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注：本文的寫作參考了歐人、王世勇的論文《佛教中國化問題管窺 》和李林《梵國俗世原一家--漢傳佛教與民俗》一書。特此致謝。]

　　對于原本是一種哲學體系的佛教來說，它的抽象的教義距離現實的生活過于遙遠。為了在一個有著多神教傳統(tǒng)的國度里存在和繁衍，它必須將自身融入到這個國家傳統(tǒng)文化之中--對于佛教來說，這種融入就是將功利的因果報注入到中國傳統(tǒng)的多神教之中。在中國的本土化過程中，佛教不僅賦予了中國傳統(tǒng)的多神教以新的解釋和內容，也在這一過程中將自身最終異化為一種功利性的工具，這是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相互適應和改造的結果。

　　在長期研究過程中，學者們多注重從哲學的層面探討佛與儒、道的相互滲透和事例，著重分析其宗教思想或教義的變化，乃至深入研究禪宗的演化。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只是佛教中國化的一種體現。佛教的中國民間化、通俗化以及佛教僧尼日常生活的民族化趨向，則是佛教中國化的又一層含義。

　　李林在《梵國俗世原一家--漢傳佛教與民俗》一書中通過對正史、僧史、野史、地方志、筆記小說、民間傳說以及部分最新考古和民俗學研究成果的分析，得出結論：在中國宗教文化史上，所謂“正信佛教”向“民間佛教”的轉型，是在宋代完成的。漢傳佛教在宋代經歷了一次脫胎換骨式的轉型：由于受到漢地民間風俗的影響，佛教逐漸脫離了它的正統(tǒng)觀念和宗教精神而徹底淪入民間庶民信仰。宋代以后，中國的佛教更多地表現為民間宗教的樣式，其主流精神已經與前代相差甚遠。更具體地說，自宋代以后的中國化佛教是用原始佛教中的“因果報應、生命輪回”思想改造之后的多神教，它已經失去了原始佛教中“超越有限者崇拜”的思想精髓。

　　佛教的民間化、世俗化是雙向的過程。一方面，佛教勢力主動地使佛教基本理念簡單易懂，深入民間，為此則從形式到內容都作了改動。這個雙向過程的另一方面，是幾千年不斷豐富的中國民間傳統(tǒng)以其巨大的威力改造著佛教，使其不得不與中國民間文化、民間信仰融為一體，成為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

　　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絕大多數人是不識字或極少識字的下層民眾，士大夫階層只占總人口的很少一部分，至于能夠精研佛學或通曉佛理的人更是微乎其微。一般來說，漢族的下層民眾大都不是什么虔誠的宗教信徒，他們的諸神信仰大都是功利性的，也就是所謂“無事不登三寶殿”、“臨時抱佛腳”之意。他們往往度日艱難，整天為衣食奔波，因而根本無暇注意那些玄奧的哲理和繁瑣的禮儀規(guī)矩，他們只是想求得豐年、子女平安、祛災療病、發(fā)財、工作順利。因此，自來自異域的佛教如果要站住腳、必然要解決本土化的問題：面對人數眾多的“愚夫愚婦”時，如何達到向他們灌輸信仰的真諦。

　　自佛教傳入東土伊始，便存在著與下層俗文化合流的趨勢。兩漢時與當時盛行的神人術數之學合流：一些僧人以仰觀天象、占卜問卦、治病療疾而著稱，甚至不顧破戒，喝得酩酊大醉、倒臥路旁，以求與玄學清流的風度相合。唐代時通過變文和俗講宣傳佛教基本教義亦是很好的例子。變文及俗講是唐代民間流行的一種說唱文學形式，原是佛門為了傳播教義、吸引民眾而把佛教經典中的許多故事加以豐富和展開，有時還把佛教宣傳的基本義理摻雜進世俗故事中。種種本土化的舉措使下層群眾接受了“因果報應”、“生死輪回”等觀念，佛教因此而在中國民間站穩(wěn)腳跟，但是深奧的佛學道理也在這種本土化的過程中被逐漸的遺忘了。[附注：“因果報應”、“生死輪回”是印度教的觀念，原始佛教的教義原本對此采取據斥的態(tài)度，但是印度教的強大影響終于使傳入中國的大乘佛教采納了這種觀點。]

　　佛教本土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佛教的民間化、通俗化的過程。佛教的民間化、世俗化表明：占傳統(tǒng)社會人口大多數的下層民眾有著相對獨立的民間俗文化，佛教思想不僅影響著它，同時也受它的影響和改造、甚至為它所吞噬。中國的下層文化或俗文化以其強大的凝聚力把佛教的某些方面加以利用、甚至是完全改造，使其變?yōu)橹袊�民間文化的組成部分。

　　比如觀音菩薩的崇拜，本源自佛教。但自其傳入中國的近兩千年來，已被極大地民間化了。觀世音一般為男身（其33法身中只有4法身為女像），但為取悅和招徠婦女信徒，也為創(chuàng)造女性神以與眾多道教女神一爭高下，觀音自唐宋以降便完全成為婦女形象。由于她慈眉善目，又專職救苦救難，所以深受生活在最底層的婦女的喜愛，成為她們的精神寄托，特別是民間還賦予她“送子娘娘”的功能，以至送子觀音的形象至今猶處處可見。

　　此外，還可以通過“菩薩”和“佛”之類神祗名號的變化窺見中國本土民俗對佛教的影響。在傳統(tǒng)中國里，這兩個名號已不能為佛教神所壟斷，如杭州人過去普遍虔信一朱天菩薩，但根本找不到它的佛教來源。又如，關帝本是由人化神的，由于各種原因其地位日益提高、民間對關羽的崇拜十分普遍，不僅統(tǒng)治者十分重視，佛、道二教也十分眼熱。道教將其奉為蕩魔真君、伏魔大帝之類，佛教也把他尊為護法伽藍，因此在許多大佛寺中，多有關羽的神像或關帝殿。由此可以看出，一是關帝這個民間信仰的人物被納入佛教神祗；
二是關帝與觀音并坐，一文一武、一男一女，頗合中國民間信仰觀念；
三是觀音與關公并祀的現象居然同現于佛教寺廟和中國民間寺廟。其他如龍王崇拜、閻王崇拜等，均可體現中國民間信仰對佛教文化的吞噬。

　　民俗佛教在宋代的興起，表明佛教經歷一千余年的弘傳已經廣泛深入人群社會，成為民眾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一味迎合世俗導致的功利主義思想泛濫使其失去了可貴的宗教精神、對其他宗教形式的雜揉模糊了佛法重心靈覺悟的真義。與隋唐佛教相比，宋代以后佛教有以下三種傾向表現得更為突出：在理論上向儒家靠攏、在政治上向朝廷靠攏、在生活上向民間靠攏，在“內而諸宗融合，外而三教合一”中尋找出路。

　　原本是主張“四大皆空”的佛教要在這片世俗的土壤中扎下根來，就不得不摻入了“忠孝”之類的宗法內容；
而本來在佛教體系中地位較低的觀音菩薩，卻反因其具有“送子”之功能而在中國享有了一份與眾不同的盛譽……。這種阻礙和變形，使得任何莊嚴神秘的宗教信仰在我們這個缺乏“超越者崇拜”的國度里都變得倫理化、世俗化、功利化，從而失去其原來的意義。佛學理論的深化、宏揚被忽視，誦佛、念經、超度、化緣、求簽、占卦等神學迷信充斥佛門，民間大眾對佛教肆意曲解、僧尼為求生存亦推波助瀾，這樣的結果便使得佛教逐漸脫離了它的正統(tǒng)觀念而徹底淪入民間。

　　誠然，佛教過高的道義要求內生了其被異化的基因：“通過節(jié)制自我欲望克服能力與欲望的落差”是佛教的主導思想，但是欲望克制走到極致的結果是佛教所宣揚的覺悟超出了現實蕓蕓眾生能夠達致的境界，于是過高的“道義”要求導致了佛教的異化--信徒們將佛請上了神龕。這其中的潛意識是：雖然佛教的教義很好，但是我等蕓蕓眾生無法達到，只好通過偶像的崇拜表達內心的敬仰，從而以此方式試圖免除內心的不安和逃脫現實的修行。但是，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的功利性則加劇了“偶像化”的過程：由于佛教中關于輪回轉世、因果報應的學說彌補了本土宗教的欠缺，因而佛教能夠在中國生根、與本土宗教和諧共處；
漢化佛教在本質上已經與華夏文化中既有的自然崇拜傳統(tǒng)相結合而成為一種“世俗化”的多神教，而佛陀在民眾的心里成為中國本土神話傳說中的一員；
在缺少超越性崇拜傳統(tǒng)的社會里，人們不愿意去理解原始的佛學思想所蘊含的深刻哲理和思辨方法，他們只對佛陀的神通感興趣、對因果報應心懷畏懼、對死后的去處十分關心。

　　瑣屑的經文、僵化的教義扼殺了原始佛學思想中自主、自為的主動精神和反抗氣質（當然，這種“異化”并非始于中國，而是在大乘佛教誕生之日就已經蘊含了這種異化的趨向）。當今的漢化佛教已經失去了原有的生命活力，異化的佛教不僅如同中世紀的基督教一般“墮落”成為教士（僧侶）集團謀取私利的工具，而且更成為接受世俗權力轄制、以維護現實等級機制為目標的“愚民”工具。在中國這樣一個慣于將宗教的超越性世俗化的社會里，宗教必然成為世俗權力的附庸。建立在偶像崇拜之上的宗教等級觀念決定了它對世俗等級制的接受。偶像崇拜必然強化公眾心理中的屈從感，從而為制造臣服于權威的順民提供著宗教途徑。

　　我們認為：與“近代歐洲人本主義覺醒是從質疑宗教等級制和偶像崇拜開始”的歷史過程相仿，未來中國社會的人本主義啟蒙必然經歷一個質疑現行教規(guī)、簡化教義、拋棄偶像崇拜、直接與“絕對實在”對話的信仰重建過程。竊以為，佛學的未來發(fā)展之路在于如呂澂先生所強調的“革新”，即“從認識論著手、摒棄訴諸本體論”的作法。人類社會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以及當代哲學反思的結果告訴我們：任何對超驗的“本原”的糾結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直覺主義或神秘主義的陷阱之中；
對本體論的討論必須被置于認識論的統(tǒng)轄之下、而不是相反。對本體論的執(zhí)著往往是將信仰異化為宗教的開始，這一點不僅導致佛學異化為佛教、儒學異化為儒教，也使如馬克思主義這樣現世的思想被賦予了絕對的、超驗性的特色。

　　2005年5月8日 初稿

　　2005年9月18日 第一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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