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鮑雷恩：學術界是如何欺騙保守思想的？
發(fā)布時間:2020-06-03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吳萬偉 譯）
盡管最近的選舉結果不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過去幾十年是保守派知識分子不斷取得突破的時代，他們的能見度大幅度上升。30年前電視上唯一可以看見保守派的地方是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溫文爾雅的的談話節(jié)目《火線》（Firing Line）。如今他們出現(xiàn)在《與媒體有約》（Meet the Press）和《60分》（60 Minutes）上。保守派占據了電臺的談話節(jié)目，政治博客世界（political-blog universe）也傾向于是右傾的，尤其是自由意志論觀點。至于說圖書出版，從前保守派著作只是萊格尼里出版社（Regnery Publishing）等出版社邊緣性的題材，現(xiàn)在的保守派作家成了暢銷書作者，有些小型的保守派出版社比如伊康特出版社（Encounter Books）獲得飛速發(fā)展，而主要出版社如企鵝出版社（Penguin）已經開始成為保守派的標志。到2003年，《城市雜志》（City Journal）的編輯安德森（Brian C. Anderson）能夠宣稱“左派幾乎壟斷輿論和思想陣地---長期以來讓自由派觀點席卷任何不同意見，就好像它們根本不值一提---的時代開始急劇下降，讓人驚訝地迅速終結了�！�
公共生活的益處是真實的，不過把保守派在媒體的地位看得過高是錯誤的。因為從另一方面說，變化其實很小。當我們評價知識分子的時候，我們進入一個書籍和思想稀薄的棲息地，欣賞這些東西的最重要場所是大學校園。在大學里，保守派知識分子仍然是困難重重。他們與傳播他們的呼吁，進行課程教學和研究的大學的關系仍然緊張。
這種狀況對不管是自由派還是對保守派都有不良后果。正如最近的三本書，一本是主要的自由派教授所作，一本由著名的保守派專欄作家所寫，另外一本是清楚可見的保守派作家所寫，顯示保守思想的復興遠遠超越了校園的范圍，雖然大學仍然拒絕在課堂講授保守派傳統(tǒng)，否認其學術合法性。
考慮一個課程設置方面的例子。十年前，親眼見證壓迫的思想家開始著手社會和權力運作的多方面調查。他把哲學分析和歷史觀察結合起來，創(chuàng)造出現(xiàn)代生活的解釋，可以追溯到啟蒙運動時期，最后得出相反的結論：個人多元的能量對抗國家控制性的行為以及理性的專家。后者就是一幫運用科學方法研究社會關系的18世紀19世紀的理論家，那些社會科學家。這個思想家的結論是，這些人造成了當今時代的一些重大災難。
問題就在這里。我不是說福柯（Michel Foucault），該描述和他吻合，也和當今學術界不那么神圣的人如經濟學家和社會哲學家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吻合。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哈耶克先后與時代的最主要政策罪惡社會主義政權擁抱的中央計劃斗爭，同時他也是保守派思想的一個重要人物，是關于自由企業(yè)、個人自由和中央權力方面的權威。
不過，盡管�？潞凸颂接懙脑掝}類似，哈耶克為自由市場辯護（因此他在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觀點對全球政治的影響遠遠大于�？聦τ谥T如精神病院和監(jiān)獄等社會結構的分析，但是兩個思想家在人文課程領域的地位有天壤之別。哈耶克的經濟學著作在本領域有相當?shù)挠绊懀纳鐣饕策M入商學院的自由派手中。但是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哈耶克根本不存在。當我80年代讀研究生期間，幾乎沒有一個星期過去而不激烈爭論福柯的，可我不記得聽到過哈耶克的名字。在那讓人興奮的時代，政治派別下的文化批評，學術界的人形成了全球視野和超越意識形態(tài)羈絆的先驅，但是他們的參考范圍不足。從那以后一些零散的保守派中心在全國的校園出現(xiàn)，但是正如當前所顯示的，保守派很少在人文課程領域占據一席之地。
公共知識分子不那么目光偏狹，甚至有些左翼人士確實承認哈耶克的顯赫地位，但是往往帶有不屑一顧的味道。比如，在《上帝注視下的市場：極端資本主義，市場多元主義，和經濟民主的終結》（One Market Under God: Extreme Capitalism, Market Populism, and the End of Economic Democracy (雙重天出版社Doubleday, 2000)）中，《阻擊者》（The Baffler）的編輯托馬斯•弗蘭克（Thomas Frank）用專橫的嘲弄的語調簡要總結了哈耶克的遺產。他提到哈耶克的重要著作《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不過只把它輕蔑地等同于“帶有納粹罪惡的英國式社會主義”。針對哈耶克把商人看作反抗精英和頑固分子偏見的勢利階層的受害者，弗蘭克不由得諷刺性的嘲弄“雖然如此，大學里的那些自由派教授仍然要把你和富豪分開的�！�
更重要的是，弗蘭克蔑視哈耶克是迎合企業(yè)家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的“公司真信徒”（corporate true believer），相信商人階層的騙術。當然保守派會反對，盡管智囊團里和在全國報刊發(fā)表文章的保守派公共知識分子承認哈耶克是個試金石，但最近我們看到讓人不安的跡象。那些參與激烈黨派辯論的人好像忽略了自身的智慧傳統(tǒng)。
人文課程中缺乏保守派思想，校園外的人對保守派思想一無所知，或者更糟糕的，把保守派看作權勢者的幫工是知識界的標準特征。這些不是沒有任何聯(lián)系的。在說到觀點和價值的時候，大學校園仍然是最重要的學習的場所，課程當然有相當?shù)挠绊�。大學有責任傳授對形成思想深刻信息全面的個人所不可缺少的觀點和作品。大學學習不僅要鼓吹和使用知識，而且還要獲得并反思這些知識。大學具備足夠的自主性來對待作為智慧傳統(tǒng)一部分的任何思想，進行學術研究。
大學文本和大眾文本的分別具有讓人丟臉的后果。如果某個派別的觀點和著作在教室里缺失，但是在市場和政府部門存在，我們傾向于解釋它具有工具性的價值。它們的影響力歸功于對企業(yè)或者政治有用，而不是里面包含的思想內容。如果大學不把這些著作和觀點放在課程中，它們就不可能得到自由的分析和討論，這是值得尊重的著作和觀點都應該得到的待遇。當它們遠離校園，就好像沒有獨立的可靠性，沒有必要和它們所滿足的利益集團分開。
這對于保守派知識分子來說是讓人沮喪的。當獨特的知識分子100年前出現(xiàn)在巴黎的時候，它是作為對抗性的思想出現(xiàn)的。他們通過教育獲得知識，把專業(yè)知識延伸到抗議中成長為知識分子，超越金錢和地位的誘惑成為他們代表更高尚東西的標志。能夠讓他們保持誠實和可靠的正是他們的獨立性。能夠讓他們具有權威的正是在不涉及利益瓜葛的情況下形成自己觀點這個事實。
這正是保守派知識分子的困境。他們試圖要代表當今時代，但是他們得出的觀點被教授所忽視，被自由派知識分子所蔑視。數(shù)數(shù)“文化和社會”課程上的這些名字哈耶克，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和歐文•克里斯托爾（Irving Kristol），計算一下中間偏左的刊物上有多少次這些名字不與金錢利益聯(lián)系在一起的？框架是完整的，保守派思想的前奏開始和結束都處在亂哄哄的政治和金融領域，從來沒有上升到思想的殿堂。
路易斯•拉潘姆（Lewis H. Lapham）的臭名昭著的2004文章“憤怒的觸須：共和黨宣傳機構簡介”（Tentacles of Rage: The Republican Propaganda Mill, a Brief History）用花哨的，銅臭味十足的細節(jié)詳細列舉概要。由于大學忽視保守派觀點，媒體向左扭曲，如拉潘姆的故事所顯示的，保守派只好運用自己的資源，比如凱托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和美國遺產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刊物（《新批評》（The New Criterion）《標準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和媒體主持人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和比爾•奧雷利（Bill O\"Reilly）
在這個活動中，引人注目的是，策劃這個計劃的保守派人士不是知識分子。他們是權力經紀人，當時《哈波斯》（Harper\"s）的編輯拉潘姆稱他們?yōu)閲业摹捌髽I(yè)貴族”（corporate gentry）。這些人擔憂地見證了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但是非常尷尬地對那些無法迅速轉變?yōu)榻疱X的概念不感興趣，他們缺乏智慧上的武器來回擊。所以他們也收買了部分人，招募作家，思想家，編輯和發(fā)言人炮制反智慧主義，“為思想的血汗工廠（intellectual sweatshops）提供資金以創(chuàng)造政治和社會經濟理論”。沒過幾年，那些“神圣的車間”就出版了著作，舉辦研討會和媒體節(jié)目，隨著意識形態(tài)著作的價碼不斷增加，他們聚集起來大量“迫切皈依保守派信仰的各路人馬�！�
我們可能對拉潘姆的某些事實發(fā)生分歧，但是只要知道他提供了那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報告這個事實就足以說明問題了。關鍵的問題是保守派思想沒有和權力脫離關系，或者說保守派知識分子仍然懷揣著人家的支票薄。
合法性的缺失造成了扭曲的思想環(huán)境，學界沒有人能逃脫其危害。美國社會，更別提學生只能得到糟糕的服務，如果公眾領域的觀點沒有在教室里經受概念上的，歷史上的，和政治上的分析和討論。不幸的是，課程設置方面對保守派思想和觀點的關注往往是反射性的、膚淺的，根本不是對抗性的關系，很難說有任何關系。
這種墮落的氣氛影響了最熱情的批評性努力。最近的兩本書表現(xiàn)了這個情形的陷阱。安德魯•薩利文（Andrew Sullivan）的《保守派的靈魂：我們是如何失去的，怎樣找回來》（The Conservative Soul: How We Lost It, How to Get It Back (哈伯柯林斯（HarperCollins）出版社,2006)和邁克爾•伯魯比（Michael Bérubé）的《自由派人文藝術的自由在哪里？》（What\"s Liberal About the Liberal Arts? Classroom Politics and \"Bias\" in Higher Education (諾頓出版社（W.W. Norton 2006）)討論的內容不同，作者的政治主張也不一樣。薩利文是知名記者，在經濟和外交方面有保守派思想，在社會問題上是自由派，試圖為公共政策上的保守主義辯護。伯魯比是賓州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英語教授，在學術界名氣很大，以自由和進步的思想馳名，有足夠的能力懷疑、嘲笑同行對于世界的與世隔絕的觀點，試圖為高等教育中的自由主義辯護。他們反駁的對手也不同。薩利文反對自從冷戰(zhàn)結束后一直增加的支持共和黨的宗教極端主義者。伯魯比反對的是攻擊大學的自由派偏見的保守派。薩利文為普林斯頓政治教授羅伯特•喬治（Robert P. George），《標準周刊》編輯威廉•克里斯托爾（William Kristol）以及其他被他列入極端分子行列的人的影響感到遺憾。而伯魯比則哀嘆由激進分子和作家大衛(wèi)•霍洛維茨（David Horowitz）領導的反對大學的閃電戰(zhàn)，這個戰(zhàn)斗得到專欄作家喬治•威爾（George Will）的附和，得到學者斯坦利•羅斯曼（Stanley Rothman）和本文作者的支持。
薩利文用預測性的假設開始。隨著蘇聯(lián)解體和1990年代全球化的興起，一個“社會經濟滿足”的時代好像出現(xiàn)了。稅率降低，犯罪率下降，政府規(guī)�？s小，市場擴大。增加的財富造成社會經濟文化的急劇變化，速度之快讓人目不暇接。左派烏托邦死了。美國缺少了一個宏大的意識形態(tài)理想來安撫國民的期盼。人們渴望“意義政治”，一種平靜焦慮和容納后冷戰(zhàn)時期進步的框架。按照薩利文的說法，“極端主義（fundamentalism）時代到來了�！�
他說，極端主義開始于心理政治的情緒，他的著作前半部分描述了極端主義確定性的快樂和疑慮。薩利文說極端主義者“不猜想，不辯論，不納悶，不懷疑。他根本不需要這些，他都知道。”那些偏離基本原則的人需要得到同情，幫助或者懲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里，極端主義違反了溫和保守派承認全球人類的脆弱性的信條，背叛了里根和戈德華特（Reagan-Goldwater）時期的遺產。在后半本書里，薩利文簡要指出了良好保守主義，采用法國隨筆作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謙遜和英國哲學家邁克爾•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斷然接受我們無法肯定知道的東西”作為負責任的政治的起點
伯魯比的開始不是假設而是一段敘述。一個保守思想的學生花費一學期的時間重復反自由派的名言，伯魯比接著說他談論這件事非常果斷、沒有任何偏見。這個例子后來在他的課堂描述方面有詳細的介紹，目的是顯示自由思想教育應該是什么樣子，是怎么發(fā)生的。伯魯比反駁自由派偏見的指控，用證據顯示對學界批評的說法的夸張程度，而且提出了積極、自由的自由派教育理論。
迄今為止，對于這些書的評論集中在薩利文的極端主義者特征描述是否公平，以及伯魯比用來反駁反學界的數(shù)據是否站得住腳。但是對于我們來說，最突出的問題是保守派傳統(tǒng)的展現(xiàn)。
薩利文尊重保守派傳統(tǒng)，稱贊奧克肖特（Oakeshott(1901-90)是自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以來最著名的思想家。但是當談到宗教保守派，或者自稱保守派的宗教人物時，蔑視的味道就非常明顯了。薩利文寫到這種“新保守派把頭腦帶進極端主義者的心理”，給予把所有東西都作黑白分明的判斷的頑固習慣理性思考的光環(huán)。（該癥狀否認自己的錯誤，同時極端地指責別人的錯誤。）因而，用他們最聰明的詞語來反駁新保守派就是非常關鍵的。但是薩利文的許多例子是拙劣的。作為圣經極端主義的代表，他不是選擇真正的思想家而是在傾向性舞臺演出中的人物：電影《向上帝挑戰(zhàn)》（Inherit the Wind）中的威廉•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大律師克萊倫斯•丹諾（Clarence Darrow）的質問下暈倒在證人席是決定性的。作為關于性的自然法則理論的例子，薩利文不是選擇經受多年批評的書或者文章，而是采用2005年加州巴沙迪那城市學院（Pasadena City College）的老師愛德華•費瑟（Edward Feser）寫的博客日記。該博客包含這樣一句“陰莖的功能是非常明顯的把精子存放到陰道里面”（當然，還有撒尿的功能）薩利文評價說“對任何一個器官堅持單一功能或者作用的愚蠢”。不是很多人會不同意的。因而極端主義肯定是愚蠢和愚昧無知的。
那么，極端主義又是如何發(fā)展起來的呢？這導致了薩利文另外一個極端主義式的弱點。自由派傾向于把保守主義和政治經濟利益聯(lián)系起來。讓人吃驚的是，薩利文同樣這么做。在他提到“新保守主義”“新保守派”和“大政府保守派”等中都顯示這種聯(lián)盟組合。他認為“作為政治運動的保守主義已經在很多方面變成一種宗教復興的牽強附會”。那樣的話，這個運動就不能作為保守派物種，但是薩利文仍然給予這個標簽。大政府保守派是個矛盾的說法，但是薩利文使用了，可能因為大政府保守派存在于共和黨內部吧。因此，薩利文不是說美國政治中出現(xiàn)了帶有保守派色彩的宗教運動，相反，他說保守主義本身喪失了靈魂。顯然，保守派傳統(tǒng)不能承受當今虛假保守派的掠奪行為。而且這與政治環(huán)境密切相關。
在《自由派人文藝術的自由在哪里？》中，保守主義同樣遭受了指責和侮辱。伯魯比集中描述反學界的保守派，里面充斥著診斷性的離題的話。同性戀權利辯論“把本來講道理的文化保守派變成了吐沫飛濺散布陰謀的狂熱分子”。專欄作家喬治•威爾（George Will）發(fā)飆了，專欄作家馬爾肯（Michelle Malkin）寫了“可恥的”著作強迫“解釋”，沒有一個理性的人來支持，霍洛維茨歇斯底里地虛張聲勢。根據伯魯比的說法，我們需要解釋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些精神病，“從長期看，我們只是不相信文化保守派的記錄，坦率地說，我們認為他們幾十年來長期虐待黑人和移民的后裔，試圖從圣經中找到根據來為奴隸制和壓迫婦女辯護�！�
看到沒有，這就是他們的邏輯，根本不講道理，完全是瘋狂憤怒的浪潮。保守派不是伯克，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艾略特（T.S. Eliot），斯特勞斯（Leo Strauss），而是奴隸主，本土主義者，性別歧視者。只字不提來自伊麗莎白•�？怂�-杰諾韋塞（Elizabeth Fox-Genovese）或者黑茲爾（E.D. Hirsch Jr）哈維•曼斯菲爾德（Harvey C. Mansfield）和去世的菲利普•瑞夫（Philip Rieff）這些比較靠近現(xiàn)在的可以被稱為“教育方面的保守派”的作家，完全忽略思想深刻的保守派人士對高等教育的批評。反而花費了太多的篇幅談論保守思想的學生在�？怂闺娨暸_(Fox TV)的節(jié)目《漢尼提與考姆斯》(Hannity & Colmes）的歧視性言論，擔心州議員關于“左派專制主義”等等。
對保守派教育家的忽視還折射出對教授的熱情稱贊。伯魯比說他的同事們“聰明，學問高深”。許多是“讓人驚訝地嚴格、聰慧的老師，絕大部分老師實際上做了很好的工作。”確實，右派攻擊大學的理由是“因為我們工作太好了。”保守派知識分子可能嫉妒這些團隊精神（esprit de corps），因為過于分散，他們沒有這些便利。但是集中在一起其實是個缺陷。在通過自己的觀察評價老師們的表現(xiàn)時，伯魯比跳過了保守派對高等教育最著名的批評，即批評教育后果而非自由派偏見。在關于學生們在學期中在課堂上到底學到了多少知識和技能這個問題上，最近進行的對人文科學的評價的許多證據顯示和老師的說法正好相反。
有些讀者可能反對我們期待自由派或者前共和黨人忽略保守派傳統(tǒng)。實際上，這個趨勢已經達到了右翼思想家和另外一本書表現(xiàn)出同樣的漠視和不尊重。比如，印度裔美國作家迪索薩（Dinesh D\"Souza）的書《內部的敵人》（The Enemy at Home: The Cultural Left and Its Responsibility for 9/11 (Doubleday出版社, 2007)）。作者是一個重要的保守派作家，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員，還著有《非自由的教育：校園中的種族和性別政治》（Illiberal Education: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Sex on Campus (Free Press, 1991)）。他在學生時代就在《達特茅斯評論》（The Dartmouth Review）發(fā)表文章�！秲炔康臄橙恕防^續(xù)他長期以來的黨派偏見。第一段發(fā)表了嚴厲的指責“文化左派應該為9-11事件負責�！钡呛髞淼钠伦屪x者看到了熟悉的肇事者（卡特總統(tǒng)的外交政策，克林頓對恐怖主義的軟弱反應，民主黨的妥協(xié)立場，把國家主權置于國際組織之下的左派國際主義者等）。
這些指控或許讓《內部的敵人》顯得是極端化時代的另外一本譴責政黨偏見的書。但是該書的核心在于一個不同的觀點，一種超越政治的爭辯。迪索薩研究了極端的穆斯林的憤怒后發(fā)現(xiàn)普通的解釋是不夠的。十字軍，美國對石油的渴望，沒過支持以色列，等等這些歷史和政治病原可能加劇反美主義情緒，但是它們不是穆斯林感到的那種威脅的嚴重程度。迪索薩指出了另外一個根源：美國的大眾文化。他寫到“外來者和穆斯林同樣感受到西方文化深入伊斯蘭世界的深度，而感到驚訝�！辈皇亲骷野桌�•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和波普鋼琴大師賽羅尼斯•蒙克（Thelonious Monk），而是好萊塢電影，情景喜劇（sitcoms），流行音樂，浪漫小說，視頻網站（YouTube），充斥從突尼斯到德黑蘭的阿拉伯大街，不管是溫和的還是極端的穆斯林都感到滅頂之災。對于一個忠誠和節(jié)制的深刻的長老社會，大眾文化的內容是罪過。在穆斯林人眼中，美國是在發(fā)動針對伊斯蘭的文化戰(zhàn)爭。
正如迪索薩堅持的，或許是文化左派發(fā)動了戰(zhàn)爭。無神論，自由放蕩，自我中心，物質享受等，美國文化是就左翼倫理的表達，無所不在的不顧一切的個人主義。因此，左派對2001年9-11襲擊應該承擔責任。在美國這樣一個多元的人人自由的社會，個人可以對電視屏幕上或者廣告牌上的粗俗展品排斥在外，但是在嚴格的宗教社會中，文化材料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了普遍的訴求�！拔覀儽仨氋澩萌R塢關于人性的觀點嗎？”伊朗一個女性官員問到。自殺式炸彈襲擊者是要保護他們的信仰免受外來者的破壞。
迪索薩對我們的外交政策僵局提出了解決辦法。為了消除穆斯林的憤怒，他建議我們應該把國內的文化戰(zhàn)爭延伸到國際舞臺上，向穆斯林證明美國保守派和溫和的自由派像穆斯林一樣對大眾文化驚駭不已。為了把左派排斥在向海外出口文化道德墮落之外，當穆斯林譴責自由派價值觀的時候，右派應該支持他們，應該利用聯(lián)合國這樣的國際舞臺“揭露左派的墮落”。因為左派在“推銷的狹隘西方議題對世界上多數(shù)人來說在道德上是可惡的，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
這是一個吸引人的解決棘手問題的簡單辦法。支持這個觀點的證據來自許多保守派先驅已經探討過文化和政治緊張局勢問題。考慮到沒過和穆斯林社會的分歧，美國政治（主要是保守派）和美國文化（主要是自由派）的分歧，迪索薩可能激發(fā)了來自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的《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到歐文•克里斯托爾（Irving Kristol）的反文化，到參議員丹尼爾•帕迪克•摩依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總結“溫和的保守派真理是決定一個社會成功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溫和的自由派真理是政治可以改變文化，從自身內部挽救文化的評論傳統(tǒng)�！�
這本來能說明中東局勢再次暴露了保守派探索了幾十年的困境：也就是美國文化破壞美國政治的局面。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好像在冷戰(zhàn)結束的時候取得了勝利，但是當市場對自由企業(yè)開放后，太過頻繁的是他們屈服于潮水般的消費品和廉價的娛樂以至于蓋過了民主理想的傳播。保守派和自由派對于這種緊張關系爭斗了多年，提出諸如下面的問題：當政治政策忽視文化上對變化的抵抗時，如何取得成功？當一個社會的文化產品否定了其宗教價值的時候會發(fā)生什么情況呢？當一個社會的主流文化鼓勵破壞性的不虔誠的行為的時候，它怎么能繁榮呢？在每個月都要產生新的貨色來加速大眾文化的泛濫的時候，我們怎么能阻止大眾文化的狂轟爛炸？
但是迪索薩巧妙深刻地從美國和穆斯林的遭遇重新審視了這些問題，他避免了過去的智慧。不是回頭看遙遠的知識遺產希望從中找到解決這個問題的充分的養(yǎng)料，他是回頭看最近的政治背景，也就是1990年代的文化戰(zhàn)爭。結果，他發(fā)現(xiàn)了真正的和讓人擔心的困境被減弱為戰(zhàn)役上的策略。保守派知識分子再次被學界欺騙了。
這些書的每本都讓保守派傳統(tǒng)的命運更加暗淡，當然不是因為作者們的無能。迪索薩是個聰明的知識分子堅定地迎接來自學術界左派的污蔑的大合唱。伯魯比是個有才華的機敏的學者面對保守派的挑戰(zhàn)，愿意和霍洛維茨打交道或者忍受批評自家人的痛苦。薩利文把學術水平和公共參與結合起來，在為了鼓舞人的知識分子的示范性的模式，在他的博客上展現(xiàn)在網絡日常菜（The Daily Dish）。
但是，三者都忽視了對保守派傳統(tǒng)的全面表現(xiàn)。沒有一個人認為它獨立于政治斗爭之外。因此，他們低估了對手，忽略了被長期以來思考和講解的最好東西，或者錯過了自身觀點的復雜性。不錯，今天的保守派思想已經在政治環(huán)境下出現(xiàn)了讓人泄氣的偏離，不錯，它威脅了學術界自由派的正統(tǒng)地位，不錯，它誤判了中東的文化差異。
但更重要的是，保守派傳統(tǒng)仍然是觀點和理論的重要源泉，是獲取世界勝利不可缺少的遺產。為了取得全面的勝利，在我們尋找解決問題的聰明辦法時，除了保守派出版家和思想庫，電視上和博客上需要更多的保守派學者。學術界需要對保守派思想進行全面的分析，既有批評也有欣賞，讓保守派的著作和觀點進入大學校園，進入課堂。如果課程設置擴大范圍，如果保守派的傳統(tǒng)得到鞏固成為讓人尊敬的一門學問，對每個人都是有益的。也就是希望哈耶克能得到�？率种坏闹匾暢潭�。
譯自：“How Academe Shortchanges Conservative Thinking”by Mark Bauerlein
作者簡介：馬克鮑雷林（Mark Bauerlein）埃默里大學（Emory）英語教授。
http://chronicle.com/temp/reprint.php?id=ncqzp5rrrqg0wvq9x221nnnrv3z9mbw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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