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市場

　　在90年代中國的文化風景線上，一個有趣的譯名，或許可以成為解讀這一時代的索引之一。隨著諸多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風格的摩天大樓于中國都市拔地而起，不斷突破、改寫著城市的天際線；
諸多的大型商城、購物中心、專賣店、連鎖店、倉儲式商場，以及這些新的建筑群所終日吞吐的人流，無疑成了這一風景線上最引人注目的段落。此間，Plaza--這類集商城、超級市場、餐廳、連鎖快餐店、健身館、辦公樓（今日之所謂"寫字樓"）、賓館、商務中心于一體的巨型建筑，或許提供了中國大都市國際化、或曰全球化的最佳例證。如何以自己民族的語言命名這類新的空間、以及新的生活方式中的種種"道具"，或許是每一個后發(fā)現(xiàn)代化國家，所面臨的諸多大問題背后的細枝末節(jié)之一。于是，在1995-96年前后，這類空間在借用人們熟悉的稱謂"大廈"、"中心"之后，獲得了一個"新"的名稱與翻譯：Plaza/"廣場"。一時間，煙塵四起的建筑工地圍墻上，"廣場"的字樣時可見之。作為一種"中國特色"，一如你會在一個偏遠的縣城中遇到一個被稱為"中國大飯店"的小餐館；
繼Plaza之為"廣場"之后，形形色色的大型、或中型專賣店，亦開始稱"廣場"：諸如"電器廣場"、或"時裝廣場"。而在93年前后，爆炸式地出現(xiàn)的數(shù)量浩繁的報紙周末版和消閑、娛樂型報刊，則同樣以"廣場"來命名種種時尚欄目。

　　來自西班牙語的Plaza，意為被重要建筑所環(huán)繞的圓形廣場，而且有著城市中心的含義。在與資本主義文明同時興起歐洲現(xiàn)代都市中，Plaza從一開始，便不僅有著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而且充當著城市的商業(yè)中心。而將巨型商城稱為Plaza/"廣場"，卻有著歐洲-美國-亞洲發(fā)達國家、地區(qū)(對我們說來，最重要的是香港）的語詞旅行脈絡。將類似建筑直譯為廣場，就所謂規(guī)范漢語而言，并非一個恰當?shù)囊庾g。但一如當代中國、乃至整個現(xiàn)代中國的文化史上諸多例證，一個新的名稱總是攜帶著新的希望，新的興奮、甚或狂喜。于是"陽光廣場"、"豐聯(lián)廣場"便成了一種遠比"燕莎購物中心"更誘人的稱謂。但這一個案有著更為豐富、復雜的情形，它間或是90年代中國文化的一個別有深義的癥候。因為"廣場"在現(xiàn)、當代中國史上，始終不是一個"普通"的名詞。

　　我們或許可以說，作為中國知識分子記憶清單的必然組成部分，"廣場"不僅指涉著一個現(xiàn)代空間，而且深且廣地聯(lián)系著"現(xiàn)代"與"革命"的記憶。毋庸贅言，正是爆發(fā)于天安門廣場的"五四運動"成了中國現(xiàn)代史（當然更是中國現(xiàn)代文化史）的開端。而由五四到12·9，廣場，準確地說，是天安門廣場始終是一個重要的舞臺，聯(lián)系著現(xiàn)代學生運動，指稱著革命、進步、變革，指稱著激情、正義、青春和血腥，指稱著知識分子的使命與角色。而伴隨著社會主義中國的建立，天安門廣場成了開國大典、閱兵式之所在，因而成了新中國及社會主義政權的象征，成了具有多重政治含義的能指：它指稱著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指稱著人民：消融了階級、個體差異的巨大的群體。而1966-67年間，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wèi)兵，則在廣場--天安門廣場這一特定的空間上，添加了集權與革命、膜拜與狂歡、極端權力與秩序的坍塌、青年學生的激情與對過剩權力的分享的沖突意義。我們間或忽略了"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肇始是一場學生運動，至少在當代中國的歷史上，再次借助了學生運動的形式。當然，它之所以成立，是因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認可；
因而成就了一場"稟父親之名的軾父"狂歡。爆發(fā)于1976年的天安門廣場上的4·5運動--事實上成了結束"文革"、結束"四人幫"政權的先導，則在搬演社會主義的經(jīng)典樣式：群眾運動（以及不無荒誕的"詩歌運動"）的形式的同時，不期然恢復了現(xiàn)代社會的民主運動：廣場和平示威的形式。這一形式，在1989達到了夸張而輝煌的極致。

　　如果說，法國大革命為現(xiàn)代法國提供了自己的革命模式：城市起義、街壘戰(zhàn)、人民臨時政權；
那么，五四運動則提供了現(xiàn)代中國的革命方式：以青年學生為先導，以廣場運動為高潮，并以最終引發(fā)全社會、尤其是上海工人的參與而改寫并載入歷史。因此，廣場，作為中國文化語境中特定的能指，聯(lián)系著不同歷史階段中的"革命"與政治的記憶；
其自身便是"中國版"的現(xiàn)代性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記錄著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特殊實踐。廣場，在中國幾乎是一個專有名詞，特指著具有神圣感的天安門廣場，當代中國的政治中心；
于是，當Plaza被稱之為"廣場"的時候，便不僅是某種時髦的稱謂，而在有意無意間顯現(xiàn)了90年代中國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癥候與其實踐內(nèi)容。

　　挪用與遮蔽

　　或許可以說，在當代中國文化、尤其是新時期文化中，存在著某種"廣場情結"。因此針對著這一多重編碼的形象，類似的僭越與褻瀆在80年代后期已悄然開始。在1987-88年間，廣場與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神圣的禁忌，便開始成為游戲和調(diào)侃的對象。1987年著名的第五代導演田壯壯成功的商業(yè)電影《搖滾青年》中，出現(xiàn)了天安門紅墻下的搖滾場景。在1988年（所謂"電影王朔年"）四部改編自王朔小說的影片便有兩部出現(xiàn)了主人公在天安門廣場上惡作劇的插曲1；
1989年中央電視臺的元旦聯(lián)歡晚會上，彼時最受歡迎的相聲演員姜昆的選目：一個關于"天安門廣場改成農(nóng)貿(mào)市場"的"謠言"，令觀眾大為開心；
而且在一段時間之內(nèi)幾乎被視為有趣的社會、政治預言。

　　如果說，80年代，類似"廣場情結"尚且是一種被指認為抗衡性的政治姿態(tài)的通俗文化；
而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毛澤東熱、文革熱、政治懷舊潮，則在對昔日禁忌、神圣、意識形態(tài)的消費中，構成了復雜的政治情緒的發(fā)露2；
那么，在90年代前半期，它在消費、消解昔日意識形態(tài)的同時，成功地充當著一架特殊的文化浮橋，將政治禁忌與創(chuàng)傷記憶轉換為一種新的文化時尚。因此，Plaza--商城、商業(yè)中心被名之為"廣場"，便不僅是一種政治性的僭越，而且更接近與一次置換與挪用。我們知道，一次不"恰當"的挪用，固然包含著對被挪用者冒犯與僭越；
但它同時可能成為對挪用對象的借重與仿同。如果說，在社會主義中國的歷史上，天安門廣場曾在"中國中心"想象里，被指認"世界革命的中心"，"紅色的心臟"；
那么，高速公路、連鎖店、摩天大樓、大型商城、奢華消費的人流，則以一幅典型的世界無名大都市的圖畫，成就著全球一體化的景觀，成就著所謂"后工業(yè)社會"特有的"高速公路兩側的快餐店風景"。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國經(jīng)歷著再一次的"遭遇世界"。這一悲喜劇式的遭遇，一度有力地碎裂了社會主義中國的世界革命中心的想象。于是，作為一次新的合法化論證，在對毛澤東"第三世界/發(fā)展中國家"的論述的有效挪用中，中國似乎開始接受自己在的（西方中心的）世界歷史中"滯后的現(xiàn)實"，開始承認置身于（西方中心的）世界邊緣位置。但在整個80年代，最為有效而有力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表述--即，官方政治策略（宏觀政治經(jīng)濟學中的經(jīng)濟實用主義）與精英知識分子的歷史圖謀達成深刻共識之處，則是"改革開放"、"走向世界"、"歷史進步戰(zhàn)勝歷史循環(huán)"，"現(xiàn)代文明戰(zhàn)勝東方愚昧"，"朝向蔚蘭色文明"，"地球村與中國的球籍問題"。類似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話語，無疑將中國對自身邊緣位置的接受，定義為朝向世界中心、突破中心并終有一天取而代之的偉大進軍。盡管此間經(jīng)歷了80年代終結處的痛楚、深刻的挫敗，但以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為轉折，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或曰全球化、商業(yè)化，或簡捷而直接地稱之為資本主義化的過程，陡然由潛流奔涌而出。中國社會"一夜"間，再度由沉寂而市聲鼎沸。似乎是"歷史規(guī)律"不可抗拒的明證。于是，以Plaza、購物中心、商城作為昔日之廣場的替代物，便是似乎成了一個"恰如其分"的邏輯結果。似乎昔日"廣場"是指稱現(xiàn)代空間的恰當能指；
今日"廣場"則是后現(xiàn)代社會蒞臨中國的最好案例。

　　從某種意義上說，對"廣場"這一特定能指的挪用，是一次遮蔽中的暴露；
它似乎在明確地告知一個革命時代的過去，一個消費時代的降臨。仿佛我們所親歷的，如果尚不是一個后現(xiàn)代社會，那么它至少是一個后革命的時代。在此，有兩個頗為有趣的例證。1996年，作為一次經(jīng)典的官方政治教育"活動"（而事實上，是又一次消費昔日禁忌、革命記憶與意識形態(tài)的行為），有關機構舉辦了大型圖片、實物展覽：《紅巖》。展覽所呈現(xiàn)的本是現(xiàn)代中國史上黑暗、酷烈的一幕：它揭露了在"中美合作所"--美國CIA與國民黨當局的情報機構轄下的兩所監(jiān)禁政治犯的秘密監(jiān)獄--"白公館"和"渣滓洞"中的暴行。在這里，國民黨當局秘密囚禁共產(chǎn)黨人及形形色色政治異見者，對其施以酷刑，處以殺戮；
并在1949年撤離大陸前集體滅絕了獄中的囚犯。60年代，親歷者的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藉此創(chuàng)作的著名長篇小說《紅巖》以及根據(jù)小說改編的電影《烈火中永生》3，不僅成為60年代中國文化的代表，而且無疑是革命文化的經(jīng)典之作。它指稱著偉大而圣潔的共產(chǎn)主義精神，指稱著共產(chǎn)黨人不可摧毀、永難毀滅的信仰與意志。對于中年以上的中國人說來，它赫然端居于人們的記憶清單之中，它至少在二十年、乃至更長的歲月中成為最感人且迷人的意識形態(tài)鏡象與英雄范式。因此它也是八九十年代之交政治波普們戲仿和褻瀆的對象之一。90年代，小說《紅巖》再次被教育機構指定為中小學生的"愛國主義讀物"，電影《烈火中永生》亦列入"百部愛國主義影片"的名單之中。然而，這同一主題的展覽，似乎同樣是強化昔日意識形態(tài)的行為，但它更為突出且成功地成了出資并承辦這一展覽的企業(yè)"富貴花開公司"的商業(yè)廣告行為。于是，比"紅巖"更為響亮的，是"富貴花開"公司的廣告詞："讓烈士的鮮血澆灌富貴花開"。在此，筆者毋需贅言"富貴花開"作為典型的"舊中國"、階級社會與市民文化的向往，與革命烈士為之獻身的共產(chǎn)主義圖景間存在著怎樣巨大的裂痕；
但和政治波普的有意識戲仿不同，它與其說是對并置且對立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之不諧的展示，不如說是一次（盡管不一定成功）的置換與縫合。共產(chǎn)主義前景、社會主義實踐被全球化景觀、小康社會的未來、更為富有且舒適的"現(xiàn)世"（不如說是資本主義與消費主義的）生活所取代。一如五六十年代最響亮的口號"艱苦奮斗、勤檢建國"，在90年代的公益廣告上，被疊印在航拍的、為摩天大樓和立交橋所充滿都市底景之上；
一如可口可樂公司的駐中國機構，確乎以五、六十年代勞動模范獎狀為范本，設計了對自己公司職員的獎勵標志。

　　另一個例子或許更為"直觀"而清晰。那是1996-1997年間矗立在北京老城的主干道長安街中心地段的巨幅廣告，三棱柱形的活動翻板不間斷地依次變換、展示著三幅畫面。其中之一是一幅政治性的公益廣告：在飽滿的紅色襯底上，白色的等線體字樣書寫著："深化改革，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繼而出現(xiàn)的則是連續(xù)兩幅不同設計、但同樣畫面華麗、色調(diào)迷人的"軒尼詩（Hennessy）X.O"的廣告4。我們間或可以將其視為一處呈現(xiàn)90年代文化沖突的空間：公益廣告所采取的經(jīng)典社會主義宣傳品的形式，及其內(nèi)容所昭示當代中國作為最后一個社會主義堡壘的意義；
和軒尼詩廣告所負載的跨國資本形象、消費主義所感召的奢靡、豪華的西方"現(xiàn)代"生活范本。這里無疑存在著某種"冷戰(zhàn)"時代形同水火的意識形態(tài)對立，存在著F·杰姆遜所謂第三世界的的民族國家文化與帝國主義文化的"生死搏斗"5。但事實上，這正是一處頗為典型的90年代文化的共用空間：它所展現(xiàn)的與其說是一種沖突，不如說是一次合謀。在90年代中國的文化語境中，我們間或可以將這的一廣告空間視為一個怪誕而和諧的文化符號，其中兩組廣告在持續(xù)的交替出現(xiàn)中展示了一種互為能指/所指的奇特連接。它抑或可以被視為一個過程：1：2的時空比，正是一次中心偏移與中心再置的過程。

　　從某種意義上說，80年代終結與八九十年代之交通俗文化中的戲謔、冷嘲之聲完成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最后坍塌，同時宣告了政治改革、或曰政治民主之路的無望。于是，經(jīng)濟拯救取代（經(jīng)典社會主義的或政治民主的）政治拯救，成為別無選擇的中國未來之路；
作為全球化過程必然的伴生物：消費主義便成了90年代中國社會、文化景觀最強有力的構造者。作為后89一種別無選擇的統(tǒng)治策略，昔日廣場成了一個更為深刻、繁復的禁忌：它是社會主義體制的標志，也是顛覆社會主義體制的象征。以Plaza之"廣場"取代、至少是遮蔽群眾政治集會之廣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便成了某種"明智"的步驟。

　　然而，這里發(fā)生著的并非一個線性過程。如果說，在上海--中國第一工業(yè)都市，昔日的東方第一港，"十里洋場"、西方"冒險家的樂園"--人民廣場確已連綴在消費風景之中；
那么，在北京--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廣場"仍并置在兩種、乃至多種意識形態(tài)的社會運作之中。當眾多的商城、商廈、購物中心、連鎖店、專賣店吞吐并分割著都市的人流，天安門廣場仍是國慶盛典及1997年6月30日，為慶祝"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政府組織徹夜聯(lián)歡的場所。而在南中國的第一都市廣州，一種更為"和諧"的組合是"青年文化廣場"：大商城間的空間成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項目--青年聯(lián)歡及組織"文藝演出"的場所。因此，"廣場"稱謂的挪用，是一份繁復而深刻的暴露與遮蔽，它暴露并遮蔽著轉型期中國極度復雜的意識形態(tài)現(xiàn)實，暴露并遮蔽著經(jīng)濟起飛的繁榮背后跨國資本的大規(guī)模滲透。但對于90年代中國，遠為重要的，是迷人的消費主義風景線，遮蔽了急劇的市場化過程中中國社會所經(jīng)歷的階級再度分化的殘酷而沉重的現(xiàn)實。

　　 "無名"的階級現(xiàn)實 90年代 ，圍繞著Plaza/廣場，在中國都市鋪展開去的全球化風景，盡情地渲染著金錢的魅力與奢華的物的奇觀。不僅是商城、商廈，也不僅是在短短幾年間爆炸式地星羅密布于中國主要都市的麥當勞、必勝客；
而且是充滿"歐陸風情"的"布藝商店"（家居、室內(nèi)裝飾店）、"花藝教室"（花店）、"餅屋"（面包房，這一次是來自臺灣譯名）、咖啡館、酒吧和迪廳（Disco舞廳），是拔地而起的"高尚住宅"區(qū)，以及以"一方世外桃源，歐式私家別墅"、"時代經(jīng)典，現(xiàn)代傳奇"或"藝術大地"為廣告、為名稱的別墅群。曾作為80年代精英知識分子話語核心的"走向世界"、"球籍"、"落后挨打"、"撞擊世紀之門"，在這新的都市風景間成了可望、可及的"景點"：商業(yè)國際電腦網(wǎng)絡的節(jié)點站的廣告云："中國人離信息高速公路到底有多遠？--向北1500米"；
長安街上的咖啡館取名為"五月花"，地質(zhì)科學院辦的對外營業(yè)餐廳名曰"地球村"。命名為"世紀"、"新世紀"、"現(xiàn)代"或"當代"的商城、飯店、名目各異的公司多如牛毛、不勝枚舉。在此，確乎存在著一次深刻的替代與置換過程：不再是群眾運動和政治集會（官方的或反官方的），不再是精英文化與精英知識分子的引導，而是休閑、購物、消費，成了調(diào)動、組織中國社會的重要方式；
購物空間，成了分割、重組社會、重建社會秩序的空間。

一時間，中國人作為"快樂的消費者"取代了"幸福的人民"或"憤怒的公民"的形象。似乎是一次"邏輯"的延伸，"在消費上消滅階級"的"后現(xiàn)代"社會圖景，取代無階級、無差異、各取所需、物質(zhì)產(chǎn)品極大豐富以致涌流的共產(chǎn)主義遠景，成了人們所向往、追逐的現(xiàn)世天堂。

　　與此同時，于1994年以后再度急劇膨脹、爆炸的大眾傳媒系統(tǒng)（電視臺、有限電視臺、報紙周末版及周報、大型豪華型休閑刊物），以及成功市場化的出版業(yè)，不僅豐滿并裝點著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生活，而且屏壁式地遮擋起日漸繁復而嚴酷的社會現(xiàn)實�；蛟S可以說，在極端混亂的90年代社會圖景之中，新富（New Rich）階級的嶄露頭角無疑是一個重要且引人注目的事實；
但與此相關的文化呈現(xiàn)卻是呼喚、構造中國的中產(chǎn)階級社群。作為80年代知識分子話語構造成功的一例，90年代的社會文化"常識"之一，是精英文化與流行文化共享的對"中產(chǎn)階級"的情有獨衷。因為80年代的文化討論中，尤其是在對戰(zhàn)后實現(xiàn)經(jīng)濟起飛的亞洲國家之例證的援引中，一個龐大的、成為社會主體的中產(chǎn)階級群體的形成，標識著經(jīng)濟起飛的實現(xiàn)，指稱著對第三世界國家地位的逃離，意味著社會民主將伴隨不可抗拒的"自然"進程（以非革命的方式）來臨。此間，為80年代有關討論所忽略、為90年代的類似表述有意遺忘的，是無人問及十三億人口之眾的中國，面對著瓜分完畢、極度成熟的全球化市場，背負著難于記數(shù)的歷史重負，有沒有可能成為一個以中產(chǎn)階級為主體的國度；
更沒有關心那些無法躋身于中產(chǎn)階級的人群（"大眾"或"小眾"）將面臨著怎樣的生存。

　　一個更為有趣的事實，于90年代陡然繁榮之至的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至少在93-95年間，不約而同地將自己定位在所謂"中產(chǎn)階級"的趣味與消費之上。然而，這與其說是一種現(xiàn)實的文化需求，不如說是基于某種有效的文化想象；
作為一個倒置的過程，它以自身的強大攻勢，在嘗試"喂養(yǎng)"、構造中國的中產(chǎn)階級社群。除卻法國時裝雜志ELLE的中國大陸版《世界時裝之苑》外，大型豪華休閑刊物《時尚》、《新現(xiàn)代》、《How》等紛紛創(chuàng)刊。如果參照1996年國家公布的各城市貧困線收入，類似雜志定價高達中國"最低生活保障"收入的1/10或1/20（在國家公布的《全國部分城市最低生活標準》中，北京、上海、廣州分別為170、185、200元人民幣6）。相對價格低廉、因而更為成功的是形形色色商業(yè)型小報。后者索性名之為《精品購物指南》、《購物導報》、《為您服務報》。類似出版物不僅以其自身充當者"高尚趣味"的標識，而且確乎體貼入微地告之、教化著人們，如何做一個"合格"的"中產(chǎn)階級"成員，如何使自己的"包裝"吻合于自己的階級身份。1995年的《精品購物指南》上索性刊載文章，具體告之，收入達五千元者應穿戴某一/某些品牌的時裝、搭配何種品牌的皮帶、皮鞋、皮包、手表；
并依次類推出四千、三千元、兩千元者又當如何如何7。某些售房廣告引人注目地標明："為名流編寫身份的建筑"8。于是，商品的品牌文化便作為最安全、又最赤裸的階級文化登堂入室。與此同時，以所謂"中國第一部百集大型室內(nèi)�。�準肥皂�。�"《京都紀事》為標識，名曰《儒商》、《東方商人》、《公關小姐》、《白領麗人》、《總統(tǒng)套房》等等的電視連續(xù)劇，充斥在全國不同電視臺的黃金時間段之中；
所謂"商戰(zhàn)"故事，顯然在以不甚嫻熟得法的方式，展示著中產(chǎn)階級、或曰新富階級的日常生活情境與魅力。如果說，在90年代初年，類似電視劇尚且是由Plaza/廣場風景、五星級飯店、總統(tǒng)套房式的豪華公寓、一夜驟富的泡沫經(jīng)濟奇跡、紅男綠女、時裝品牌組成的"視覺冰淇淋"；
那么，到90年代中期，頗為風行的電視連續(xù)劇《過把癮》、《東邊日處西邊雨》等等，已不僅準確地把握著一份溫馨憂傷的中產(chǎn)階級情調(diào)，而且開始以曲折動人的故事，娓娓訴說著中產(chǎn)階級的道德、價值規(guī)范。恰是在94-96年間，曾在八九十年代之交被目為具有政治顛覆性的、以王朔為代表的通俗文化，開始有效地參與構造中產(chǎn)階級文化、或曰大眾文化，至少其顛覆性因素已獲得了有效的吸納與改寫9；
倡導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文學批評者亦開始明確倡議"為中產(chǎn)階級寫作"。于是，在90年代、尤其是1993年以降的中國文化風景線上，種種話語實踐凸現(xiàn)著一個形成之中的階級文化；
但除卻優(yōu)雅宜人的中產(chǎn)階級趣味與生活方式，確乎處在階級急劇分化中的中國社會狀況，卻成了一個"不可見"的事實。

　　與其說，"讓一部分人首先富起來"的國家政策，使90年代中國出現(xiàn)了一個穩(wěn)定、富足的中產(chǎn)階級社群，倒不如說，在所有制轉換過程中（將計劃經(jīng)濟的國家資產(chǎn)轉化為企業(yè)、乃至個人資本），在泡沫經(jīng)濟的奇觀內(nèi)，出現(xiàn)了一個不無怪誕而洋洋自得的新富階級；
與此相伴生的，不僅是在有限的資源分配中必然出現(xiàn)了另一部分人絕對生活水準的下降；
而且是在國營大、中型企業(yè)中所經(jīng)歷的體制轉軌中，數(shù)量頗巨的失業(yè)、下崗工人，以及在中國都市化、非農(nóng)化過程中，涌入城市、工廠的"打工族"所形成的階級群體。從某種意義上說，93-95年間，中國最觸目驚心的社會事實，是貧富間的兩極分化。盡管相對于六七十年代，中國社會消費水準的平均值大大提高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但正是這道熱鬧非凡的消費風景遮蔽并凸現(xiàn)了階級分化的事實。1996年11月，登載在《北京青年報》上的一則消息堪為一例。有趣的是，這是一則討論廣告方式是否得當?shù)奈恼拢�題為《浙江一條廣告惹眾怒》10。文章報道浙江一家服裝公司為"樹立企業(yè)形象"打出了一條廣告，曰："50萬元能賣幾套海德紳西服？"答案是10套。因為這是用進口高檔面料，嵌寶石的純金紐扣制作而成的豪華服裝，定價分別為6.8萬、4.8萬及2萬。報道云，這則廣告大犯眾怒，并特別引證了一則鋼鐵廠青年工人的來信："我在煉鋼爐邊已戰(zhàn)斗了5 個春秋，流了多少汗水，留了多少傷疤，你是無法想象的。這本是我的驕傲和自豪，但我現(xiàn)在感到很可悲，因為我五年的勞動所得，還不夠買你公司的一套西服……"。因眾怒難犯，該公司"向消費者致歉"："我們忽視了它帶來的負面影響，這容易誤導消費者，助長高消費，不利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但同一篇報道提及："據(jù)悉，這10套豪華西服目前已有9套被人買走或訂購。據(jù)稱這9個買主絕大部分是生意人和建筑業(yè)主"。這篇關于一則"失敗"（？）的廣告報道，固然涉及了商品社會游戲規(guī)則的討論；
但它顯然在有意無意間展露了無差異的消費圖景背后，日漸尖銳的階級現(xiàn)實；
而且于不期然處，觸及了并置在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中的、彼此沖突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系統(tǒng)，觸及了轉型期中國的身份政治與身份危機。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確乎只是一則失敗的廣告--它選擇了不恰當?shù)膶ο笈c不恰當?shù)姆绞剑�因為在諸多專賣店、商城、"廣場"中，高達數(shù)萬元的時裝屢見不鮮，而且常常迅速地"飄然"售罄。在此，且不論價值數(shù)萬、數(shù)十萬的低、中檔轎車，在都市迅速"普及"；
數(shù)十萬、上百萬元的的私人公寓及別墅式住房在不斷成交。

　　或許更為深刻的是，除卻以這種不期然的、或曰"化裝"形式，階級分化的現(xiàn)實絕少被提及，即使不得不涉及，也決不使用"階級"字樣，并且決不會借助有關階級的表述。事實上，這或許是90年代中國最為典型的、葛蘭西所謂的意識形態(tài)"合法化"與"文化霸權"的實踐。這固然出自官方的有意識的遮蔽與壓抑："我們"無法對"社會主義"體制下的階級分化，尤其是貧富兩極分化自圓其說；
但更為重要的是，歷經(jīng)80年代的文化實踐及其非意識形態(tài)化的意識形態(tài)構造，"告別革命"間或成為90年代一種深刻而可悲的社會共識。與"革命"同時遭到放逐的，是有關階級、平等的觀念及其討論。革命、社會平等的理想及其實踐，被簡單地等同于謊言、災難，甚至等同于"文化大革命"的記憶；
作為90年代中國的社會奇觀之一，是除卻作為有名無實的官樣文章，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社會批判的立場，不僅事實上成了文化的缺席者，而且公開或半公開地成了中國知識界的文化"公敵"。取而代之的，是所謂"經(jīng)濟規(guī)律"、"公平競爭"、"呼喚強者"、"社會進步"。因此，在93-95年間，陡然迸發(fā)、釋放出的物欲與拜金狂熱，不僅必然攜帶著社會性生存與身份焦慮，而且在對激增的欲望指數(shù)、生存壓力的表達中混雜著的無名的敵意與仇恨。于筆者看來，后者所針對著的顯然是社會的分配不均（當然包括著官僚階層的貪污腐�。┡c貧富分化--社會主義時代畢竟是當代中國最切近的歷史遺產(chǎn)。然而，一種比政治禁忌更為強大的的"共識"與"默契"，使人們拒絕指認并討論類似親歷中的社會現(xiàn)實。似乎指認階級、探討平等，便意味著拒絕改革開放，要求歷史"倒退"；
便意味著拒絕"民主"、侵犯"自由"。甚至最樸素的社會平等理想亦被拒絕或改寫--售房廣告云："東環(huán)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人杰俱歡顏"；
對照一下杜甫的名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便一切盡在不言之中11。于是，盡管"不可見"的階級現(xiàn)實觸目可觀，比比皆是；
但它卻作為一個匿名的事實，隱身于社會生活之中。如果說，那份巨大而無名的敵意與仇恨必須得到發(fā)露；
那么，人們寧肯賦予它別一指認與稱謂，人們寧愿接受它來自某個外在的敵人，而非內(nèi)在威脅。因此，1996年，中國文化舞臺上引人注目的演出：民族主義的快速升溫（以《中國可以說不》為肇始），盡管無疑有著極為復雜的政治、經(jīng)濟、歷史、文化的成因，但成功地命名并轉移充塞著中國社會的"無名仇恨"，卻顯然是其深刻而內(nèi)在的動因之一。一個重要的相關事實，是96年以后，極為有限的出現(xiàn)在傳媒之中的、關于資方殘酷剝削、虐待工人的報道，都無例外地涉及"外商"的惡行。此間，一個微妙的種族敘事策略，決定類似報到中的"外商"又大多來自亞洲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日商、韓商、臺商、港商；
至少是歐美商家的中國代理或華裔人士12。于是在有關報道及社會反饋中，階級矛盾便被成功地轉換為民族（至少是地域）沖突。

　　階級的"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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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1996年以降，迷人的"廣場"風景，已無法成功有效地遮蔽階級分化的社會圖景。1997年夏，襲擊北京的百年未遇的酷暑，在不期然間，如同一種特定的"舞臺"效應，揭破了那道由"富裕、快樂的消費者"所構成的迷人風景。在最初的"段落"中，持續(xù)攝氏40度以上的高溫，似乎使消費景觀更為熱烈：各大商場、電器行、專賣店，各類品牌的空調(diào)機銷售一空；
但繼而，是不堪重負的城市供電系統(tǒng)頻頻斷電；
顯露而出的，并非"后現(xiàn)代"的逍遙愜意，相反是一份第三世界的生存處境。更為有趣的，是以豪華富麗、"國際接軌"為特征的大商場、商城、"廣場"上出現(xiàn)了異樣風景：每晚"七點一過"，商場內(nèi)便水泄不通，附近居民"穿著拖鞋，睡衣，搖著扇子，拿著板凳"，"一家子一家子"地來到商場。來者不僅并非奢華的購物者，甚至不是來"逛商場"、拜物；
他們僅僅是來"分享"商場內(nèi)充足了冷氣--那無疑是消費不起空調(diào)的下層市民13。這或許是別一番第三世界奇觀，酷暑仿佛不經(jīng)意間錯按了旋轉舞臺的機關，將不宜示人的后臺展現(xiàn)在"觀眾"面前。事實上，如果說消費主義成了90年代中國最有力的書寫之手；
那么也正是消費的可能與方式清晰劃定了不同階級、階層的活動空間。比"廣場"、購物中心更為普遍而火爆的，是建筑在居民區(qū)之內(nèi)的"倉儲式商店"和形形色色的小商品批發(fā)市場；
如果說在發(fā)達國家，所謂"倉儲式商店"原本與郊區(qū)別墅、高速公路、私人轎車相伴生；
那么，在這里，它卻是廉價便民商店的代名詞。于是，提著沉重的購物袋步行或搭乘公共汽車的購物者便成為中國都市人流中的別一點綴。而盡管人人皆知所謂"小商品批發(fā)市場"是種種假冒、乃至偽劣產(chǎn)品的發(fā)售、集散地，但它極為低廉的價格仍吸引著絡繹不絕的人群。在"正常"情況下，市內(nèi)"倉儲式商店"與小商品批發(fā)市場的消費者并不光顧"廣場"一類的"購物天堂"，至少絕非那里的�？�。只是不期而至的酷暑顛覆了這井然有序的社會層次。

　　不僅如此。伴隨著"大、中型企業(yè)的轉軌"--企業(yè)破產(chǎn)、兼并，中國社會的經(jīng)濟體制改革深化至所有制階段：變"國營"為"國有"，并全面股份制化，使得失業(yè)、下崗人數(shù)持續(xù)增長。而失業(yè)/保險體系極度不健全，確乎使失業(yè)、下崗工人面臨著饑餓的威脅14；
而在社會主義體"單位制"（生老病死有依靠，而絕無失業(yè)之虞）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確乎完全缺乏應對類似變遷的心理機制。于是，這龐大的、并且在繼續(xù)增長著的失業(yè)大軍，不僅成為90年代中國巨大的社會問題，而且在多方面成了難于徹底消除的隱患。猶如被撕裂的迷人景片，這一嚴酷的社會事實開始不"和諧"地出現(xiàn)為豪華生活、優(yōu)雅趣味所充滿的大眾傳媒之上。在不無"憂慮"的"中國大學生高消費"的討論之畔，是關于呼吁救助衣食不全的高校"特困生"的報道15；
在關于"富裕的生活環(huán)境下長大的亞洲新一代"（他們青春期反抗的語言是："他們老以為我還是吃麥當勞的年齡！我已經(jīng)該吃必勝客了！"）的寫真近旁16，是"希望工程"與失學兒童令人心碎的故事。甚至在同一版面、平行的位置，刊載著《最新調(diào)查結果顯示，中國大都市居民消費信心在上升》和《再就業(yè)為何這樣難--來自北京市下崗女工的調(diào)查報告》17。

　　然而，這凸現(xiàn)而出的階級事實，并未使真正使中國知識界動容。迄今為止，除極少數(shù)人文、社會學者之外，中國知識界始終沒有人真正面對中國的階級分化的現(xiàn)實發(fā)言。這與其說是出自某種政治的禁忌和文化的誤區(qū)，不如說它確乎出自某種拒絕反思、"告別革命"的立場選擇。因此，對這一拒絕以階級命名的、階級分化的現(xiàn)實描述，便由"官方說法"和"大眾傳媒"來承擔。如果說，80年代對類似現(xiàn)實的修辭：改革的"陣痛"、歷史的"代價"與進步的"過程"等等，已不足以有效地闡釋/遮蔽這突出的社會困境；
那么，90年代新的修辭方式則是更加冷漠而脆弱的。1996年以降，開始在頻頻出現(xiàn)在傳媒之上的、關于失業(yè)/下崗工人的報導、討論，連篇累牘地將再就業(yè)的困境解釋為失業(yè)者自身的"觀念轉變"問題、"素質(zhì)"問題、"缺乏專業(yè)技能"問題。類似討論，全然無視原有體制的問題（首先是社會福利、保險制度的缺席），無視工人群體從中國社會的"領導階級"、主人公，朝向經(jīng)濟與文化的社會底層的墜落、乃至難以生存的現(xiàn)實，無視在失業(yè)/再就業(yè)過程中，公然而赤裸的年齡歧視和性別歧視�；蛟S可以說，正是類似討論實踐著意識形態(tài)合法化的過程，它不僅潛在地將失業(yè)工人指認為"公平競爭"中"合理的劣汰者"；
而且將他們無法成功地再就業(yè)的事實，歸之于他們自身的原因。更為重要的是，如果說，失業(yè)/下崗工人確實在城市內(nèi)部為迅速進入的跨國資本和中國的新富階層提供了新的廉價勞動力資源；
那么，沒有人論及他們可能面臨的低廉工資、高強度勞動，及權益與福利難獲保障的殘酷現(xiàn)實。在此，且不論那些年逾四十，便無雇主問津者。此間的另一種修辭方式，或許更為"荒誕"：即關于失業(yè)、下崗工人的報導成了泡沫經(jīng)濟奇跡的最佳例證18。在這些例子中，某些本份的普通工人，一經(jīng)下崗并"轉變觀念"，便抓住了"機遇"，陡然"勞動"致富。在這些故事里，失業(yè)/下崗成了天賜良機。

　　如果說，類似"修辭"尚不能完全成功地遮蔽、轉移階級分化的社會現(xiàn)實；
那么，從1996年起，迅速改觀了電視劇與部分文學作品的趨向的"現(xiàn)實主義騎馬歸來"，則是作為另一種相對有效的社會"修辭"方式，在觸摸這一階級現(xiàn)實的同時，成功地為階級分化的現(xiàn)實改換"名稱"，填充或抹去此間的縱橫交錯的意識形態(tài)裂隙，將其組織到另一幅想象性的圖景中去。

　　1995年底，似乎是一個不期然的轉變，在電視連續(xù)劇的舞臺上，白領、商戰(zhàn)故事的狂潮悄然隱去；
取而代之的，是家庭情節(jié)劇，而且是頗具中國通俗文化傳統(tǒng)的"苦情戲"。換言之，是窮人的故事取代了新富的傳奇；
已在80年代退出了時代底景的大雜院、新工房（老式公寓樓）再度出場，替換了"廣場"風景。其中收視率最高、并且再度成為街談巷議之資的，是兩部家庭苦情戲《咱爸咱媽》（1996年）和《兒女情長》（1997年）。不約而同地，兩部電視連續(xù)劇都以老工人的父親突然患不治之癥病倒，他們原來服務的工廠無力提供醫(yī)療所必需的費用為核心情節(jié)，結構起一幕溫馨苦澀的父/母慈子孝、手足情深的多子女家庭情節(jié)劇。在底層家庭、醫(yī)院病床的場景中，不再為無所不包的社會主義體制所庇護、生存日漸艱辛的底層生活場景顯影而出：老人、尤其是工人的境遇問題、高昂的醫(yī)療費用問題、下崗女工問題、公開或隱晦的階級歧視問題……。然而，這與其說是現(xiàn)實主義的觸摸，不如說是情節(jié)劇式的遮蔽。因為，在這兩部連續(xù)劇中，階級分化的尖銳現(xiàn)實、以及下層社會的苦難，被轉移為傳統(tǒng)中國的血緣親情、家庭倫理命題；
原國營大中型企業(yè)工人所面臨的生存問題、社會主義全民福利制度的坍塌，在故事情境中不再呈現(xiàn)當代中國的社會問題，相反成了一個特殊的"機遇"，用以展現(xiàn)"血比水濃"的親情；
成了驗證、復活中國傳統(tǒng)孝悌之道的極好舞臺。于是，在類似電視劇中，中國式的三代、四代同"堂"的血緣（而非核心）家庭再度浮現(xiàn)，充當著涉渡"苦海"的一葉小舟。其中更為有趣的是上海電視臺攝制的《兒女情長》。電視連續(xù)劇的核心情節(jié)，是嚴重腦溢血的父親和身患癌癥的母親，頑強地延續(xù)著自己的生命，為了保持家庭人口數(shù)，以便在城市改建、舊房搬遷的機會中，為孩子們贏得更多的住房。于是，下層社會的獲救愿望仍有待于"現(xiàn)代化"的全面實現(xiàn)。但如果說，底層老人的砥犢之情，終于使孩子們贏得了寬敞的新居；
那么真正使這個家庭面臨的復雜困境獲得解決、將這個家庭救離苦海的，卻是出自一位新富的"善行"：這位"大款"愛上了家中身為單親母親的長女。在歷經(jīng)商海沉浮、人情冷暖、兩性游戲之后，"大款"懂得自己所需要的是一個善良、樸素、年齡相仿、宜家宜室的女人；
于是，他昔日的學校"同桌"、今日的中年下崗女工幸運"入選"。"大款"小小不言的慷慨相助，便使這個家庭的問題煙消云散：開出租車的幼子得以用錢擺脫了貪婪、無恥、不貞的妻子，另結良緣；
次子慘淡經(jīng)營的小小書攤有了資金保障；
工廠下崗、靠打掃公共廁所為生的長女和幼子的新婦--地位低微的街道清掃女成了豪華街道上的花店女主人。一個有趣的事實是，故事中一組相關的人物命運，構成了一個"和諧"的矛盾表述：家中幼子的前妻攀附港商而去，意味著金錢的誘惑和可悲的墮落；
而長女與"改邪歸正"的大款"喜結良緣"，則指稱著古老美德對金錢的勝利。當然，不再是社會、階級，而是家庭--血緣家庭成了我們必需的歸屬之所在；
但真正提供拯救的，卻只能是金錢及可望不可求的富人的"慷慨解囊"。

　　以另一角度觸動并消解這一現(xiàn)實的，是被稱之為"文學的現(xiàn)實主義沖擊波"的系列小說出現(xiàn)。以劉醒龍的長篇小說《分享艱難》為開端，以談歌的《大廠》、關仁山的《大雪無鄉(xiāng)》、何申的《年前年后》、周梅森的《人間正道》為代表作；
而陸天明的《蒼天在上》、張宏森的《車間主任》19作為類似作品可以成功流行的例證。事實上，進入90年代以來，正是這類作品，為官方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再度攜手，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與特定的空間。后兩部長篇小說本身，便是作者依據(jù)自己的同名電視連續(xù)劇本改寫的另一小說版。所謂"現(xiàn)實主義"之說，顯然得自于這些小說大膽觸及了此前完全無名、不予揭示的"社會陰暗面"：國營大中型企業(yè)的舉步艱難，工人面臨的生存困境，官僚階層的貪污腐敗，農(nóng)民遭到的層層勒索。然而，頗為有趣的是，類似小說同時確乎是社會主義主流藝術--工農(nóng)兵文藝再現(xiàn)，或者說它是經(jīng)過商業(yè)化改寫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小說。因此它更接近于情節(jié)劇，而且同樣帶有苦情戲的特征。所不同的是，呈現(xiàn)在故事中的，并非一個家庭，而是一座"大廠"，一個城市或城鎮(zhèn)，一處鄉(xiāng)村；
災難也并非降落于一個女人，或不僅是一個女人，而是一個社群。其中苦難和拯救的主題無疑非常突出。如果說，苦難的主題是直接而具體的；
那么，拯救的給出則含混和曖昧得多。如果說，類似作品并不能成功地給出有效的社會解決方案；
那么，它至少將破碎、沖突的現(xiàn)實陳述與意識形態(tài)話語重組為一幅完整的"想象性圖景"。有趣之處在于，在類似的小說中，階級、階級分化的現(xiàn)實轉化為"好人"和"壞人"、"富人"與"窮人"的修辭方式；
其中階級字樣由兩種類型人物"特權"使用：這類人物其一，是最終會在故事的結局中被指認為"經(jīng)濟犯罪分子"，并終被繩之以法的"壞人"；
因此他口中赤裸的資本主義"宣言"與洋洋自得的階級壓迫性的語詞，便無疑是一種謬誤；
其二，則是一些王朔或準王朔式的角色。從某種意義上說，王朔是90年代中國大眾文化的始作俑者之一。他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充當了特殊的具有顛覆與建構意義的雙重角色。其小說的顛覆性與閱讀快感的來源之一，是他以語詞奔溢的方式將種種、尤其是政治性的"套話"移置在不恰當?shù)恼Z境之中。然而，或許是一種不期然的策略，這些"分享艱難"的小說，卻經(jīng)常借助這種王朔式風格。但那些"王朔風格"的言論：關于"資本家"、"剝削"、"老板"、"窮工人"、"受苦人"、"資本家的走狗"，顯然并非毫無意義的套話，而剛好是對這個正在構造中的新的社會現(xiàn)實的準確指認。但王朔式的語言風格，卻有效地顛覆了這些話語自身所攜帶的顛覆性。于是，這階級社會的現(xiàn)實在凸現(xiàn)中被重新遮蔽，而且仍是一個未獲命名的現(xiàn)實。

　　類似小說中的第一主角通常并非社會苦難的直接背負者：普通的工人或農(nóng)民，而大多是中層或基層干部、行政或企業(yè)的管理者：廠長、市長、鄉(xiāng)長、車間主任。于是，這個橋梁式的人物便連接起社會的不同層面：政府、新富階級、跨國資本之代理與下層民眾。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她似乎是苦難的承擔者，也應該是拯救的給出者；
但事實上，在小說情境中，他/她更象無助的替罪羊與無奈、無辜的幫兇者。他/她無疑充滿良知，深切地同情著下層民眾的苦難，但只能因此而倍受折磨、無能為力，甚至"不得已"加入壓榨者的行列，至少是默認或首肯他們的行為。但就閱讀、接受而言，顯然是這些主角，而并非真正無助的工人、農(nóng)民，獲得了讀者的滿腔同情。我們在對他/她的認同與同情間，認可了現(xiàn)實的殘忍與無奈，認可了這不盡人意的一切畢竟是我們唯一"合法"的現(xiàn)實。

　　在那些書寫"大廠"的小說中，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是某個作為昔日勞動模范的老工人。他克勤克儉，無怨無悔，勤奮勞動。但這與其說是昔日"工人階級主人公"精神的重述，不如說，是一種新的職業(yè)倫理與階級身份的重建：一個本份的工人，一個模范的工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或許正是在這類小人物身上負荷著類似作品的主題："分享艱難"--與國家、政府分享艱難；
準確地說，是分享、不如說轉嫁國家、政府的艱難。在一個"市場經(jīng)濟"、"公平競爭"、"角逐成功"、"實現(xiàn)自我"作為主旋的時代，對社會主義時期的"自我犧牲"精神的再度倡導，被用以認可和加固一個階級分化的現(xiàn)實。

　　90年代，大眾文化無疑成了中國文化舞臺上的主角。在流光溢彩、盛世繁華的表象下，是遠為深刻的隱形書寫。在似乎相互對抗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的并置與合謀之中，在種種非/超意識形態(tài)的表述之中，大眾文化的政治學有效地完成著新的意識形態(tài)實踐。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新的合法化過程，并未遭遇任何真正的文化抵抗。社會主義時代的精神遺產(chǎn)或廢棄，或被應用于相反的目的。

　　 1 1988年出品的四部根據(jù)王朔小說改編的影片分別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改編自同名小說），導演夏鋼，北京電影制片廠；
《頑主》（改編自同名小說），導演米家山，峨嵋電影制片廠；
《輪回》（改編自《浮出海面》），導演黃建新，西安電影制片廠；
《大喘氣》（改編自《橡皮人》），導演葉大鷹，福建電影制片廠。其中《頑主》與《輪回》中出現(xiàn)主人公調(diào)侃天安門警衛(wèi)戰(zhàn)士的場面。

　　2 參見筆者的《救贖與消費》。

　　3 長篇小說《紅巖》，作者羅廣斌、楊益言，中國青年出版社，1961年12月第一版。電影《烈火中永生》，1965年，導演水華，北京電影制片廠。

　　4 這幅廣告有趣形式顯然引起了王朔一族的興趣，于是，它成了王朔自編自導的電影《爸爸》（改編自王朔的長篇小說《我是你爸爸》）一個場景中始終如一的背景。這無疑是一種王朔式的調(diào)侃。廣告于1997年10月被更換，"軒尼詩XO"的兩幅依舊，工藝廣告的一幅換成了毛澤東語錄："發(fā)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zhì)"。

　　5 [美]F·杰姆遜《處于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文學》。張京媛譯�！懂敶�電影》1989年6期。

　　6 參見《全國部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資產(chǎn)新聞報》，1997年2月28日，總第76期，三版。

　　7 《精品購物指南》，1995年6月7日，第七版。

　　8 此為1995年九鼎軒文化策劃公司為北京法政實業(yè)總公司（司法部下屬公司）所做的房地產(chǎn)廣告用語。

　　9 筆者所謂的"王朔一族"，指90年代圍繞在暢銷書作家王朔周圍，并逐漸成為大眾傳媒制作系統(tǒng)中頗為出色、活躍的一批創(chuàng)作者。以1990年，在中國大部分地區(qū)構成轟動效應的中國第一部大型電視室內(nèi)劇《渴望》（王朔作為主要策劃者之一）為契機，王朔、馮小剛、李曉明等成為影視通俗作品制作業(yè)的主力。從1990-1995年。諸多重要的影視作品都與這一一度名之為"海馬創(chuàng)作中心"的群體有關。

　　10 刊于《北京青年報》，1996年11月20月《新聞周刊》，第三版。

　　11 這塊廣告牌樹立在北京主干線之一的三環(huán)路上。類似的廣告還有"冠蓋滿京華，名人獨瀟灑"（原古詩句為"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12 參見筆者的《鏡象回廊中的民族身份》。

　　13 引自《京城百姓納涼有方》，《北京青年報》1997年7月15日，頭版《今日觀察》。及其《火爐中的北京人》，《精品購物指南》，1997年8月22日，B7版《點題調(diào)查》。

　　14 在楊宜勇等撰寫的《失業(yè)沖擊波--中國就業(yè)發(fā)展報告》一書中，推斷1996年城鎮(zhèn)失業(yè)/下崗職工人數(shù)約1590萬（P220）。但此書所引用的一項勞動部門的調(diào)查表明："到1995年9月份，全國城鄉(xiāng)失業(yè)（不包括下崗，下崗職工在一段時間內(nèi)尚由原單位擔負一定數(shù)量的生活費用--筆者注）人員480.3萬人，勞動部門僅為140萬失業(yè)人員提供了失業(yè)保險金，約占失業(yè)人員總數(shù)的29.2%"（P80）。此書引用了河南省總工會對6508名失業(yè)職工的調(diào)查："有34%的職工靠節(jié)衣縮食和變賣家產(chǎn)度日，有20%的職工靠親友接濟生活，有4%的職工靠借款和揀破爛為生，有3.3%的職工靠救濟金維持，有個別人甚至沿街乞討"（P30）。

　　15 參見高波《大學生消費 有人歡喜有人愁》，稱北京高校大學生的平均生活費為200元人民幣，可部分學生月花費為數(shù)千元。《中國資產(chǎn)新聞報》，1997年4月11日，第七版《消費廣場》。而宗煥平則在《中國民航報》上撰文《走近高校特困生》稱將家庭人均收入120元的學生定為"特困生"，那么北京高校特困生比例為10%-30%。國家資助120元。事實上，這點資助根本不能保證學生吃飽飯。

　　16 參見《三聯(lián)生活周刊》，1997年第7期。

　　17 參見《北京青年報》1996年11月20日，第八版。

　　18 類似報道幾乎是各電視臺所有有關報道必須的組成部分，報刊欄目的"重頭戲"。

　　19 劉醒龍《分享艱難》，《上海文學》，1996年1期；
談歌《大廠》，《人民文學》，1996年1期；
關仁山《大雪無鄉(xiāng)》，《中國作家》1996年2期；
何申《年前年后》，《人民文學》，1995年6期。后三篇分別成為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三駕馬車叢書》個人專集的書名。周梅森《人間正道》，《當代》，1996年6期；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11月。

　　20 陸天明《蒼天在上》，單行本，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11月；
張宏森《車間主任》，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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