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歷史的興趣開始于讀高中時，但只是興趣而已，沒有什么具體的打算。曾經覺得應該將帝王的謚號、陵號、尊號或習慣稱號與紀年編在一起，為此花過不少功夫。后來又發(fā)現(xiàn)北洋時期政府的更迭無工具書可查，想試著編成表格。最后自然都沒有完成，不是知難而退，就是興趣轉移了。盡管當時少不了對未來的種種夢想，卻從未作過研究人口史的夢。

　　十幾年后的一九七八年，當我成為復旦大學譚其驤教授的研究生時，我的專業(yè)是中國歷史地理，具體方向還沒有確定。第一學期時先生給我們講《漢書?地理志》，提到志中戶口數(shù)字的價值，我覺得很有意義。課程結束時，先生要我們每人選一個郡試做一份注釋，為了完成作業(yè)，并能在戶口數(shù)字方面有所發(fā)揮，我特意將整部《漢書》翻了一遍，找到了一些與戶口有關的資料�？戳艘院�，卻對《地理志》中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是西漢戶口最多年份的說法產生了懷疑。不久從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中看到他也有這樣的看法，不過王氏并沒有舉出具體的證據。于是我將自己的理由寫成一篇短文交給譚師，他認為我的說法可以成立，收入了《復旦學報》的一期歷史地理專輯。

　　這使我對西漢的人口問題有了更大的興趣，就想讀一些前人的論著。但查找的結果卻使我大失所望，因為從三十年代勞干發(fā)表了兩篇論文(《兩漢戶籍與地理之關系》、《兩漢面積之估計及口數(shù)增減之推測》，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以后，還沒有什么超過他的研究成果問世。而某些已被視為定論的說法，如西漢初只有六百萬人口，雖然得到梁啟超的肯定，卻是毫無史料根據的臆斷。這時我萌生了研究西漢人口的念頭，并就已經發(fā)現(xiàn)的幾個問題寫了一篇文章。譚師看后就問我：“何不在此基礎上寫成畢業(yè)論文呢？”這無疑堅定了我的信心，就此確定了研究的方向。到一九八○年九月，我在譚師的指導下寫成了《西漢人口考》，對西漢人口數(shù)量的變化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次年發(fā)表于《中國史研究》，并成為我的碩士論文。當時離畢業(yè)還有一年多時間，我除了當譚師的助手以外，就繼續(xù)研究西漢人口，將范圍擴大到人口的分布和遷移這兩方面。一九八二年三月，我讀譚師的在職博士生，因為有了前階段的基礎，所以到第二年就完成了博士論文《西漢人口地理》，以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評閱我的論文時，有好幾位老前輩鼓勵我繼續(xù)努力，并希望我能從西漢往下研究。就在我獲得博士學位后幾天，受聯(lián)合國人口基金會資助的國家重點項目《中國人口》叢書編委會在南京開會討論歷史人口部分的撰寫工作，邀我到會。當時我還不知深淺，在會上作了半天報告。會議結束時，我接受了在譚師指導下撰寫《中國人口》總論冊第二章《歷史人口》中一九一一年以前部分的任務。這部分計劃的字數(shù)雖只有數(shù)萬，卻涉及中國人口史的絕大部分，已經遠遠超出了我原來的范圍。于是我醞釀著全面研究中國人口史的長遠計劃，寫一部中國人口史的夢想也開始了，時為一九八三年十月。

　　但在初步摸索之后，這個念頭就有了動搖。盡管我事先對歷代戶口數(shù)的種種難解之謎已有所了解，卻沒有料到困難竟如此之大。研究了一下東漢的數(shù)字就感到束手無策，三國、南北朝的更無從入手。我越來越覺得像走進了一個深不可測的巖洞，其大無邊，不知盡頭之在何處，也不知腳下的路是通向哪里，尋找回到洞口的退路已經與發(fā)現(xiàn)新的出口同樣困難了。

　　一九八五年七月，我去美國哈佛大學作訪問學者，目的之一就是借他山之石，來攻中國人口史的難題。

　　我在寫碩士論文時，從王業(yè)鍵教授講學的報導中得知何炳棣教授《一三六八——一九五三年中國人口研究》一書的主要觀點，感到很有說服力。但在上海和北京的各大圖書館中卻還借不到這本書，所以無從研讀。因此到哈佛后的第一周，我便迫不及待地讀完了此書。對書中的內容和觀點我還來不及消化，使我震驚的倒是國內學術界的閉塞和保守。

　　八十年代初，一些學者重新發(fā)現(xiàn)了清初戶口統(tǒng)計數(shù)中用的是“丁”，而不是“口”，因而當時的實際人口應該是“丁”數(shù)的好幾倍。但不久就有人指出，早在幾十年前蕭一山、孫毓棠等就已經有過正確的結論。接著，爭論轉入“丁”與“口”的比例問題，并且至今還沒有取得結果�？墒撬麄儏s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研究步入了歧途，因為清初以至明代大多數(shù)時期的“丁”與“口”實際上根本不存在比例關系；
而何炳棣這本出版于一九五九年的書已經作了很嚴密的論證。所以這場看似十分熱烈的討論，其實不過是重復二三十年前的認識過程的無效勞動。與此適成對比的是，當我在美國一些大學中問那些中國學研究生時，他們幾乎都知道“丁”的真正涵義是“fiscal unit”(賦稅單位)，而不是“population number”(人口數(shù)量)。

　　我絲毫無意貶低我國的學者，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長期的封閉，這使五十年代以后的學者既沒有了解國外最新研究成果的條件，也失去了學習的能力。我也并不認為對何氏的結論不能提出異議，但不應該置之不理，因為確實有人根本不愿意了解這些，卻繼續(xù)堅持自己的主張。這大概是長期封閉形成的一種特殊心態(tài)吧！

　　我參觀了一些大學、研究機構和圖書館，發(fā)現(xiàn)在那些被世人譽為一流水準學府所列的中國人口史研究文獻中，很難看到中國人、特別是大陸學者自己寫的論著；
即使在收藏宏富的大圖書館中也幾乎沒有中國人寫的中國人口史著作。語言和交流上的障礙自然是原因之一，但事實上我們的確拿不出什么像樣的書來。一些我們有條件研究的課題也沒有進行，應該取得的成果卻讓外國學者捷足先登，而外國學者已經發(fā)表的論著我們又長期不聞不問，作為一個中國人能不感到痛心？能不為之內疚嗎？

　　一九八六年春，我參加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一次討論會，聽來自紐約的B教授報告中國歷史人口的數(shù)量和分布。他的報告并沒有什么獨到之處，卻相當狂妄自大。他大言不慚地聲稱從不采用中國學者的說法和證據，盡管他所用的歷史政區(qū)圖和分地區(qū)的人口數(shù)據分明是取自中國人的著作。在回答我們的批評時，他竟說：“我不需要任何證據，我認為我的說法是正確的�！边�表示與中國學者沒有共同語言，“或許我們的學生才能一起討論”。

　　像B教授這樣的人，我至今還沒有遇見第二個，但那天的情景是我終身難忘的。只要我們還沒有拿出舉世公認的中國人口史研究成果來，B教授之流就不會絕跡，更何況世界上也還沒有一部高質量的中國人口史。所以在我重新踏上祖國的大地時，盡管依然沒有發(fā)現(xiàn)通向出口的捷徑，但已經不存在任何返回入口的念頭了。

　　在完成了《中國人口?總論》第二章的數(shù)萬字初稿時，我已深知中國人口史留下的空白和必須重新研究的問題太多，要是沒有比較徹底地解決這些問題的基礎，要寫出一部高質量的中國人口史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準備先從人口的遷移入手，寫出一部中國移民史，作為中國人口史的一部分。但這樣一部人口史既不能在短期內完成，目前又很需要一種比較簡明中國人口史，所以就產生了寫這本《中國人口發(fā)展史》的動機，并且在我的夢作了九年之后、即一九九一年問世。

　　這本書是介于《中國人口?總論》第二章一九一一年前部分和我所夢想的人口史之間的中間產品，或者可稱為一項階段性的成果。正因為如此，我能寫入書中的只能是到八十年代末為止的研究結果，以及國內外已發(fā)表的有關論著中我所認為是正確的那部分。與國內外已有的有關論著相比，自認為有所進步、有所貢獻的是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論述了中國人口史的空間范圍、時間范圍和具體內容，并以此為框架撰寫全書。與以往一些局限于人口數(shù)量變化的論著相比，內容更加全面，涉及了一些前人尚未注意的方面。

　　第二，在論述中國人口調查制度的起源和發(fā)展過程的基礎上，力圖糾正一些長期沿用的錯誤成說，如所謂大禹時的人口統(tǒng)計數(shù)、《周禮》中的人口調查制度等。同時對歷代官方戶口統(tǒng)計數(shù)、方志中的戶口數(shù)和家(族)譜中的人口數(shù)據的性質和價值作了較系統(tǒng)的分析，有助于人們區(qū)別歷史上的戶口數(shù)與實際人口數(shù)，使中國人口史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史料基礎上。

　　第三，對自公元前三世紀來的各個主要階段的人口數(shù)量確定了大致的范圍，其中不少是前人從未提出過的，如從秦漢之際以來各次人口谷底的估計數(shù)；
有的是與以往的說法不同的，如明代人口的峰值等；
有的是鞏固了已有的結論，如宋代人口，根據我新發(fā)現(xiàn)的論據，我認為鐵案可定，顛撲不破。

　　第四，在人口構成、再生產、分布和遷移方面，對史料的發(fā)掘和運用作了一些嘗試，盡可能使現(xiàn)代人口學研究的各個方面在中國歷史上找到對應的位置。盡管有些還只是極其粗略的估計，有的只是出于直覺的假設，但對研究方法和學科構建不無意義。

　　至于錯誤和缺點，當然是客觀存在，但這還是請讀者們來指出。因為在主觀方面，我是盡量要避免的。如果明明知道，或者已經發(fā)現(xiàn)了還保留著，豈不是與讀者開玩笑，和自己過不去嗎？

　　中國學者在自己的論著或報告的前后，往往要說其中必定有很多錯誤一類的話，而西方學者又會大惑不解：既然有那么多錯誤，還有什么發(fā)表的必要，為什么自己不先糾正？其實，大多數(shù)作者的本意和我并無二致，自己寫的、說的豈但不錯，并且必定是有發(fā)明、有貢獻的，卻不愿坦率地說出來，唯恐有狂妄自大之嫌。我以為大可不必，所以直截了當說了，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

　　對于我的同行和相關專業(yè)的讀者來說，上面這些話已足夠了，甚至是多余的，因為該看的會看，能用的會用，要批評的你也逃不了。但對大多數(shù)非專業(yè)的讀者，我還想說上幾句，這本書與你們有什么關系。要不你們大概絕不會花上六元多錢去讀這三十多萬字。

　　簡單地說，可以了解中國人口的過去，知道今天世界上數(shù)量最多的中國人是怎樣發(fā)展來的。這樣說可能還過于抽象，那就談幾個與今天有密切關系的例子吧！

　　在今天講中國存在巨大的人口壓力早已不是什么新聞，政府高級官員也一直在說人口形勢相當嚴峻。但在五十年代馬寅初提出新人口論，建議要適當限制人口增長時，卻受到了從最高領導到專家學者的一致批判。這當然有復雜的政治因素，但絕大多數(shù)人根本沒有意識到潛在的人口壓力也是事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不了解中國人口發(fā)展的歷史。

　　西漢從公元前二○二年至公元二年間的人口年平均增長率是千分之七左右，如果這個今天看來相當?shù)偷脑鲩L率保持下去的話，到公元七十五年中國的人口就會突破一億，而不會遲至十二世紀初的北宋。如果一八五○年后的中國人口還是以清朝前期的速度以每年約千分之十遞增的話，那末到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建立時就該有七點四五億，一九五三年該有十一點二九億，而不是普查結果的五點八三億。如果從公元初開始中國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是千分之二，而不是實際上的不足千分之一，那末今天的人口就會接近三十二億。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數(shù)字和假設實在算不上什么危言聳聽，因為同一九四九年后中國大陸的人口增長率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前二十三年中除了一九六○年外都超過千分之二十，厲行計劃生育的一九八七年也還有千分之十四點八。

　　這些理論上的高峰之所以沒有出現(xiàn)，竟完全是天災人禍的功勞。如從太平天國起義爆發(fā)到解放戰(zhàn)爭結束，近百年間的天災人禍使中國少增加了四五億人口，僅太平天國戰(zhàn)爭這十一年間損失的人口就有一點一二億。所以到一九五三年人口普查時，還是六個省的數(shù)字比一八五○年還少，其中包括號稱魚米之鄉(xiāng)的浙江，而江西的人口竟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一點五。

　　知道了這些，我們就不難理解，當人類已經不可能、也不需要靠天災人禍來調節(jié)自己的增長的時候，消除人口壓力的主要手段就只能是計劃生育了。

　　人口壓力的大小當然是與人口數(shù)量成正比的，但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它是與生產的發(fā)達程度成反比的。中國歷來的人口稠密區(qū)一般都是經濟文化最發(fā)達的地區(qū)，也是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區(qū)。相反，人口稀少區(qū)倒基本上都是經濟文化落后、生活水平也不高的地方。大規(guī)模的農民起義雖然不一定發(fā)生在人口最稀疏的地區(qū)，但卻從來沒有在人口最稠密的地區(qū)爆發(fā)過。以長江三角洲和浙北平原為例，這里早在東晉南朝時就已成為人口較稠密的地區(qū)，從五代以來一直居全國人口密度的前列，明清以來更穩(wěn)居首位。從五代以來，該區(qū)又是全國經濟文化最發(fā)達、生活最富裕舒適的地區(qū)，從來沒有發(fā)生過稍具規(guī)模的農民起義或破壞性的暴亂。主要原因無非是兩點：精耕細作的高產農業(yè)生產了充足的糧食；
發(fā)達的商業(yè)、手工業(yè)和服務業(yè)養(yǎng)活了大量非農業(yè)人口。

　　所以人口壓力雖然不可避免地要影響社會的發(fā)展，但并不是人多了就一定會窮，一定要亂。在同樣的自然資料條件下，不同的經濟模式或生產方式完全可以供養(yǎng)不同數(shù)量的人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在中國歷史上就能找到有力的證據，也能給我們予啟迪。計劃生育固然不能放松，但徹底消除人口壓力的根本途徑還是發(fā)展生產。在正視中國嚴峻的人口形勢的同時，我們完全可以有足夠的勇氣和信心。

　　這些大概是每一位關心中國人口問題和前途的人所樂意了解的吧！那末本書也應該是他們所樂意閱讀的。當然，對一般讀者來說，全部看可能會感到枯燥，那就不妨選一些看，或者先從最后的《余論》看起。

　　《中國人口發(fā)展史》出版了，但我的人口史夢想還遠沒有實現(xiàn)，我的目標是一部大型的、世界第一流的中國人口史。作為基礎研究的一部分，我與同事研究和撰寫中國移民史的工作正在進行，一部約五十萬字的《簡明中國移民史》已經交稿，不久也將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多卷本《中國移民史》的前二卷即將脫稿，后三卷可望在這兩年內完成。我希望接著就能聯(lián)合國內同行開始這項準備已久的工作。

　　但是一些基礎研究目前還難以進行，這本來是不可缺少的。例如，如果我們能對全國現(xiàn)存的家(族)譜按隨機抽樣的原則選取一部分，將其中的人口數(shù)據建成歷史人口數(shù)據庫，中國的歷史人口研究就完全可能達到世界先進水平。這在技術上并不存在太大的困難，所缺的就是經費和人員。

　　我不禁想起了前年訪問法國歷史人口中心的見聞。法國的歷史人口研究成就是世界公認的，法國學者正在進行一項巨大的工程——收集數(shù)百個家族三百年來的人口數(shù)據，建立歷史人口數(shù)據庫。當我問到他們的經費來源時，意外地得知，其中工作量最大的收集資料和抄錄卡片竟主要是由退休人員義務承擔的。

　　中國的家(族)譜資料遠比法國豐富，起點也早得多，我們完全應該、也可以持續(xù)五百年或更長的歷史人口數(shù)據庫，足以代表當時的上億中國人，這將是無可爭議的世界第一。早在一九三一年，袁貽瑾就利用廣東中山李氏族譜的記載，制成了該家族一三六五——一八四九年間的生命表。多年來，我國臺灣的劉翠溶和美國的李中清(James Lee)等人已在進行這方面的實驗。但這樣一項巨大的工程顯然不是幾個人所能完成的，需要更多的同行共同努力。

　　一九九○年八月，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舉行的國際歷史人口委員會會議上，秘書長夏蒙夫人邀我參加委員會。面對著一百多位來自世界各國的委員，我作為唯一的中國人宣布了我的《中國移民史》計劃。在寫完這篇文章的兩星期后，我將再次訪問巴黎，向法國同行作我們的研究報告。我還收到了歷史人口委員會中唯一的一位亞洲執(zhí)委、日本的速水融教授的邀請，參加明年初在京都召開的“一五○○——一九○○年亞洲人口討論會”。我最大的遺憾是參加這些活動的中國學者太少了，我們應該更多更快地走向世界。

　　一九八五年在美國第一次看到別人用電腦寫英文論文，覺得我們能用電腦寫中文論文大概還很遙遠。想不到《中國人口發(fā)展史》成了我用電腦寫成的第一本書，這已超出當年夢想的范圍了。所以我更加相信，隨著人類的進步和中國的發(fā)展，我的人口史夢將不會是夢，盡管這個夢已作了十年，或許還要作上一二個十年。寫到這里，淚水突然滴上了鍵盤，我只能就此打下一個句號。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零時于寓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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