刃（大概是梁守德先生的筆名）：“關于國際政治學的中國特色和研究對象的探討”，《國際政治研究》1991年第4期。另見梁守德、洪銀嫻：《國際政治學概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頁。

　　36梁守德、洪銀嫻：《國際政治學概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年版，第40-46頁；
梁守德：“國際政治學在中國：再談國際政治學理論的‘中國特色’”，《國際政治》1997年第1期。

　　37倪世雄等著：《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第489－490頁。

　　38馮特君、宋新寧：《國際政治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版，第36-37頁。

　　39梁守德：“中國國際政治學理論建設的探索”，《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2期。

　　40上海市國際關系學會編：《國際關系理論初探》，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頁。

　　41梁守德、洪銀嫻：《國際政治學概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0頁。

　　42何方：“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世界經濟與政治》1992年第1期；
何方：“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化和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見袁明主編：《跨世紀的挑戰(zhàn)》，第14-21頁。

　　43袁明：“‘全球化’與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國際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

　　44任羽中、吳浩：“有了‘規(guī)范’和‘深奧研究’，才有學科的‘成熟’”，《國際政治研究》2005年第2期；
袁明、張小明、李�。骸按┬性诶碚摗�歷史與現(xiàn)實之間——一個學生與兩位老師的電子通信”，《國際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

　　45“加強理論研究、繁榮學科建設——記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建設研討會”，《外交學院學報》2004年第6期。

　　46孫君建、孫遜：“創(chuàng)建中國理論；
突出中國特色——‘中國國際政治學理論建設’研討會綜述”，《國際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

　　47王勇：“試論建立國際關系理論的實證方法——兼論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特色’”，《國際政治研究》1994年第4期；

　　48李石生：“關于國際關系教研的思考”，《國際政治研究》2003年第4期。

　　49較早的討論見王勇：“試論建立國際關系理論的實證方法”，《國際政治研究》1994年第4期；
此外還可參見張睿壯：“我國國際關系學科發(fā)展存在的若干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5期；
最近一組專題討論見秦亞青、閻學通、張文木、時殷弘、馮紹雷：“國際關系研究方法論筆談”，《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此外任東來還從研究論文的寫作這個具體問題入手討論了學術創(chuàng)新與學術規(guī)范問題，見任東來：“國際問題研究論文的內在形式與外在要求”，《國際觀察》2004年第3期。

　　50袁明：“西方國際關系研究在中國：回顧與思考”，見袁明主編：《跨世紀的挑戰(zhàn)》，第260頁。

　　51任曉：《理論與國際關系理論：一些思考》《歐洲》2000年第4期。

　　52資中筠：“理論創(chuàng)新從研究新問題中來”，《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3期：“我看國際關系理論”，《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5期。

　　53閻學通：“國際關系理論與大國關系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5期。

　　54閻學通：“科學方法與國際關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55張睿壯：“與發(fā)達國家對比中看中國國際關系研究中的差距”，《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1期。

　　56袁正清：“國際關系研究方法論的探討需要本體論的觀照——來自建構主義理論的啟示”，《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1期。

　　57李義虎：“關于國際關系理論的本體論問題——從西方理論到中國理論”，《國際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

　　58詳見王逸舟：“面向新世紀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若干思考與建議”，《世界經濟與政治》1999年第4期。

　　59梁守德：“中國國際政治學理論建設的探索”，《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2期：“特色創(chuàng)新：理論的內在規(guī)律性”，《國際政治》2005年第2期。

　　60秦亞青：“從權利政治走向權利政治”，《世界政治與經濟》2004年第5期。

　　61梅然：“該不該有國際政治理論的中國學派？”，《國際問題研究》2001年第1期。

　　62李義虎：“國際格局研究的現(xiàn)實主義取向和‘中國學派’”，《國際政治研究》2004年第2期。

　　63時殷弘：“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與評判的若干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64秦亞青：“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問題與中國學派的生成”，《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

　　65詳見石斌：“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式探索的幾個基本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5期。

　　66胡適：“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1935年3月31日，載《獨立評論》第145號。

　　67莊禮偉：“公共領域、價值論爭與國際關系研究——美伊戰(zhàn)爭周年感言”，《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7期。

　　68王緝思：“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特點、問題和困難”。http://www.irchina.org/news.asp？id=590.

　　69梅然：“該不該有國際政治理論的中國學派？”，《國際問題研究》2001年第1期。

　　70王逸舟：“面向新世紀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若干思考與建議”，《世界經濟與政治》1999年第4期。

　　71參見袁明主編：《跨世紀的挑戰(zhàn)》，前言，第13頁。

　　72門洪華：“關于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現(xiàn)狀的評估報告”，《歐洲》2002年第3期；
何忠義：“從國際關系期刊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基于近年來《世界經濟與政治》雜志的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11期。

　　73參見閻學通：“國際關系理論與大國關系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5期。

　　74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引言，第8-9頁。

　　75袁明：“培育國際問題研究的精英輿論”，載《國際經濟評論》，2002年1-2期。

　　76秦亞青：“國際關系研究中科學與人文的契合”，《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77袁正清：“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既要解釋也要理解”，《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3期。

　　78時殷弘：“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與評判的若干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79陳樂民：“拓寬國際政治研究的領域”，《太平洋學報》1997年第2期。

　　80例如秦亞青：“第三種文化：國際關系研究中科學與人文的契合”，《世界政治與經濟》2004年第1期；
石斌：“探索國際問題研究的融通之道”，《歐洲研究》2005年第3期；
最近一組專題討論見時殷弘、石斌、周桂銀、張小明、任東來、陳玉剛：“‘理解國際關系：歷史與理論’筆談”，載《史學月刊》2005年第6期，有關論文分別圍繞戰(zhàn)略史、思想史、當代史、冷戰(zhàn)史、美國外交史和歐洲國際關系史等具體研究領域討論了歷史研究與理論研究的相互聯(lián)系與相互促進問題。

　　81宋新寧：“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挑戰(zhàn)、困境、出路”，見袁明主編：《跨世紀的挑戰(zhàn)》，第344頁。

　　82王緝思：“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特點、問題和困難”。http://www.irchina.org/news.asp？id=590.

　　83馮紹雷：“關于國際關系學科性問題的若干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1期；
還可參見蘇長和：“中國國際關系學：問題與研究方向”，《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年第1期；
石斌：“思想史視野與國際關系的歷史和理論”，《史學月刊》2005年第6期。

　　84張睿壯：“與發(fā)達國家對比中看中國國際關系研究中的差距”，《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1期。

　　85周桂銀：“國際關系局部理論與當代史案例研究”，《史學月刊》2005年第6期。

　　86見《資中筠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作者自序。

　　來源：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5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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