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注：本文是2004年完成、2006年略有修改的《當今中國社會的公正性困境》的一個章節(jié)，以此作為對王建先生《2007：滯脹會否到來？》一文的回應。]

　　社會公正性困境的經濟性后果表現為：當代的中國正在面對供給與需求的失衡，這是在社會公正性困境化解之前，未來相當長時間內中國經濟生活的基調。但是這種供給與需求失衡在不同條件下會有不同的表象--或者表現為通貨緊縮，或者表現為通貨膨脹，在未來甚至可能表現為滯脹。

　　關于自90年代中期以來通貨緊縮問題產生的原因，有必要進一步討論。根據費雪方程，貨幣與商品價格之間存在著如下關系P*T=M*V，其中P為商品的平均價格、T為交易的商品總量、M為流通中的貨幣數良、V為單位貨幣的流通速度。在一定的“單位貨幣流通速度（V）”條件下，如果“可交易商品的數量”（T）的增加快于“用于流通的貨幣數量”（M）的增加值（即M/T處于遞減狀態(tài)），那么相應地將導致商品平均價格（P）的降低。90年代中期的通貨緊縮就是由于住房、醫(yī)療服務和職業(yè)教育的市場化，以及國有企業(yè)和國有（土地、礦產）資源的私有化而造成“可交易商品的增加快于同期貨幣增加量”而造成的商品平均價格下降(即相對的通貨緊縮)。其現實的表現是：由于人們預期在住房、醫(yī)療、教育等方面將需要大量投入而削減現期的購買力。對于一個封閉的經濟體而言，這種相對的通貨緊縮會隨著或批供應量的增加而逐漸緩解直至消失。但是全球化時代的開放性特點決定了外部性力量可以利用“貨幣增發(fā)滯后于商品增加”的空檔期，迅速介入國內市場、以低廉的價格購買國內企業(yè)和資源的控制權，這是自2000年以來，中國國內房地產市場和外貿出口異�；鸨�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外部力量在相對通貨緊縮期間的介入，導致國內資源的廉價出賣，從而加劇了“國有資產”的流失并成為加劇當代社會資源分配不公正現狀的誘因。

　　[附注：在國際貿易領域，由于貨幣增發(fā)滯后于商品增加，產生了要求中國政府提高人民幣匯率的要求。但是，當代中國政府面臨的難題是：由于國內財富分配的極不均衡，導致提升人民幣匯率的現期收益將被少數掌握著大量資產的富裕人口獲得，同時人民幣升值所造成的出口成本增加將制約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推動力量--對外貿易的發(fā)展、并進而可能加劇本已嚴重的失業(yè)問題。]

　　如果90年代中期產生通貨緊縮的主要原因可歸結為貨幣增發(fā)滯后于商品增加，那么自住房、醫(yī)療、教育等市場化完成（2001年）之后，造成通貨緊縮的應該越來越多地歸結為社會資源分配不公正所造成的貧富分化，而且各種壟斷性因素所共同造成的“全球化時代勞動者在福利方面奔向底線的競賽”進一步加劇著這種分化。盡管由于資料缺乏而難以準確地判斷“社會資源分配不公正”對通貨緊縮的影響程度，但是就現象層面上觀察，仍然可以認定：社會財富過于向上層集中導致社會整體需求不足、消費乏力，加劇了通貨緊縮。

　　現代經濟學對歐美市場經濟長達200年的研究證明：決定總量平衡的機制是分配，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則總供給過剩的情況越嚴重。這是因為收入差距導致財富向少數人手里集中，但少數人的消費終究有限（即符合“邊際消費遞減規(guī)律”），大部分收入都會轉化為再投資，新的投資形成新的產出；
而大多數低收入人群，雖然有消費欲望、卻沒有消費能力，其結果體現為整個社會的有效需求不足。所以在收入分配存在顯著差距的背景條件下，總是會形成供給大于需求的格局。

　　90年代中后期、特別是2001年以來，中國社會所面臨的經濟問題為這一理論提供了最新的佐證。由于財富的過度集中，導致以接近需求飽和的富裕階層為主體的奢侈性消費模式缺乏持久的增長動力，而貧困階層則由于產品交換鏈的斷裂（其表現為大規(guī)模的失業(yè)、下崗）而無奈地降低必要的生活指出。巨大的貧富差異正在對社會和諧造成巨大的傷害，它使窮者更窮、富者更富。造成這種始自90年代中期的中國社會貧富分化愈演愈烈的根源是傾向富裕階層的經濟政策、官僚集團的制度性腐敗、以各種渠道和方式進行的“國有”資本瓜分。

　　中國在面臨由于貧富分化造成的通貨緊縮的同時，又受到資源短缺和貨幣過量增發(fā)造成的通貨膨脹的困擾。[附注：貨幣主義理論認為：由于貨幣需求函數具有穩(wěn)定性，所以貨幣供應量的變動是物價水平發(fā)生變動的決定性因素；
當貨幣供應量明顯地快于產量的增長時，通貨膨脹就會發(fā)生。]除了人為過量增發(fā)貨幣之外，造成當代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是自然資源供給的整體性匱乏和短期內對資源類產品需求的迅速增加。90年代后期以來，由于內需不振，中國政府試圖通過“加大貨幣投放量帶動固定資產投入（主要是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增長”和“擴大外貿出口”兩個手段緩解供給與需求的失衡。這一政策的結果在最近幾年得到充分的體現：對外加工業(yè)蓬勃發(fā)展，中國成為一面大量進口原材料、另一面大量出口加工產成品、在一進一處之間注入廉價勞動的“世界工廠”；
固定資產投入以異乎尋常的速度增加，帶來了今天的“投資熱”、“基建熱”、“房地產熱”。這兩個因素共同促成原材料價格的迅速走高�！巴顿Y熱”和外貿出口激增帶來的旺盛需求反襯出原材料供應能力的相對不足，導致諸多自然資源、特別是基礎原材料的供給短缺和價格上漲，造成劇烈的通貨膨脹。但是這種通過過度投資帶動的需求膨脹面臨著不可持續(xù)性：政府主導的和在政府優(yōu)惠政策激勵下的“投資熱”存在著效益低下的固有弊端，長期的投資狂熱將進一步加大本已過剩的生產能力，低效益或負效益的投入將耗盡為數不多的資本剩余、并加劇資源短缺和環(huán)境惡化；
在全球性需求不足、供給過剩條件下，通過外貿出口緩解國內供給與需求失衡的困境，必將遭遇到其他國家以“貿易保護”為借口的抵制。當需求不能夠持續(xù)增長時，產能過剩引發(fā)的惡性競爭將迫使短期的經濟高漲嘎然而止，隨之而來的將是重新陷入長期的經濟低迷。

　　如果政府能夠在擴大貨幣發(fā)行規(guī)模的同時，利用短暫的貨幣充裕機會，迅速改善財富分配格局，借助政府調控手段加大向低收入階層的貨幣支付，則將帶動消費需求的增長，使這一輪經濟增長持續(xù)較長時間。但是這需要以改變現有社會財富分配格局為前提，在目前的權力運作機制下，改變現行社會財富分配格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與此同時，第三種可能的前景--“滯脹”正在顯現：由于自然資源的絕對短缺導致即使在有效需求不增加的情況下，也會出現原材料（如能源、糧食）價格上漲的趨勢。這是一種面對全球性資源短缺時，借助于價格機制將貧窮國家和貧窮人口永遠排斥在消費循環(huán)圈之外的手法。各國中央銀行為了緩解本國政府的財政壓力，不惜以透支政府信用為代價過量增發(fā)貨幣，則將進一步激化“滯脹”問題，使之成為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世界經濟領域的焦點問題。

　　供給與需求的失衡決定了當代的世界既存在著導致通貨緊縮的因素，也存在著造成通貨膨脹的因素。未來世界經濟的困境將以何種形式出現，取決于利益各方的應對策略。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供給與需求失衡所造成的影響絕不會“公正地”施加于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階層：不平等的貿易機制使得處于強勢的國家和階層有著眾多的替代選擇，而居于弱勢的國家和階層則缺乏應對之策，于是在強弱博弈中，有著更多選擇機遇的強者可以輕易地將任何由通貨膨脹或者通貨緊縮造成的危害加諸于弱者，而將收益留個自己。

　　由于價格機制的“剔除效應”使得因自然資源匱乏產生的通貨膨脹對以富人為主體的“主流”經濟不會產生長期的影響，[附注：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和自然資源的絕對短缺這兩個因素導致未來資源價格的上漲，持續(xù)上漲的價格將缺乏財力支持的貧窮消費者陸續(xù)剔除在外。隨著眾多無力支付高昂價格的貧窮消費者被剔除在“有效需求”之外，資源類產品最終將在新的價格水平上達到供給與需求的平衡。而這個“新的價格水平”對于富裕的消費者來說，并不會產生強烈抑制需求的效應。]加之勞動力供給長期過剩和對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嚴格限制導致勞動力（相對）價格漸次降低，因此，在未來可以預計的時間里，任何滿足這樣一些條件的區(qū)域，其“主流”經濟都將呈現以制度性通貨緊縮為主的局面，這些條件（可稱為“制度性通貨緊縮條件”）是：政府主動放棄或缺乏干預利益分配的權力、勞動力供給過剩問題無法得到緩解。

　　勞動力價格偏低（其現實表現為居民收入的增長趕不上經濟增長）的情形在毛澤東時代曾長期存在，但是由于當時兩者之間的差值被普遍地用于基礎設施和工業(yè)生產能力的提高，它體現為國家能力的提高。在“公有制”條件下，由于民眾普遍相信國家能力的提高最終會轉變?yōu)槊癖娚�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對勞動力價格偏低的狀況有著較強的忍受能力。但是在今天，私有化已成為主流的時代，與普通民眾收入減少相對立的是富人財富的劇增而非國家能力的增長。在中國這樣一個私有財產權缺乏保障的社會里，富人財富劇增的最終結果將是更多地促進資產向國外的轉移和對奢侈消費品需求的增加而非社會生產能力的持續(xù)增長。

　　在中國這個公共權力與利益過于向權貴集團傾斜和人口過剩、產能過剩的社會里，貨幣規(guī)模的膨脹并不會造成非生活必需品（特別是奢侈品）價格的長期、顯著增長，而只會造成壟斷勢力所控制的資源類產品（如糧食、能源和礦產）和資本類產品（如股票、房產）價格的飆升，從而加大而不是降低社會貧富差距。如果唯一有能力通過二次分配調節(jié)手段對此加以控制的政府給予放任的話，中國社會將會出現全社會范圍內的產品與資本交換鏈的斷裂。這種斷裂，輕則表現為經濟蕭條，重則引發(fā)社會危機--如果“經濟蕭條”、“失業(yè)率上升”、“社會救濟缺失”同時出現，那么一場由經濟危機引發(fā)的社會動蕩就為期不遠了。

　　面對這種形勢，政府的當務之急是：不僅通過暫時性的手段（如增發(fā)貨幣和國債、加大政府購買和公共投資等）制造需求，更應該通過強化政府二次利益調節(jié)功能（如稅收、社會救助）抑制貧富分化，同時通過廢止政府壟斷、打擊腐敗、重建信用制度、開拓新的海外市場等措施創(chuàng)造有利于經濟、就業(yè)長期增長的社會環(huán)境。

　　西方發(fā)達國家走出社會公正性困境的對策主要有兩條：其一是通過開拓國外市場，實現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以緩解國內供給與需求失衡的矛盾；
其二是強化政府對經濟和分配的調節(jié)、干預能力，特別是大幅度提高主要針對社會下層的福利支出水平，增加國內普通民眾的需求。對于中國來說，當商品對外輸出已走入極端之時，通過改善國內收入分配機制實現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是一種符合“共同富�！崩硐氲倪x擇。但是，自然資源的匱乏和政府職能的權貴化使得通過改進國內收入分配擴大內需之路可望而不可及。面對諸多現實條件制約，通過調整匯率加快資本輸出和自然資源輸入，并在資本輸出帶動下實現貧窮人口輸出，借助于國外相對優(yōu)越的自然條件實現外移人口在財富和需求方面的增長，將可能是一種經過各種勢力博弈之后能夠被各方共同接受的現實選擇。這樣一條向外轉移困境和壓力的道路將遇到外部勢力的干預和抵抗，這種干預和抵抗是對中國國家實力和政府能力的巨大挑戰(zhàn)，也昭示著擴張主義發(fā)展模式必然產生的對抗和沖突。外向發(fā)展的巨大壓力與孱弱的國家實力之間所構成的矛盾和對立是中國政府急于打造“和平崛起論”的現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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