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風雨滄桑，中國學術文化界最高齡的泰斗、北京師范大學的人瑞——鐘敬文老先生，于今年元月10日零時一分告別了這個世界。

　　對于先生所深研的學術，我是門外；
對于先生所執(zhí)教的師大中文系，我又早就調(diào)離，已屬編外。一個身在門外和編外的后輩，自忖沒有能力對先生的道德文章來寫什么紀念文字。然而也許正是因為這種相對疏離淡遠或曰超脫的關系，使得我在和先生有限的接觸當中，往往能聽到他無拘無束地任意而談，輕松自由地任性而行。在我的心目中，這位世紀老人固然可敬，更感到可親。

　　一

　　將近半個世紀，我都住在師大校園里，以空間距離而論，同鐘先生是很近的；
但是因為沒有工作上、學術上的聯(lián)系，很少有機會見到他。八十年代以來，先生年事已高，卻進入了他一生中學術事業(yè)最繁重緊張的時期，更不宜無端打擾。大體說來，一年之中，我也就登門一兩次，如見有客造訪或研究生在座即馬上退出，而且逢年、節(jié)、生日，其時必定人多，我也有意避開，從不錦上添花。湊巧如果登門之時先生獨坐書房，那么他必定打開話匣子，滔滔汨汨，從國運時事、校政學風到文壇舊聞、老友近況，無主題、無邊際地隨意漫談起來。常常是我怕老人太累而告退。

　　有一次，印象頗深，那是1999年7月16日下午，幾乎有兩個小時，從頭到尾都是他老人家在說，大致談到：

　　1．一開始鐘先生說剛剛做了白內(nèi)障摘除手術，在博愛醫(yī)院，手術只20分鐘，很成功，視力提高了許多。

　　2．做學問宜平樸，忌賣弄，以簡明扼要為上，扯得多，無非是讓人知道自己有學問。這就顯得小家子氣，比如擺地攤，把什么都擺出來，連同自己喝茶的杯；
大商家就不這樣，有道是“良賈深藏”，客廳里什么貨色也不擺，他有庫房吶！

　　3．我接觸過陳寅恪，曾請教過他宋詩問題，他說“沒有研究”，這是大家風度。王國維也曾對來請教者答以三個字——“不曉得”。大師反而平樸，反璞歸真嘛。

　　4．當年（按指八十年代初）學位委員會，里面那么多老先生，各有專長，雖有恃才傲慢些的，但大多數(shù)人都非常敬業(yè)盡責，看材料都看到深夜。比如吳世昌，不但敬業(yè)，而且個性坦誠；
朱東潤也如此，他的話可信。

　　5．冰心九十歲那年，曾對我說，她不如巴金有勇氣，有時很痛苦。冰心去世，袁鷹寫了篇紀念文章，有的地方被刊物刪節(jié)了。

　　6．今年是“五四”八十周年，有刊物來向我約稿，大概覺得我還不是個“刺頭”，可是對我這樣一個老人寫的東西仍要逐句審查。希望對作家、對知識分子要信任，不要不放心。

　　7．文聯(lián)五十周年，去的人不多，我是最年長的。某些人凈是“歌德”，沒有講一點教訓，五十年中，有好多年是整人的，對人還是厚道些好。只周巍峙說了要總結(jié)正反兩方面的經(jīng)驗。

　　8．中文系有個研究生論文寫施蟄存，成了“小哈佛”（指被哈佛大學錄�。�，人們羨慕不已。其實哈佛搞現(xiàn)代文學的人多數(shù)從臺灣過去，魯迅批評過施蟄存，他們對施感興趣。選文選人有自己的角度。當然，施蟄存應當研究，論文寫得不錯是好事。

　　兩個小時所涉及的話題遠不止這些，每個話題我忘記的也比記得的多得多。只是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先生的實話直說、毫不避忌的那種松弛感和與談話對象的平等感。

　　也許我是一個無職無權的普通人，又是一個靜心的傾聽者，有助于形成此類漫談的氛圍。八十年代初，他還會問起我有關周揚、默涵、水拍的事情，因為我曾在中宣部文藝處工作過一個時期，“文革”中我不在師大，師大的有些“革命左派”卻也不曾饒過我這個“閻王殿”里的“小鬼”。我從來不曾問起過鐘先生文革及以往運動中的遭際，但我很容易理解他的心態(tài)和對過往的超越。他有時還會在談話中憶及早年在中山大學、在廣州的生活，提到喬冠華、臧克家、姚雪垠等同他相熟相識的人，既有評點亦有感慨，聽他談話如同翻讀一本人生的大書，可以從里面感悟點什么。

　　二

　　先生很少問及我的工作和學業(yè)，大約他覺得我是個尚稱勤勉和安分的人。關于紅學，有一件事使他頗感欣慰，那還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劉夢溪編選上中下三卷一套的《紅學三十年論文選編》，其中收入了鐘先生《近代進步思想與紅學》的長篇論文。該文原載1963年《北京師范大學學報》，全文二萬字，附有詳盡注釋，當為先生此期的一篇力作。文章從學術史的角度，對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民主主義思想在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批評主要是紅學評論上的表現(xiàn)作出了很有深度的論述和分析。

　　鐘先生不止就事論事地評介當時那些紅學的著作和流派，而是著重闡明其產(chǎn)生的深刻背景，如說“對《紅樓夢》真正民族主義觀點的產(chǎn)生，主要當在中法戰(zhàn)爭之后，特別是在甲午戰(zhàn)爭之后。當時中國形勢更危急，清王朝的統(tǒng)治更顯出衰敗景象，國內(nèi)不滿或反對清廷和憤恨帝國主義侵略的思潮正洶涌澎湃。這時候，這種觀點的應用就紛紛起來了。到后來，還有人寫了專著。”以此來使人們明了唐易庵特別是蔡元培等著作產(chǎn)生和風行的緣由。對其局限也有很精辟的分析，他舉出著名的盧梭的《民約論》作為例子，這是“法國大革命的理論柱石，而且二百多年來差不多成為世界許多國家資產(chǎn)階級民主運動的圣經(jīng)。但是，從科學上看，那種國家起源于人民契約的理論，并不是怎樣有歷史事實依據(jù)的�！笨梢姟罢�治的意義和科學的意義的統(tǒng)一”固然是對學術的要求，但對于歷史的遺產(chǎn)則不能苛求�！斑@種學術史上比較復雜的事實，我們必須細心分析和慎重判斷”，對于索隱派這種近代民族主義觀點的紅學，也應作如是觀。即在40年后的今天，先生這一論著依然具有歷久彌新的價值，可以窺見其深湛學養(yǎng)和開闊視界。

　　夢溪收列此文，足見其選家眼光，對他后來所主編的大型學術�？�《中國文化》，鐘先生贊賞有加。近年每去先生詢及夢溪，特別對他替先生捉刀為一位老先生文集作序之事，很感滿意。

　　三

　　教書做學問，是先生一輩子全心傾注，身體力行的事業(yè)，以一個高齡的老人，還如此投入如此執(zhí)著，真令人嘆為觀止。正因此，他最不能容忍玩忽教職、沽名釣譽、假學術以營私的現(xiàn)象。

　　九十年代之初的某一天下午，在校園路遇先生散步，其時我家正好搬到麗澤11樓一層不久，便請先生順路進來坐坐，這是他來我住所的唯一一次。記得那天先生坐的時間不短，情緒激動，似乎是為了某些人不以事業(yè)為重，汲汲于一己私利，以至許多想做能做的事到頭來都做不成，令他十分失望和痛心。我聽著不由得感到一絲悲涼，似乎體察到他還不能歇肩、不能罷手，也有一部分不得已的原因。

　　直到最近的一次，即去年3月16日我陪馮其庸先生去鐘老家，為的是送馮先生書畫攝影展的請柬和紀念品，鐘先生當即說他本心是很愿去看看的，然而正值“農(nóng)忙季節(jié)”，實在去不了。無奈地指了指旁邊一疊疊論文。當時馮先生一下子也許解不過來“忙季”何指，不過很快就明白了這是說的高校每年春季四、五月間的“答辯”高潮，博士和碩士學位論文如潮水般涌來，幾萬、十幾萬、幾十萬字，要看、要評。馮先生是嘗過此中滋味的，便很理解地告辭。本意是想讓老人看看書畫，散散心，既如此自然不應勉強。

　　去年正是2001年，先生九十九歲了，還要如此勞碌，如此大工作量地拼搏，是不是有點超乎常情？我想，這是一種特例，一種空前絕后的歷史的機緣；
而就鐘先生本人言之，他的敬業(yè)、他的以學術為自己的生命，或說學術之火點亮了他的生命之燈，則是確確實實地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一種奇跡，深深地震撼著我們每一個學人。

　　四

　　有《如夢令》二首贊鐘老，在學校傳頌，是中文系趙仁珪教授的杰作，其詞曰：

　　“常見校園清曉，一叟神揚步矯。借問是何人，如此神仙儀表？記了，記了，此即敬文鐘老�！�

　　“我亦久聞鐘老，早是一級國寶。提起民俗學，誰不傾心拜倒？尚少，尚少，還有詩文更好�！�

　　第二首是講鐘老學問家兼創(chuàng)作家的成就，趙老師對先生詩作很有研究，我是門外。這里只想提一件事，就是鐘先生對詩人任洪淵的肯定和贊賞。任洪淵是中文系教師，昔年與我同屆。五、六十年代做學生時，他的才華尚未展露，是屬于積蘊深厚大器晚成的那種。八十年代以來，我讀過他的一些詩作和詩論，欽佩驚喜之余，深感“詩有別材”，我們一般人下點笨功夫教教書做點小學問還可以，詩卻屬于有天才和悟性的人。當教授的不一定能當詩人，更何況是詩人兼教授。

　　有一次聽鐘先生說起，系里教師同時在中國作家協(xié)會的詩人只有兩人，就是先生自己和任洪淵。可是這個才華橫溢的詩人兼學者在評教授職稱時屢遇障礙，因“名額有限”而被卡住，使人大惑不解。身在中文系德高望重的鐘先生感到深深的遺憾。

　　上引《如夢令》的第一首則完全是傳神寫實，外子黃安年執(zhí)教于師大歷史系，有晨練的習慣，他在清曉的校園里遇見鐘老的機率頗高，可算一個親眼目睹的見證人。常見老先生拿著一根手杖揮動自如，并不倚柱，時而停下來問他：“小呂好嗎？”“她還那么瘦嗎？”“小呂的媽媽可好？”時而還驚訝地問‘小呂退了嗎？”當我得知老先生還在惦記，著實是很心感的。

　　回想1957年進師大時，“反右”高潮剛過，也就沒有機會聽過先生講課。1963年我結(jié)婚的時候，按當時慣例校系同事多贈杯碟、像冊等實用或紀念之物，唯獨鐘先生和夫人陳秋帆二老，送來一聽“樂可福”，說，小呂這么瘦，還是該吃點有營養(yǎng)的東西。這件事印象很深，直到現(xiàn)在還記得，有一種暖融融的感覺。

　　四十多年過去了，在這長時期里我和鐘先生既不在一個單位，又不在一個專業(yè)，自問并不能為先生做點什么，也就不愿多所干擾。只是偶爾去看望，或得了一樣什么較難得的東西，自忖人微福薄，應當敬老，便首先想到鐘先生。舉例說，1998年暮春，北京萊太花卉中心開張，承友人厚意邀往參觀，臨行之際老總贈玫瑰一大抱（不是一束，而是用臂彎合抱的一大捧），歸來已夜，次日清早即將此大抱玫瑰捧至鐘先生家。老先生起得早，獨自坐在書房里，我放下花就走，出來后心想忘了告訴先生將其養(yǎng)在水中，可多延時日；
轉(zhuǎn)念鮮花總是要萎的，心到就是了�？傊�，我很少刻意地依什么程式去拜望，往往是隨機隨緣地去坐一坐，甚至如這天清早這樣去到一到。

　　因而可以說，我不過是處在鐘老圈子邊緣的一個后輩。我未曾在學術會議上、在學校講壇上、或生日筵宴上見過鐘老；
然而，就在這遠遠的、淡淡的交往中，我依舊感受到老人的人格魅力，甚至可以從另一個側(cè)面來認識更加平樸本色的鐘老。在我的心目中，鐘先生雖閱盡人生，但不世故，甚至還有點天真；
雖歷盡坎坷，卻不消沉，反而更加執(zhí)著和進��；
我雖然只能在遠處同他保持一種沖淡平樸的關系，卻也可從中見出老人真醇的人生，感受一份長者的關切。

　　寫于2002年1月13日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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