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安全困境”是國際關系現實主義理論用以解釋國家間關系緊張、對立乃至沖突形成機理的一個基本命題。中日間出現的安全困境是導致當前雙方關系惡化的主要原因。中日間安全困境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大國崛起背景下的結構性原因,如不加緩解很可能成為兩國走向沖突的誘發(fā)因素。建構主義理論提示,緩解或爭取跳出這種局面的途徑,在于培育和形成東亞區(qū)域安全共同體。它對于中國的和平發(fā)展有著深遠的意義。

　　[關鍵詞] 　大國崛起; 安全困境; 中日關系

　　今年以來,由歷史問題所引發(fā)的中日官方和民間之間的摩擦愈演愈烈,中日關系陷入了自1972 年建交以來的最低潮。在此情況下,如何從戰(zhàn)略高度正確認識和破解中日關系面臨的困境就成為眾多學界和政界人士的課題。本文試圖運用國際關系安全困境原理從理論和現實兩個層面對中日關系出現戰(zhàn)略性變化的原因進行深度透視,揭示兩國“崛起競爭”背景下的安全戰(zhàn)略利益的矛盾沖突,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緩解中日安全困境的設想。

　　一、安全困境與中日關系僵局

　　當前,中日關系在政治上進入了“冰凍期”,正處在一個面臨重大轉折的十字路口上。解讀中日關系發(fā)展的歷史,不難發(fā)現,同世界其它主要大國關系相比,中日雙邊關系存在著十分奇特的兩大悖論。

　　首先,從縱向考察建交以來中日兩國關系史,可發(fā)現中日關系整體上出現了先熱后冷的發(fā)展悖論。1972年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后,從官方到民間,發(fā)展中日關系的熱情倍加高漲,中日關系出現了歷史上的“蜜月期”。然而,從20 世紀90 年代以后,中日間風波迭起,摩擦開始增多,兩國首腦互訪持續(xù)擱淺,國民感情漸趨惡化。中日邦交正�；�迄今為止已經30 多年了。按理說,中日關系應該逐步趨向理性和成熟,至少不應該出現大起大落的失衡局面。像這樣前熱后冷出現空前反差的發(fā)展悖論在國際關系史上也是不多見的。如果說歷史問題是導致中日關系變冷的根本原因,那么,為什么在90 年代之前它們沒有成為阻礙中日兩國關系發(fā)展的障礙,而在這之后卻日益凸現成為兩國交惡的焦點呢? 實際上,歷史問題早在中日兩國建交時業(yè)已存在并已得到處理。在當時建交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日本明確表示其對中國發(fā)動的侵略戰(zhàn)爭表示深刻反省�；�于此立場,中方則提出放棄對日戰(zhàn)爭賠償要求。

　　其次,從橫向來看,當前的中日經濟關系熱絡異常,政治關系趨于冷淡,呈現出“政冷經熱”的悖論。2004 年中日雙邊貿易總額達到創(chuàng)紀錄的1 ,678. 9 億美元,幾乎是2001 年877. 5 億美元的兩倍�！�1〕盡管2004年日本失去了它壟斷11 年之久的中國最大貿易伙伴的地位,但中國卻取代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中日經濟的相互拉動作用日益突出。同發(fā)展勢頭迅猛的經濟關系相比,兩國持續(xù)冷淡的政治關系與此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中日兩國首腦互訪長期中斷,這不僅在邦交正常化以后的中日交往史上沒有先例,就是在世界主要大國的關系中也是絕無僅有的。那么為什么在中日經濟日益走向相互依存的今天,會導致兩國政治和外交關系的倒退呢?

　　基于上述中日關系中存在的兩大悖論分析,可以引申出這樣的結論:歷史、經濟等因素只是中日關系變化中的干預變量,真正起主要作用的是兩國的戰(zhàn)略利益沖突,安全利益是決定國家戰(zhàn)略利益性質的首要因素。鑒于此,筆者認為,中日兩國出現摩擦的真正原因本質上在于兩國戰(zhàn)略攀升中安全利益外延而導致的自然碰撞,雙方進入了短期難以逆轉的安全困境情勢或模式中。

　　“安全困境”這一概念由美國政治學家約翰·赫茲(John Herz) 在1950 年首先提出。英國歷史學家赫伯特·巴特菲爾德( Herbert But terfiled) 將安全困境稱之為“霍布斯主義的恐懼”( Hobbeaian fear) 。1951 年他在《歷史與人類關系》一書中對安全困境作了更為經典的描述:“在這樣一種局面下,你會對其他國家有現實的恐懼感,別國也會對你有著同樣的恐懼,也許你對別國根本無傷害之意,做的只是一些平常的事情,但你無法使別國真的了解你的意圖。你無法理解別國為什么會如此的神經質。反之亦然。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都以為對方是敵意的,無理性的,都不肯做出可以使大家都獲得安全的保證。軍備競賽的不斷升級,就是這種狀態(tài)的產物�！薄�2〕因此,基于對方意圖的難以決斷的不確定性是國際關系中安全困境的核心特征。約翰·赫茲為此感嘆道, “正是由于對自己的鄰居的意圖的不確定性及由此產生的焦慮才使人類處于困境之中”�！�3〕觀察當今的中日關系可以發(fā)現,中日兩國所處的情勢完全符合安全困境的特征。雙方互不信任,相互疑懼的氣氛甚濃,這突出表現在“中國威脅論”在日本影響廣泛,“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論”在中國也有一定的市場。

　　近年來在日本關于“中國威脅論”之說可謂大行其道。日本各派戰(zhàn)略家都認為亞洲地區(qū)存在著不穩(wěn)定和令他們感到擔心的因素,其中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正是所謂來自“中國的威脅”。日本著名戰(zhàn)略家佐伯喜一認為:“中國即使沒有膨脹主義、擴張主義的意圖,通過國家的統(tǒng)一,通過追求昔日版圖的行動,有可能形成針對周邊各國的擴張主義、強權主義的威脅。”〔4〕日本學者中西輝正斷言,在2010 年前后形成亞洲新格局的時候,中國將超級大國化,并在軍事和政治上采取同過去的超級大國一樣的態(tài)度,從而成為亞洲的“威脅”。〔5〕因此,日本對中國的崛起特別是軍事力量現代化和每年正常軍費增長表現出了極大的擔心。

　　而“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論”在中國也倍受關注。近年來,日本加快走向“普通國家”的步伐,謀求更多地發(fā)揮軍事上的作用。戰(zhàn)后一直規(guī)范日本發(fā)展方向的和平憲法逐漸被架空,日本國內否定和美化侵略戰(zhàn)爭的言行不斷發(fā)生。日本首相小泉不顧中國的一再抗議執(zhí)意參拜供奉有甲級戰(zhàn)犯牌位的靖國神社。所有這一切,在日本當局加速走向軍事大國的背景下,很自然地引起了中國的疑慮與不安,中國十分擔心日本通過否定侵略戰(zhàn)爭,最終突破和平憲法的限制,重新走上軍國主義道路。

　　因此,盡管兩國在經濟上已經達到了一個較高的發(fā)展程度,但仍然在至關重要的安全問題上彼此疑懼,結果使得雙方的不安全感更為突出,隨著雙方在一系列問題上的日趨對立,中日兩國進入了安全困境的敵意螺旋模式中。

　　二、大國崛起與中日安全困境

　　戰(zhàn)后一貫聲稱走和平發(fā)展道路的中日兩國之間為什么會出現安全困境的情勢? 換言之,導致這種安全困境發(fā)生的原因到底來自何方呢?

　　現實主義所持的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tài)的假定無疑是造成這種困境的根本原因,大國崛起卻是加劇這種結構性困境生成的直接誘因。因為一個新的大國崛起往往加深了特定國際結構中的不確定性,必然會引發(fā)霸權國和周邊國家的“疑懼之心”和強力反彈,導致常態(tài)下的國家關系驟然陷入結構性的安全困境之中。正像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其《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中所正確指出的:2500 多年前的雅典和斯巴達就處于這樣的困境之中。〔6〕處于這種結構性安全困境模式之中的國家之間戰(zhàn)略利益難以調和,除非一方主動放棄其戰(zhàn)略目標,否則,國家間的激烈對抗不可避免,這可謂是一個國家走向強大所難免的“成長的煩惱”。

　　從歷史上看,在大國崛起背景下的結構性“安全困境”不僅會導致大規(guī)模的軍備競賽、造成沖突和緊張局勢,而且極易成為戰(zhàn)爭的導火索。從16 世紀末開始,通過發(fā)展工商業(yè)和海外擴張的英國開始崛起后,才發(fā)現面臨著同早已建立起強大殖民帝國的西班牙的安全困境。雙方針鋒相對地擴充海軍軍備的行動最終導致1588 年在英吉利海峽上展開決戰(zhàn),最終西班牙的無敵艦隊被英國海軍擊潰,英國從此開始建立海上霸權。但是,隨著其后荷蘭、法國等國的相繼崛起,歐洲地區(qū)的國際結構始終處于安全困境之中,軍備競賽、安全競爭、爭霸戰(zhàn)爭此起彼伏。雖然英國通過三次英荷戰(zhàn)爭和七次英法戰(zhàn)爭解決了它們之間面臨的安全困境。〔7〕然而,19 世紀末德國的驟然崛起,又使英德之間陷入了深刻的結構性的安全困境,以致英德之間的海軍軍備競賽最終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英國的霸權優(yōu)勢從此不復存在。〔8〕二戰(zhàn)后崛起的美國和蘇聯同樣深陷安全困境之中,美蘇之間在全球范圍內展開的軍備競賽和冷戰(zhàn),更是史無前例地主導了20 世紀下半葉的國際政治走向。

　　如果將中日兩國的問題放大到整個東亞地區(qū)的國際結構中進行審視,就不難發(fā)現,東亞地區(qū)的力量結構正發(fā)生著意義深遠的變化: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大國正在迅猛崛起,綜合國力日益提高,在世界和東亞地區(qū)的影響力不斷增強;而日本不僅在經濟長期蕭條后維持了世界第二經濟體的地位,還出現了所謂“普通國家”的大國化戰(zhàn)略取向,正在加速走向政治和軍事大國。這樣,中日兩國正在同時崛起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國,東亞地區(qū)將首次出現中日兩強并立的格局。因此,中日兩國崛起所出現的大國化趨勢,正是目前兩國關系全部問題的癥結所在。正如一位中國學者一針見血所指出的:“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中日雙方均出現新的大國化趨勢,是導致兩國關系形成新局面的重要原因�！薄�9〕埃茲拉蒂斷言:崛起的中國和崛起的日本之間的日益競爭將在該地區(qū)造成最大的安全風險�！�10〕中日兩國的崛起已經成為今天雙方必須認真對待的最大的安全問題。而日本現在對這種“兩強制”局面的不適感明顯超過中國。因此,來自日本方面的防范性動作也明顯多于中國。

　　作為近鄰的日本面對中國的崛起,最深刻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一種形象的比喻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中日兩國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并排高速行駛的兩輛汽車,其中中國是重型載重汽車,日本是輕型轎車,即便重型汽車的司機沒有惡意,輕型轎車的駕駛員仍然惶惶不可終日�；�于這種認知,日本完成了對華戰(zhàn)略的重新定位。2002 年由小泉外交智庫提交的《21 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zhàn)略》通篇圍繞著一個隱含的戰(zhàn)略主題,就是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認為日本遇到了“鴉片戰(zhàn)爭以來150 年間未曾出現的‘強大的中國’的新問題,在安全方面,中國軍事力量的增強,從中長期看可能對日本構成嚴重威脅”。〔11〕2004 年12 月,日本新的防衛(wèi)大綱第一次明確提出對中國的安全關注,“中國現代化的軍事發(fā)展在加強,特別是要擴大海洋活動的范圍”。日本參議員、自民黨“海上權益工作組”組長五建進三更進一步說,中國要把太平洋兩側海域納入其勢力范圍,把臺灣并入國土,并同時影響從東北亞到波斯灣的海上通道。這種嚴重的戰(zhàn)略判斷還是戰(zhàn)后第一次出現,這反映了日本面對中國崛起的強烈不安心理。

　　在上述不安心理的刺激下,日本一改以往消極的安全戰(zhàn)略,正在越來越明顯地采取積極大膽、甚至咄咄逼人的外交和軍事策略,對中國崛起作出防范之勢。日本首先對中國核政策說“不”,并成為世界上惟一一個對中國進行“制裁”的國家。〔12〕自衛(wèi)隊部署針對中國的一面不斷突出,90 年代中期新的情報本部成立后更是把中國作為情報搜集的主要對象。日本在處理釣魚島和東海大陸架主權歸屬問題上的立場日趨強硬,1978 年中日雙方關于擱置釣魚島領土爭端的默契被日方否定,日方強化了對釣魚島及其周圍海域的實際控制權;在東海油氣田開發(fā)問題上,日本無禮要求中國停止在靠近其單方面提出的“中間線”的海域勘探油氣資源,并要求將有關數據交給日本。日本政府甚至批準了日本帝國石油公司在東海另一側的油氣開發(fā),從而使兩國在東海面臨著軍事沖突的危險。

　　為防止中國進一步強大,日本開始削減自建交以來實行的對華日元貸款援助。在臺灣問題上。日本一改過去的模糊政策,在與美國最近發(fā)表的安保聯合聲明中首次具體提到臺灣問題,并首次將“通過對話和平解決臺灣海峽問題”明確列為它們在亞太地區(qū)的共同戰(zhàn)略目標。〔13〕2005 年2 月份,日本外務省發(fā)言人高島肇久在華盛頓公開表示:“日美安保條約包括臺灣海峽”。〔14〕日本堂而皇之介入臺灣問題的目的正是在于牽制中國, 限制中國的發(fā)展?jié)摿? 以實現日本的安全利益。

　　三、東亞安全共同體與中日安全解困

　　《新加坡時報》危言:“對亞洲真正的威脅是日本和中國之間正在醞釀的冷戰(zhàn)�！敝腥瞻踩�困境的形成,正在各種層次上釀成和增大“誤解”與“不信任”。這種情況如果任其發(fā)展下去,勢必會在安全困境機理的作用下引發(fā)作用———反作用的惡性循環(huán),導致雙方展開螺旋式的軍備競賽和對抗,其后果和影響都是十分嚴重的。對中國來說,如果中日交惡,甚至全面對抗,對中國內政外交都沒有什么益處,日本將成為橫亙在中國和平崛起道路上的障礙。(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日本安全環(huán)境的惡化也將會阻礙日本大國化戰(zhàn)略的實施。無論在對日安全攸關的朝核問題上還是在日本謀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問題上,日本可能最終也繞不開中國這道坎。

　　中日之間如果不想讓歷史上的血雨腥風式大國崛起劇情再次上演,那就只有一種選擇,努力緩解乃至走出雙方的安全困境。如何做到這一點? 建構主義理論提供了最一般的指南。盡管現實主義的理論和歷史揭示了安全困境的邏輯必然性,但建構主義認為,安全困境是國家互動的行為造成的,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國家既可以建構霍布斯文化中的安全困境,也可以建構康德文化中的安全共同體。只要國家通過實踐活動改變互不信任的主體間認識,建構起安全共同體,就可以消除安全困境。〔15〕阿德勒和巴納特通過對地區(qū)安全共同體的考察驗證了國家之間可以避免安全困境,他們把安全共同體定義為“由主權國家組成的跨國地區(qū),這一地區(qū)的國家自愿放棄使用軍事力量,形成一種廣泛分享的對和平變革的預期”�！�16〕阿德勒和巴納特還勾勒了可資借鑒的安全共同體初始、上升和成熟發(fā)展階段的三層級圖式模型�！�17〕

　　日本民主黨前代表鳩山由紀夫曾說過:“歷史上,法德兩國的關系曾充滿了對立與抗爭,然而,現在它們根本不用擔心對方還會侵略自己。為了在東亞建立‘不戰(zhàn)共同體’,日中兩國要走一段漫長的路�，F在是該起步的時候了。”〔18〕對中日兩國來說,建構這樣的安全共同體應從地區(qū)視角出發(fā)、以東亞為載體來培育雙方的信賴感。然而,從東亞的整體安全現狀看,東亞地區(qū)仍處于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傳統(tǒng)均勢安全模式之中,停留在大國制衡的層面,它不能真正解決新形勢下東亞國家的安全問題。隨著安全相互依存和區(qū)域內互動的加強,東亞走向安全共同體是必然的選擇。目前,東盟國家的安全共同體的建設已經起步。2003 年10 月7 日,第九屆東盟首腦會議首次正式將2020 年建成“東盟安全共同體”作為東盟區(qū)域安全合作的最重要目標。

　　考慮到中日兩國在東亞的地位和關系現狀,建設中的安全共同體第一層級的安全模式應著眼于“大國協調”為基礎的“合作安全”。“大國協調”是指區(qū)域安全由該共同體內兩個或更多的大國集體負責。而“合作安全”旨在加深安全的相互理解并拓寬安全的定義,這種安全機制傾向于協商而不是對抗,是冷戰(zhàn)后出現的“最有效的”區(qū)域安全機制�！�19〕那么東亞如何從原來傳統(tǒng)的均勢安全模式走向大國協調下的合作安全呢?事實上,東亞已經出現次區(qū)域的“大國協調”,那就是2003 年啟動的由美、中、朝、韓、俄、日參加的關于朝鮮半島安全問題的“六方會談”。這等于承認相關的大國在朝鮮半島安全問題上有“特殊的責任”,而這正是“大國協調”的一個“核心原則”。〔20〕截至目前,已舉行了四輪六方會議,雖然最后的結果尚難以預料,但“六方會談”的意義已遠遠超出解決朝核問題本身,它啟動了東北亞多邊安全合作進程,對于東北亞多邊安全機制的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事實證明,它不僅“有助于削減東北亞次區(qū)域的沖突和其他嚴重的安全問題,而且可以為整個亞洲創(chuàng)造積極的安全與穩(wěn)定的環(huán)境”�！�21〕

　　需要指出的是,以“六方會談”為標志的“大國協調”為基礎的“合作安全”,還只是共同體初始階段的安全模式,它是一種缺乏制度保障的安全合作,還不能進行完全有效的危機管理。因此,這就需要大力推動第一層級的安全合作走向第二層級。具體而言,就是提升六方會談的作用,使其升格為與東盟地區(qū)論壇并存的正式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實現六方會談的長期化和制度化,然后以此為基礎整合和構筑整個東亞區(qū)域的安全機制。按照阿德勒和巴納特關于實現安全共同體的層級理論,第一層級上升為第二層級的關鍵取決于結構和過程兩類要素。在結構要素中,大國所擁有的權力可以起到關鍵性的作用。東亞是大國地緣戰(zhàn)略利益交匯集中之地,就目前形勢看,在東亞,不管是建立何種安全模式都難以擺脫美國的參與,這是美國在東亞的特殊地位決定的。應該承認,美國在穩(wěn)定東亞地區(qū)現存秩序方面有著重要的建設性作用。東亞地區(qū)合作將遵循“開放的地區(qū)主義”,不采取“東亞至上”的內向方略,這也是在目前全球和東亞地緣格局中,東亞安全共同體建設要取得成功的一個現實選擇和結構需要。在過程要素中,國際制度和組織作為過程,可以直接或間接地推動國家間的信任和認同。〔22〕經過各方的努力, “六方會談”完全有可能發(fā)展成為一個類似“上海合作組織”的常設性機構。這個多邊安全組織框架,應該成為中日之間促進合作與交流,增信釋疑的一種有效途徑和平臺。

　　然而,從根本上消除中日之間的安全困境還有賴于兩國認知的完全轉變,要做到這一點就須努力培育雙方的集體認同,將共同體建設推進到第三層級的成熟階段。因為只有實現了集體認同,雙方才能形成對和平變化的可靠預期。為此,當前緊要的工作是中日兩國需要積極推進地區(qū)合作,在東亞一體化進程中培育認同與信念。充分利用現有的“10 + 3”框架下合作機制,將兩國在東亞合作上開展的雙軌區(qū)域合作道路并軌,把兩國與東盟建立的自由貿易區(qū)整合拓展為范圍更為廣泛的“東亞自由貿易區(qū)”,積極謀求建立一個統(tǒng)一的制度化的“東亞共同體”。這樣的組織不但可以在價值觀、規(guī)范和共享理解的擴散和制度化過程中起關鍵作用,而且可以鼓勵中日兩國在內的各國和社會將它們想象為某一地區(qū)的一部分,并通過灌輸諸如共同貨幣、自主的規(guī)范和實踐等共同命運意識來培育和中日之間如果不想讓歷史上的血雨腥風式大國崛起劇情再次上演,那就只有一種選擇,努力緩解乃至走出雙方的安全困境。如何做到這一點? 建構主義理論強化地區(qū)認同感。這種組織作為國際政治經濟聯合的媒介和地區(qū)安全秩序的社會結構的施動者,可以融合“合作安全”和“多邊安全建設”等機制,因而是重要的“安全共同體建設”。〔23〕

　　總之, “和則兩利,斗則兩傷”,中日間超越差異的惟一共同理念只有一個詞:“和平”。中日兩國在安全困境驅動下單方面“零和”的安全訴求不能保障彼此真正持久的和平,只有拋棄那種舊式大國崛起的“零和思維”,做到相互戰(zhàn)略克制和寬容,在地區(qū)視野內建構起安全共同體,才能突破歷史上大國崛起所致安全困境的沖突定式,實現雙方相互的、共贏的安全利益。需要指出的是,安全互信與認同建構是一個長期曲折的過程,東亞地區(qū)復雜的安全局勢更決定了“安全共同體”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地區(qū)安全共同體真正建立起之前,同時處于崛起背景下的中日兩個大國間的戰(zhàn)略競爭在短期內難以完全避免。但從長遠看,中日兩國實現戰(zhàn)略和解,走向安全共同體是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

　　[注釋]

　　〔1〕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http :/ gcs. mofcom. gov. cn/jinchukou. shtml.

　　〔2〕H. Butterfield : History and Human Rel ations , London ,Collins , 1951 , p. 21.

　　〔3〕John Herz , Pol i tical Real ism and Pol i tical I deal ism , Chicago :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1951 , p . 3.

　　〔4〕[日] 佐伯喜一: 《冷戰(zhàn)以后亞洲的安全保障》〔J〕, 《日本問題資料》1993 年第8 期。

　　〔5〕[日] 中西輝正: 《2010 年亞洲新秩序》〔J 〕,日本《諸君》1995年1 月號。轉引自李建民: 《冷戰(zhàn)后日本的“普通國家化”與中日關系的發(fā)展》〔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183 頁。

　　〔6〕[美] 約瑟夫·奈: 《理解國際沖突:理論與歷史》(張小明譯)〔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版,第22 頁。

　　〔7〕封永平: 《軍事力量觀的嬗變與大國崛起》, 《現代國際關系》2005 年第7 期。

　　〔8〕參見葉江: 《試析大國崛起與“安全困境”的關系》〔J 〕, 《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 年第2 期。

　　〔9〕金熙德: 《日本外交與中日關系———20 世紀90 年代新動向》〔M〕,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 年版,第254 頁。

　　〔10〕[美] 米爾頓·埃茲拉蒂:《變———日本變局如何改變世界局勢》(沈建譯)〔M〕,新華出版社,2003 年版,第325 頁。

　　〔11〕金熙德: 《面對崛起的中國———解讀“21 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zhàn)略”》, http :/ / www. china. org. cn/ chinese/ ch2yuwai/264390. htm。

　　〔12〕殷燕軍: 《東北亞安全與中日安全關系的思考》,米慶余主編: 《國際關系與東亞安全》〔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310 頁。

　　〔13〕http :/ / news. tom. com/ 1003/ 3295/ 200522221876495.html.

　　〔14〕http :/ / www. china. com. cn/ chinese/ news/ 792257. htm.

　　〔15〕Alexander Wendt :“Const 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 nternat ional Securi t y , Vol. 20 , No. 1 ( Summer 1995) ,pp. 71-81.

　　〔16〕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 Security Communi t 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 p. 30.

　　〔17〕Ibid. , Chapter 1.

　　〔18〕鳩山由紀夫在中國人民大學的演講,2000 年12 月13 日,引自民主黨網頁http :/ www. dpj. or. jp.

　　〔19〕[澳] 克雷格·A. 斯奈德等編: 《當代安全與戰(zhàn)略》〔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140 —146 頁。

　　〔20〕Amitav Acharya ,“A Concert of Asia ?”S urvi val , Vol. 41 ,No. 3 (Autumn 199) , p. 95.

　　〔21〕Amitav Acharya ,“Concert of Powers in the Asian Pacific”, in Derek Dacanna , ed. , The Evol ving Paci f ic PowersB alance , Singapore :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1996 , pp . 63269.

　　〔22〕袁正清:《從安全困境到安全共同體: 建構主義的解析》〔J〕, 《歐洲研究》2003 年第4 期。

　　〔23〕Emanuel Adler ,“Seeds of Peaceful Change : the OSCEps Security Community2building Modelp, in Adler et al , Securi t y Communi ties , pp. 119-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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