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注釋」感謝Robert Retheford、Kam Wing Chan 、Martin K.Whyte和蔡泳給予的寶貴意見，Maliki、Turro Wongkaren 的助研工作，以及沈可為本文所做的中文翻譯工作。

　　「作者簡介」王豐，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校區(qū)教授；
安德魯·梅森，夏威夷大學教授。

　　「內容提要」文章試圖對25年來中國經濟與人口變化過程尤其是人口因素在經濟轉變中的作用加以評估。在回顧與總結了這一時期人口變化的主要指標的基礎上，然后通過介紹和使用兩個“人口紅利”的概念與方法，就過去25年中人口變化對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有利作用做出估算，并對未來人口變化，尤其是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fā)展的可能影響與機遇加以評估。最后，對中國近期人口變遷所產生的幾項社會后果進行討論。

　　「關鍵詞」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老齡化/生命周期

　　在過去25年中，中國經歷了一個歷史性的人口轉變過程，從一個“人口轉變中社會”成功地過渡為一個“人口轉變后社會”�！叭丝谵D變中社會”的特征是死亡率降低帶來人口的快速增長，而緊隨其后的生育率下降又減緩了人口增長速率�！叭丝谵D變后社會”的特征則是期望壽命再創(chuàng)新高，生育率跌至替代水平之下，持續(xù)性的人口老齡化日益加劇。在不久的將來，也就是幾十年之內，中國人口將開始縮減。

　　中國人口轉變的歷史意義，不僅是因為它改變了按傳統(tǒng)的人口指標所衡量的人口變化：死亡、生育和人口增長。在過去25年的經濟轉型中，中國社會更目睹了大規(guī)模的人口遷移和城市化，其絕對數(shù)量在世界上均是史無前例的。人口再分布一方面不可避免地與中國的社會和經濟轉型息息相關，而它同時也為經濟轉型創(chuàng)造了機遇，并引發(fā)了新的問題。25年前，在經濟改革之初，中國政府將人口控制與經濟改革作為“基本國策”并舉。25年后，中國已成功地轉型為市場經濟，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爸袊�人口太多會阻滯經濟發(fā)展”這種共識已逐步淡出公眾話語。但當前缺乏對中國人口現(xiàn)狀和人口政策的重新考察，就如25年前忽視了對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的認真審視，使得民眾和決策者無法充分理解人口因素過去和將來在經濟轉型中所扮演與將扮演的角色。我們在本文中將討論3個問題：（1）回顧與總結25年來人口變化的主要指標；
（2）使用“人口紅利”這一概念與方法，評估過去的人口變化對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有利作用，以及“人口紅利”會如何影響未來經濟發(fā)展；
（3）指出并強調中國近期人口變遷所產生的幾項社會后果。

　　一、25年來的人口變化

　　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經濟改革開始之前，中國的人口轉變已基本完成。死亡率與生育率都已大幅下降。死亡率的大幅下降使期望壽命延長了50％以上①。在“晚、稀、少”的生育政策下，婦女的平均初婚年齡在20世紀70年代中從19.7歲上升到22.8歲，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7下降到1979的2.8（Coale 等，1987）。

　　如此迅速而成功的人口轉變并沒有阻止一種與經濟改革理念相反的人口政策的延續(xù)。在經濟政策方面，國家放松了管制，將決策權下放到了家庭與個人。而在人口政策方面，要求每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經過20多年對生育政策的不斷調整，大多數(shù)農村地區(qū)實行“二孩加間隔”政策，而城市卻一直嚴格執(zhí)行一孩政策。雖然一孩政策開始時只是一個應急措施，但這一政策已經延續(xù)了1/4個世紀。政府一方面放開了對經濟生活和人口遷移的控制，而另一方面又對生育控制緊抓不放，這就構成了中國過去25年人口變遷的重要制度環(huán)境。

　�。ㄒ唬┤丝谧兓�的制度環(huán)境

　　有三方面的制度環(huán)境變化對理解中國過去25年的人口變遷至關重要。

　　1.經濟和社會改革將經濟決策權從國家下放到家庭與個人

　　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子女撫養(yǎng)費用大多由國家或集體負擔，而在目前市場經濟社會中，家庭承擔的子女撫養(yǎng)費用越來越多。這對衛(wèi)生醫(yī)療、死亡、結婚、生育和居住方式等人口變遷的諸多方面都有深遠影響。農村集體合作社的解體和城市終身聘用制的消失，加重了成年人的經濟負擔，他們越來越擔心能否養(yǎng)育好孩子。一個注重人力資本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激勵并迫使父母為孩子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而受教育成本節(jié)節(jié)攀升，非義務教育已不再是“免費的午餐”。農村公共醫(yī)療體系的瓦解和城市免費醫(yī)療制度的廢棄，同樣大幅提升了中國家庭醫(yī)療支出的水平。最后，新興的消費文化理念也鼓勵一些家庭少將錢用在子女培養(yǎng)上，而是多投資，多花費在房屋、汽車、耐用品、衣服和娛樂活動上（Davis ，2000）。

　　2.計劃生育工作內容與方法發(fā)生重大轉變

　　由于嚴格的控制生育政策與以上提到的制度變更一直同時并存，因此很難對經濟改革所引發(fā)的制度環(huán)境變化對人口行為的獨立影響做出準確估量。就生育政策而言，一孩政策于1980年正式出臺，1984、1988年又對其進行過修正，在大多數(shù)農村地區(qū)允許有條件地生育二孩。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計劃生育政策的執(zhí)行方式有了明顯轉變，從完全依靠行政手段轉移到側重提供服務（Kaufman ，2003；
Winkler，2002；
Merli等，2004）。最近對地方生育政策的一項分析揭示出了目前生育政策的多樣性。通過匯總400多個地市的生育政策，作者認為90年代末，地方政策所限定的全國生育水平應該是1.47，遠低于2.1的替代水平。根據(jù)這些政策，63.1％的中國夫婦只能生育一孩，35.6％的夫婦可以生育二孩，1.3％的夫婦可以生育三孩（郭志剛等，2003；
Wang，2005）。

　　3.大規(guī)模的人口流動與遷移

　　隨著政府撤銷先前對人口流動嚴格控制的政策后，國內勞動力流動大大增加。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城市間、農村間的大規(guī)模勞動力流動不僅刺激了經濟增長，也帶來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人口問題。移民在人口變遷進程中所起的作用絕非僅是增加夫妻分居、降低生育率。年輕的未婚男女經常將高收入的工作機會看得比婚姻、生孩子更重要。人口流動使許多人領略了城市的消費文化，以及低生育率的社會環(huán)境。與此同時，正如官方媒體所宣傳的，人口遷移使生育控制變得更加困難。人口流動也使流出地與流入地的家庭有了新的勞動分工和新的居住方式。

　�。ǘ�）人口變化的主要指標

　　1.人口增長率和生育率

　　在過去的25年間，中國人口規(guī)模又有了進一步的大幅度增加。1978～2000年，總人口從不到10億增加到12.5億，凈增長31.5％。在這20多年中，中國人口增加了3億多。然而，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口增長率卻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低的。在1950～1980年間，每10年的年均人口增長率分別是1.82％、2.26％和1.73％。到了80年代，年均人口增長率下降到1.46％，90年代僅為1.02％②。

　　顯然，中國的人口增長率已跌至低谷。但與此同時，卻沒有人能對這人口增長率的確切程度有十分把握。這是因為到了20世紀90年代，全國的出生申報體制已名存實亡。在80年代，各項人口指標的測度都非常嚴謹規(guī)范；
但到了90年代，一些人口數(shù)據(jù)失去了可信度，尤其是某些由官方公布的生育率數(shù)據(jù)。出生申報和注冊問題也反映在其他人口數(shù)據(jù)搜集渠道中，包括中期人口普查、年度人口調查、生育率專項調查等③。90年代初以來，負責收集生育率信息的兩大政府職能機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和國家統(tǒng)計局，也不再提供可信、詳細的出生率數(shù)據(jù)，取而代之的是官方的統(tǒng)一估計，即中國的生育水平為每個婦女平均生育2.1孩，在替代水平附近。

　　根據(jù)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公布的數(shù)據(jù)，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為1.22.然而，可能沒有人會相信這一數(shù)據(jù)的可靠性，因為該生育率水平與意大利相當，低于日本，僅為欠發(fā)達國家的1/3.這一結果說明官方公布的出生率數(shù)可信度低。

　　雖然官方數(shù)據(jù)可信度低，但我們不應該質疑近些年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可能性。20世紀80年代雖然嚴格執(zhí)行了一孩政策，但出生率僅有略微下降（Feeney等，1993）；
而有許多證據(jù)表明，90年代出生率確實進一步下降。大規(guī)模的社會經濟變革，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延續(xù)，都有可能進一步改變了年輕夫婦的生育偏好（Merli等，2002）。一個直接的證據(jù)就是近年來婚齡與生育年齡的推遲。90年代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從22歲上升到24歲，上升了近10％。婚齡推遲以及結婚后生育年齡的推后，使總和生育率和出生人數(shù)大幅下降（郭志剛，2000）。有些人仍相信當前的生育率接近替代水平，即每個婦女平均生育1.8孩；
但其他人認為這個數(shù)字過高（張廣宇、原新，2004）。在各種理由中，一個較簡單的論據(jù)是，如果全國總和生育率真的為1.8，那就意味著2000年人口普查漏報了全國出生人口的1/3，這也是不可信的。而且最近兩個研究均表明，當前生育水平確實已降到每個婦女平均生育1.6個孩子（Zhang ，2004；
Retherford 等，2004）。

　　2.死亡率與健康

　　人們在改革伊始就擔心農村公共醫(yī)療體系解體以及城鎮(zhèn)公費醫(yī)療改革會對民眾健康狀況產生不利影響。早期人們的擔心集中在嬰幼兒健康上，因為疫苗注射和其他基本護理原先都由公共醫(yī)療體系提供。事實上，死亡率的下降趨勢在20世紀80年代有所停滯。但在90年代，死亡率持續(xù)大幅下降，這點與其他發(fā)展中國家非常相似。而且在這10年中，男女的期望壽命均大約增加了4年。2000年男性的期望壽命為71歲，女性為75歲，明顯高于發(fā)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2003年分別為61和64歲），甚至接近發(fā)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分別為72和79歲）④。期望壽命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嬰兒死亡率的進一步下降。

　　然而，有研究表明，近期的死亡率數(shù)據(jù)仍過于樂觀，因為2000年人口普查低報了死亡人數(shù)（Li等，2003）。因此很難估計20世紀90年代死亡率究竟下降了多少，而有可能下降幅度要小于2000年人口普查所反映的數(shù)字。至于公共醫(yī)療體系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放緩了死亡率下降的步伐，就更難評價了。

　　3.遷移和城市化

　　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均先于中國經濟改革，但流動人口數(shù)量的增加以及與之相隨的城市化卻明顯是改革的產物。在改革之初，流動人口數(shù)占總人口之比是微不足道的。第一次全國性的流動人口數(shù)據(jù)來自于1987年的人口“小普查”。當時，10多億人口中只有1520萬報為流動人口，大約為總人口的1.5％（Chan，2001：131）。到1990年，流動人口（離開戶籍所在地6個月以上但戶口未變動者）規(guī)模增加到3000萬；
1995年，這個數(shù)字已經是5600萬；
2000年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顯示，中國有8000萬流動人口。如果包括那些在非戶籍所在地不到6個月的人，短期移民數(shù)約為1.2億，而1995年按同樣口徑統(tǒng)計的流動人口僅為8850萬（Liang ，2003）。同時，國家統(tǒng)計局2002年年度人口抽樣調查的數(shù)據(jù)更表明，每10個人中就有1人居住在非戶口所在地（市、鎮(zhèn)、區(qū)）。在經濟最為活躍的幾個地區(qū)，如廣東、福建、上海和北京，20％～30％當?shù)鼐用竦膽艨谠谕獾丌荨?0世紀90年代中國城市人口增長幅度也是史無前例的。在這10年中，城市人口凈增加1.75億，幾乎等于之前40年城市人口數(shù)量增加的總和。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是城市化的最主要動力，占90年代城市人口激增的60％⑥。

　　4.家庭戶類型和居住方式

　　生育率下降、期望壽命延長和流動人口增多也使中國家庭戶規(guī)模和組成發(fā)生顯著變化。1982年時，生育高峰、房屋短缺和其他因素使得家庭戶的平均規(guī)模為4.4人。到2000年，全國戶平均規(guī)模下降到3.4人。在城市中，這個數(shù)字僅略高于3，這反映了過去25年中出生率的快速下降和人們居住偏好的改變。

　　家庭戶規(guī)模縮減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一對夫婦家庭戶數(shù)的增加，而并非三代以上家庭戶數(shù)的減少。單代家庭戶數(shù)的比重從1982的4.7％上升到2000年的12.7％。因此，一對夫婦和單人家庭戶數(shù)從1982年的13.9％與1990年的13.5％，上升到2000年的22.3％。三代以上同堂家庭戶的比重幾乎未變，但兩代同住家庭戶的比重卻從1982年66.6％下降到2000年的55.9％（Zeng等，2003）。而許多新增的單代家庭戶大多是未與子女同住的老人。1982年，10.7％的65歲以上男性老人單獨居住，16.9％的與配偶居住，67.9％的與子女同��；
到2000年，這些數(shù)字分別變?yōu)?.(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4％、28.8％和59.9％。相似的情況也發(fā)生在女性老人群體中，只是單獨居住的比例更高。在城市里，老人不與子女同住的現(xiàn)象已越來越普遍。2000年，33.7％的男性老人與配偶居住，只有55.8％的與子女同�。╖eng等，2003）。

　　二、中國生育率下降是否產生了人口紅利

　　人口變化與經濟過程中的一個基本特征是生產和消費隨生命周期階段而變化，并相互作用。人們在生命之初以及在現(xiàn)代社會的晚年都有很長一段經濟依賴期。在這些依賴的年齡或者說“赤字年份”中，人們的平均消費多于產出。而在主要的工作年限或者說“盈余年份”里，產出則多于消費。有關中國人口生產和消費生命周期循環(huán)的詳細信息還很有限，但2000年中國城市人口的消費、生產—年齡曲線（見圖1）與其他國家的頗為相似。

　　所謂的“人口紅利”，是由生產與消費的差異與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相互作用而產生的（Bloom 等，1998；
Mason ，2001；
Bloom等，2002）。最近這一概念又進一步被擴展為“兩種人口紅利”（Mason 等，2004）。第一個紅利是由于人口轉變導致生產性年齡段的人口份額增加所帶來的。第二個紅利則源于人們預期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比如退休重要性的提高，而相應調整個人行為與公共政策。在此需要強調的一點是，人口紅利并不獨立于人口變遷所處的政治環(huán)境而產生，在中國當前經濟制度改革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ㄒ唬┑谝粋�人口紅利

　　第一個紅利所測算⑦的是在人口轉變過程中由于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超過總人口增長速度而帶來的人均收入的增加。但這個紅利并不一定總是正數(shù)。當人口轉變進入到下一階段，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慢于退休年齡人口，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作用則變?yōu)橐种迫司�產出或人均消費的增長。

　　僅僅分析生產力如何隨年齡而變動是不完備的，因為消費也隨年齡而變化。例如，低產出、高消費的老年人群增加帶來的總和效應會比低產出、低消費的老年群體擴張帶來的影響更大。因此，我們在以下的分析中引入撫養(yǎng)比（有效生產者人數(shù)與有效消費者人數(shù)的比重）來量化第一個人口紅利（Mason 等，2004）。撫養(yǎng)比是有效生產者人數(shù)（以年齡別勞動生產率加權的人口數(shù)）和有效消費者人數(shù)（以年齡別消費水平加權的人口數(shù)）之比而計算出的⑧（Culter等，1990）。在一定的年齡別生產率和年齡別消費水平的條件下，有效消費者人均產出與人口撫養(yǎng)比以同速增長，而撫養(yǎng)比反過來又完全取決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

　　依據(jù)普查的人口數(shù)據(jù)（以及我們的人口預測）與以上給出的中國城市人口的消費、生產—年齡曲線，我們估算出1982～2050年中國的第一個人口紅利的變化。這一紅利的幅度與走勢在3個時期內差別迥異（見圖2）。1982～2000年，人口紅利非�？捎^，因為撫養(yǎng)比的提高有力支持了勞動者人均產出的增加。這一時期撫養(yǎng)比上升了28％，年均增加1.3％。而同期人均真實（依PPP 調整的）GDP 每年平均增加8.4％（World Bank，2004）。以此得出，第一份人口紅利對1982～200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約為15％。這個估算的貢獻比蔡昉、王德文所得出的24％的作用要小很多，其原因可能出于估算年份與方法的不同（蔡昉、王德文，1999；
王德文、蔡昉，2006）。

　　然而，中國已享盡了第一個人口紅利的絕大部分。2000～2013年間，預期撫養(yǎng)比仍會上升，但其速率大大減緩。第一個人口紅利只能使這一時期的人均產出增加4％，年增長只有0.3％。撫養(yǎng)比在2013年達到峰值，然后持續(xù)穩(wěn)步下降。到2050年，預期的撫養(yǎng)比只有2013年的85％。隨著第一份人口紅利的消失，人均產出的增長率在2014～2050年間會每年下降0.45％。

　　撫養(yǎng)比的變化趨勢體現(xiàn)了有效勞動力和有效消費者人數(shù)變動的作用。有效勞動力（有效生產者）的增長率在20世紀80年代末90代初達到頂峰，年均增長3％。而目前增長率只有那時的一半左右，即年均增長1.5％，并穩(wěn)步下降。到2020年，有效生產者的增長會停止，繼而轉為負增長。

　　以上對人口紅利趨勢的概括實際上還掩蓋了中國內部人口變化的多樣性與復雜性。在中國城市，人口老齡化更迅猛，城市中新的勞動力供給隊伍已開始萎縮。而在農村，計劃生育政策更寬松，生育率下降也更遲，從而老齡化進程較緩，勞動力供給較充足。因此，城市中更好的就業(yè)機會以及城鄉(xiāng)人口差異仍會繼續(xù)推動城鄉(xiāng)間遷移。

　　在中國和在其他一些國家，第一個人口紅利是一個相對長期性的，但同時也是階段性的現(xiàn)象。第一個人口紅利導致中國2050年的人均產出較1982年高出10％。但對于更遙遠的未來，這種凈效應就非常弱了。在1982～2050年這70年中，人口紅利對勞動者人均產出的年增長率貢獻幾乎可以忽略，但國民人均產出在人口轉變過程中卻提高了許多。對于生活在這一時期的人們來說，這是一個具有重大經濟意義的事件。而且，如果將第一個人口紅利以資本、人力資本和（或）制度改進的方式進行再投資，則會產生持久的后續(xù)效應。

　　中國的經驗并非與其他東亞國家相悖（Mason 等，2004）。為了比較中國與其他國家人口變化的作用，我們用中國的生產率和消費水平作為權數(shù)，用各國或地區(qū)的人口數(shù)據(jù)為人口數(shù)來計算各地的撫養(yǎng)比變化，所得出撫養(yǎng)比數(shù)（見表1）。

　　注：所有的數(shù)值計算利用了2000年中國城市居民收入與消費圖。臺灣省人口數(shù)據(jù)由作者向臺灣人力管理部門詢問所得；
日本、美國、法國的數(shù)據(jù)見United Nations，2003.單年的年齡數(shù)據(jù)是用Sprague 乘數(shù)來估計的。

　　從表1可見，中國臺灣地區(qū)的模式與中國大陸地區(qū)非常相近，盡管它的轉變進程起步較早。日本同樣有人口紅利，但時間先于其他東亞國家許多。1982～2050年間，日本的撫養(yǎng)比一直下降，使人均產出增長率年均縮水0.4％。許多西方國家也曾在過去的生育高峰的牽動下?lián)狃B(yǎng)比持續(xù)攀升，但大多數(shù)國家（如法國、美國）現(xiàn)在都已處于下降期。

　�。ǘ�）人口老齡化和第二個人口紅利

　　第一個人口紅利是一項量化撫養(yǎng)比變化對經濟作用的指標。而計算這一紅利的基本假定是勞動者人均產出不變。而生命周期財富的概念以及它與人口年齡結構的關系是理解第二個人口紅利的關鍵。終生預算約束表明一個人、一個隊列和一個總體當前的生命周期財富必須等于未來消費流的現(xiàn)值減去未來收入流的現(xiàn)值⑨。在沒有代際轉移的情況下（家庭支持、現(xiàn)收現(xiàn)付的養(yǎng)老金體制、遺產等），生命周期財富完全由資本組成，也就是每個個體、每個隊列、每個總體所享有的真實資產。資本代表了生命周期財富的一種形式。

　　轉移支付體系是生命周期財富的另一種形式，它是一個個體、一個隊列或一個總體一生所接受的凈轉移財富的現(xiàn)值。與財富轉移類似的例子是社會保障或者說現(xiàn)收現(xiàn)付的養(yǎng)老計劃所提供的養(yǎng)老金，此時生命周期財富等于未來將接受的養(yǎng)老金現(xiàn)值減去未來繳納稅的現(xiàn)值。另一個略有差別的例子是撫育子女時的財富轉移。孩子在童年時直接從父母或者間接從納稅人那里獲得財富轉移（比如受教育）。當他們長大成人后，又將財富直接轉移給自己的孩子，或者以納稅的形式間接轉移給所有孩子。培養(yǎng)孩子時的財富轉移是指所有與育兒相關的轉移支付的凈現(xiàn)值。

　　生命周期財富與資源流動方向緊密相連。（1）向上流動。從年輕人流向老年人的生命周期財富為正。該群體預期獲得的收益凈現(xiàn)值超過所付成本的凈現(xiàn)值，因為這個群體是從尚未出生的那代人中獲得凈轉移。用一種不太嚴謹?shù)恼f法，這類財富轉移可以看作是強加在未來一代人身上的債務。（2）向下流動。從老年人流向年輕人，相關聯(lián)的生命周期財富為負。該群體中很多人已得到收益但尚未支付向下轉移的成本。比如一對新婚夫婦，他們將承擔養(yǎng)育孩子的成本，但幾乎不能再從父母那里獲得財富轉移，因此其育兒期的生命周期財富均為負。

　　年齡結構的變化是影響生命周期財富總量的主要因素。如上所述，中國1982年的年齡結構非常年輕，這樣資源流動必然向下。在上述假設下，中國預期2050年的年齡結構必然會使資源向上流動。因此，年齡結構變化會使生命周期財富從負變正。

　　在給定充足的強假設下，生命周期財富和年齡結構間的關系很容易總結。Lee（1994）指出，在穩(wěn)態(tài)增長和黃金法則下，生命財富與勞動收入（或者消費）之比等于生產和消費的平均年齡之差，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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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第一人口紅利相比，第二個人口紅利則基于年齡結構變化對財富創(chuàng)造過程的影響。如在其他東亞國家已發(fā)生的那樣，人口老齡化有可能加速資本積累，從而加劇經濟的資本密集度，進而提高勞動者人均產出。傳統(tǒng)上，人口因素對資本累積的影響是用標準的新古典模型來衡量，它假定儲蓄率為常數(shù)（Solow ，1956），但第二個人口紅利的概念拓展了新古典模型，將儲蓄和財富都視為內生變量（Tobin ，1967；
Mason，1987；
Lee，1994）。

　　當然，另一種可能性是，人口老齡化會加速財富轉移而非資本積累。如果退休人員的消費需求是靠家庭或政府發(fā)起的轉移計劃來滿足，便會產生上述結果。這種做法能有效地在各年齡段人群間進行資源再分配，但它不能創(chuàng)造資本。它通常依靠稅收政策，這削弱了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

　　隨著期望壽命的延長和退休后生活年限的增加，人們要么累積更多財富，要么就得承受老年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但財富可以來源于多個渠道。一是累積額外的資本；
另一是通過財富轉移，這樣未來一代要通過公共養(yǎng)老金計劃或者以家庭資助的形式更多地承擔撫養(yǎng)老人的責任。這兩種形式都可以滿足一個正在膨脹的老齡群體退休后的生活需求，但只有資本積累才可以影響產出水平和經濟增長，而財富轉移則不會（Lee ，1994）。除了以上的兩種可能性之外，還有第三種可能性，那就是既不靠財富轉移又沒有資本累積，但這樣既無法提高生產率，又會使老年人的生活惡化。

　　本文的分析憑借經濟學中一個高度程式化的模型。這里假定人口的生產和消費的橫截面年齡分布曲線的形狀保持不變，但其絕對水平可以變。生產曲線所反映的是人們的經驗隨年齡變化對產出的持續(xù)影響。為簡化起見，我們對一些勞動者行為的變化，如退休行為，隨教育水平提高教育回報增加等變動不加考慮。消費曲線所反映的是個人與他人的消費偏好。而這些消費偏好不免受到利他主義思想或某些政治因素的影響。

　　在以上這些給定條件下，人口老齡化使得從勞動年齡人口流向兒童的資源大幅減少，同時使得從勞動年齡人口流向老年人口的資源大大增加。這種變動在圖3中非常明顯，它展示了1982、2000、2050年居民消費和收入的年齡分布曲線以及相應的資源再分配。

　　兩條年齡間財富轉移渠道，從勞動者到兒童和從勞動者到老人，在圖中均用箭頭表示。箭頭尾部指示提供資源的勞動者平均年齡，箭頭頂部指示接受資源者的平均年齡。箭頭的寬度是人均資源再分配量。在黃金法則和穩(wěn)態(tài)增長下，每個箭頭的面積等于生命周期財富總量，它必須能維持每個年齡段的資源再分配（Lee，1994、2000）。在向下流動時，即資源從老年人流向年輕人，生命周期財富量為負，因為活著的人有義務將財富轉移給尚未出生者。

　　年齡結構對生命周期財富的影響非常清晰（見表2）。1982年，資源主要從勞動年齡人口流向兒童，生命周期財富是勞動總收入的負9倍多。隨著人口老齡化加速，流向兒童的資源減少，而資源主要流向老人。2050年穩(wěn)態(tài)生命周期財富將是勞動收入的2.6倍。若要滿足老年人的消費需求，穩(wěn)態(tài)生命周期財富量將上升到勞動收入的7.1倍。表2的結果所說明的是，中國人口老齡化必將加速資本累積。否則，或者是全面推廣社會的或家庭的財富轉移，或者是坐視老年人生活質量明顯下降。

　　注：根據(jù)2000年城市收支調查提供的各年齡段家庭消費和勞動收入估計值計算而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兒童撫養(yǎng)比中生命周期財富估計值是根據(jù)對中國人口預測得到的2000年生育平均年齡計算所得。假定生命周期財富符合黃金法則，呈現(xiàn)穩(wěn)態(tài)增長。

　　第二個人口紅利的多少將依賴于資源再分配的機制。而中國的經濟改革使資源再分配的機制更加復雜，因為資源再分配的機構與機制本身都是改革的根本組成部分。

　　資源可以以多種形式，依據(jù)不同組織機制從“盈余年齡段”向“赤字年齡段”進行重新配置（見表3）。在完整的經濟體系中，可以采取資本、轉移和借貸三種方式。首先，可以在“盈余年齡段”累積資本，然后在“赤字年齡段”享用資本收入。值得一提的是，資本只能將年輕時的資源留存到晚年。其次，可以通過現(xiàn)金轉移，使資源從“盈余人群”轉向“赤字人群”。第三，個人可以利用信貸市場�！坝�余人群”可以借錢給孩子，然后在老年時收回借款。但因為債務的限制，信貸市場在跨年齡資源分配中較少被采用（11）。

　　在市場經濟中，存在著三種分配組織機制。在諸多社會中，不同年齡段人群間的資源再分配主要是由家庭負責的。在所有社會中，從成年人向子女的資源分配都是由家庭來實施的。而市場和國家所起的作用則依賴于所處的經濟體系。中國在改革前，市場幾乎沒有起資源再分配作用，而主要依靠的是國家。改革以后，市場經濟的出現(xiàn)以及對私有財產的認可，擴展了資源再分配的方式，其經濟意義是十分深遠的。

　　假定在我們所考慮的整個歷史中，對老年人的再分配體系完全依賴于資本積累，在改革前，這意味著國家通過對國有企業(yè)的投資變相資助養(yǎng)老金計劃。在改革后，資本積累變?yōu)榧彝�、市場和國家的共同責任。在穩(wěn)態(tài)增長和黃金法則的假設下，1982年的人口狀況意味著資本產出比為2.0，2050年的人口狀況意味著資本產出比將為7.1.在簡單假設下，這種幅度的資本產出比增長將使工人的人均產出翻番（12）。資本累積對工人人均產出增長率的影響依賴于資本累積發(fā)生的時間段。若均勻擴展到一個世紀，工人的人均產出將以每年0.7％的速度增長。若擴展到50年，資本累積可以使工人的人均產出以每年1.4％的速率增長（13）。

　　上述這些計算不過是啟示性的，還有很多復雜的情況尚未說明。第一個問題是改革前，生命周期財富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全部，是以財富轉移而非資本的形式形成的。生命周期財富是以對養(yǎng)老金的承諾，或以國有組織，如國有企業(yè)來為未來人口負債的形式存在的。在某種程度上，經濟改革破壞了這種原有的生命周期財富的存在形式。就中國而言，一個還需探討的問題是通過什么機制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對受到影響的生命周期財富進行補充。財富轉移必然會扮演主要角色，因為它對那些臨近退休和已退休人員貢獻最大。這些人無法再累積資本，而只能憑借財富轉移來維持生計。這里的問題在于養(yǎng)老金中有多少份額該由國家（納稅人）承擔，有多少由私營企業(yè)包括私有化的國有企業(yè)，還有多少由家庭承擔。第二個問題是如何將經濟改革中的過渡期問題與人口老齡化所引發(fā)的問題區(qū)分開來。建立大規(guī)模的現(xiàn)收現(xiàn)付養(yǎng)老金體制最容易實現(xiàn)贍養(yǎng)當前退休人員的短期目標。但這種策略會使中國錯過取得第二個人口紅利的機會。

　　人口因素對儲蓄總量影響的研究提供了支持第二個人口紅利可能存在的直接定量證據(jù)。儲蓄率必須高于均衡水平才能提升資本產出比。毫無疑問，東亞的總儲蓄率遠高于均衡水平。至于為什么東亞經濟有如此高的儲蓄率，還有很多猜測。許多研究認為，儲蓄率受年齡結構變化（Mason ，1987；
Mason，1988；
Kelley等，1996；
Higgins 等，1997；
Deaton等，2000）和期望壽命（Bloom 等，2003；
Kinugasa，2004）的影響，而影響的程度大小則對采用的方法和數(shù)據(jù)非常敏感。

　　現(xiàn)有的證據(jù)支持這個論斷：在人口轉變非常迅速的許多東亞國家，人口變化都使人均產出更迅猛地增長。中國顯然已經享受了第一個人口紅利帶來的有效消費者人均產出增加，能否能繼續(xù)享有第二個紅利還拭目以待。人口變化為經濟高速發(fā)展提供了機遇，但這只有在政策環(huán)境支持的情況下才可能成為現(xiàn)實。而簡單地就人口變化尤其是生育率下降便做出對人口福利水平的結論卻是個嚴重的錯誤。對此有兩個原因需要重點強調。（1）資本累積是通過減少消費來實現(xiàn)的，由此得到的人均產出的增加并不是“免費的午餐”，而是以降低當前物質生活水平為代價的。（2）中國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以那些按政策只能有一個孩子的父母做出了犧牲來實現(xiàn)的，而這種犧牲的代價是難以衡量的。

　　三、人口變化的社會后果

　　除了以上論述的人口變化的指標及潛在的經濟后果，人口變化同樣對中國社會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上面我們用資本累積和產出來討論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的影響。人口老齡化同樣也會帶來其他方面的經濟和社會的后果，包括醫(yī)療支出增加和對家庭養(yǎng)老需求的上升。下面我們將關注中國近期人口變化的其他三方面的社會后果。

　�。ㄒ唬┏錾�性別比和女童存活率

　　中國的一孩政策，尤其是“因性別制宜”的生育政策允許農村夫婦在第一孩是女孩的情況下生育第二孩，使得出生性別比和超額女嬰死亡率在過去20年中飆升（14）（Cai 等，2004；
朱楚珠、李樹茁，2003；
張二力，2005；
鄭真真，2006）。1982年時，出生性別比為108.5，僅略高于正常水平。隨后出生性別比迅速上升至1990年的114.1和1995年的117.1（見圖4）。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00年的出生性別比已為116.9.女嬰人數(shù)少一方面是由于性別選擇性人工流產和較高的女嬰幼兒死亡率，另一方面是很多女嬰不申報戶口，且在人口普查與調查中未被計算在內。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報道的2000年10～14歲人口數(shù)比1990年人口普查中0～4歲的人還多。由于出生瞞報的原因，隨時間的延續(xù)新生兒隊列的性別比也趨于均衡。

　　女嬰缺失并非都由漏報造成，尤其是不能用來解釋近年來超常的女嬰死亡率的攀升。女嬰漏報是很普遍的，但將女嬰謊稱為死嬰的較少。近20年中男嬰死亡率持續(xù)大幅下降，下降了約40％，而女嬰死亡率只下降了15％，而且是在20世紀90年代才有所下降。1982年，中國女嬰死亡率低于男嬰，這與絕大多數(shù)歧視女性不嚴重的國家是相仿的，但到1990和2000年情況卻顛倒了過來。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后，超額年輕女性死亡率便一直在下降（Coale 等，1994），而實行一孩政策后這一指標卻又重顯持續(xù)上升的趨勢。超常年輕女性死亡率快速增長，70年代后期僅為10％，1995年已上升到60％（15）（見圖4）。盡管漏報、少報女嬰可能夸大年輕女性死亡率的上升幅度，但這不能完全解釋男嬰和女嬰死亡率差異的增大，畢竟漏報男嬰和女嬰現(xiàn)象都存在。而且女嬰死亡并不只集中在1歲時，在1～4歲都有（Choe等，1994；
朱楚珠、李樹茁，2003）（16）。這種在生命早期就造成的女性的劣勢地位是社會不公平的重要表現(xiàn)。

　�。ǘ�）婚姻的社會分層

　　由生育政策造成的人口失衡與其他社會力量相互作用，產生出其他形式的社會不平等。這些不平等的形式之一就是婚姻的社會分層。目前公眾非常關注性別比不斷上升會影響到男性的婚姻前景，但事實上只有窮困的男人才有可能娶不到妻子。

　　在過去20年中，根據(jù)社會地位決定婚姻機會的現(xiàn)象又重返中國社會。在此之前的幾十年中，男性婚姻的普遍性不斷提高，40歲時還單身的男性比例不斷下降，同時社會地位對婚姻的影響逐漸減小（Wang等，1993）。而近年來，結婚對于男性來說再一次成為社會特權的指標。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只有0.5％受過大學教育的男性在40歲時還沒結婚，而有15％的文盲和半文盲在同年齡段仍然單身。1990年已有19％的貧困農民在40歲時仍然單身（李中清、王豐，2000：113～114）。2000年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顯示，全國僅有3.8％的40歲男性從未結過婚。對那些居住在農村且受教育很少的人來說，這個比例卻高達26.5％（17）。在受教育程度最高（大學本科及以上）的這一組中，只有1％的男性40歲時仍是單身。當現(xiàn)在這批性別比失衡的嬰孩長到婚嫁年齡時，未婚男性集中在低層次人群的現(xiàn)象會愈發(fā)嚴重。例如，2000年在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男性群體中，44.8％的人在30歲時還沒有結過婚。

　�。ㄈ�）區(qū)域差異

　　隨著改革后經濟的分化，地區(qū)間人口差異也越來越顯著。中國城鄉(xiāng)之間以及發(fā)達和落后省份之間的人口差異與世界上國與國之間的差異類似。中國城市化程度最高省份的生育水平遠低于更替水平，這些省份越來越依賴于大量的外來勞動力以支撐其經濟增長。同時，這些省份居民健康狀況的指標也較其他省份領先若干年。

　　根據(jù)2000年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計算的各省期望壽命的估計值表明，在中國國內，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死亡水平同時存在。2000年，農村男性和女性期望壽命分別比城市居民低7.4％和8％（18）（分別為5.6年和6.3年）。而1981年的差距是5％和6％，1989～1990年為3.6％和5.5％（19）。這些數(shù)字不能簡單地解釋為城鄉(xiāng)間健康狀況差距拉大，因為對城鄉(xiāng)的劃分定義發(fā)生了變動。但是，毫無疑問這一持續(xù)的差距是存在的（20）。2000年與1981和1990年無異，城市化程度最高的3個地區(qū)（3個直轄市）的居民期望壽命比最貧窮和少數(shù)民族聚居的省份高10年以上。

　　不僅如此，在過去的近20年時間內，中國這兩組極端省份間的死亡率差距也始終沒有彌合（見表4）。盡管最落后省份列于期望壽命增長最快的一組，但最發(fā)達省份也同屬該組。假定在期望壽命較高時降低死亡率更困難、成本也更大，那在貧窮省份延長期望壽命則應比富裕省份更容易一些（21）。

　　注：重慶市和海南省由于當時尚未建立，所以數(shù)據(jù)缺省。1981年的期望壽命數(shù)據(jù)見CPIRC 死亡率統(tǒng)計表，1990和2000年數(shù)據(jù)見《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03）》，第117頁。

　　另外，已公布的關于死亡原因的數(shù)據(jù)顯示，1980～2000年，中國農村因呼吸道疾病而死亡的病例幾乎翻了一番，從平均10萬人中有79個增加到142個，成為在過去10年中死亡的首要原因。而在城市中，這種病因僅排列在第四位，在癌癥、腦血管疾病和心臟病之后。2000年，中國農村因工傷、外傷和中毒所引發(fā)的死亡率比1980年增加了1倍多，是城市地區(qū)的2倍（Zhao，2003）。這些地區(qū)間人口差異毫無疑問將進一步影響中國區(qū)域經濟，同時也將加強地區(qū)間的聯(lián)系。

　　四、結論

　　從多方面看，中國一直是人口轉變的“早熟”國家。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和公共醫(yī)療體系下，人口死亡率很早就開始迅速下降。從這個角度上說，中國比經濟水平相仿的絕大多數(shù)國家要成功得多。中國的生育率也比其他任何國家下降得更早更快，這主要歸功于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因為沒有其他國家能如此強有力地影響夫婦的生育決策。

　　這種被人為加速了的人口轉變過程，使中國在其經濟發(fā)展的關鍵時段內獲取了相對較多的人口紅利（王德文、蔡昉，2006）。源于生育率下降的第一個人口紅利在中國經歷最根本的經濟轉型、面臨最沉重的失業(yè)壓力時，起了不可小覷的作用。在過去的1/4個世紀中，人口因素是一直有利于中國經濟增長的。

　　中國經濟轉變過程中得以受益的人口紅利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紀80年代以前生育率的下降，而不是一孩政策。首先，在實行一孩政策前，中國的生育率就已經在快速下降，因此第一個紅利中只有很一小部分可以歸功于一孩政策本身。其次，更快的經濟增長背后沉淀著巨大的、難以估量的成本。由于部分父母被迫只能生一個孩子，我們很難說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是否超出了父母為一孩政策所付出的直接代價。第三，僅憑至今所有的數(shù)據(jù)分析的結果來作結論也有其根本性的缺陷，因為人口變化對經濟的影響通常要經過幾十年時間才能完全釋放出來。

　　早熟有早熟的代價。正如我們上面所說，在經歷了人為加速的人口轉變之后，中國將有很長一段時間面臨勞動力供給萎縮以及老齡人口迅速膨脹。而這種趨勢難以在短期內被扭轉。盡管老齡化也可能帶來第二個人口紅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這種紅利的實現(xiàn)需要相應的制度環(huán)境。同時，政府嚴格政策導致的生育率下降也造成了生育率數(shù)據(jù)搜集系統(tǒng)的崩潰，以及性別比與年輕女性超額死亡率的快速增長。這些都是嚴重而持久的社會問題。

　　與此同時，中國各地區(qū)未來面臨的許多人口挑戰(zhàn)也會大相徑庭。比如，人口老齡化進程將會在全國不均勻地分布，各地區(qū)差別將很大，因為過去幾十年各地的計劃生育執(zhí)行力度大不相同。城鄉(xiāng)間、區(qū)域間的人口問題都會差別迥異，如生育率、死亡率、年齡結構和移民模式。這些人口差異對地區(qū)的經濟和社會發(fā)展都會有重要影響。區(qū)域間的互動與聯(lián)結將在未來中國人口和經濟的變化過程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注釋：

　�、�20世紀50年代初沒有期望壽命的可靠數(shù)據(jù)。后來根據(jù)人口普查和死亡率調查的數(shù)據(jù)估計出1953～1964年男性的期望壽命是42.2歲，女性是45.6歲（Coale ，1984；
Banister 等，1981）。根據(jù)1987年生育歷史回顧調查（涵蓋了中國2‰的人口）提供的死亡率數(shù)據(jù)，得出1945～1949年男、女期望壽命分別為37.9和40.0歲，1950～1954年男、女期望壽命分別為46.7和49.2歲（閻瑞、陳勝利，1993）。但由于數(shù)據(jù)的性質和估計方法的局限，這些估計值的價值很有限。

　　②這些數(shù)字根據(jù)中國官方統(tǒng)計資料公布的歷年人口數(shù)計算而得。

　　③盡管2000年人口普查低報率只有1.8％，但相比1990年人口普查已增長了6倍。2000年普查也暴露出其他一些異常情況。比如，1990～2000年間0～4歲男孩的存活率為1.05，0～4歲女孩為1.07.要么是1990年人口普查低估了出生人數(shù)，要么是2000年人口普查做了重復計算，才會造成這樣的結果（Li等，2003：38）。除此之外，1990年20～29歲人口的存活率也幾乎超過1，如果數(shù)據(jù)沒錯的話，這種人口現(xiàn)象是不可能存在的。

　�、芊侵袊�的數(shù)據(jù)來自http：//www.prb.org.

　�、莞鶕�(jù)《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03）》第102頁的數(shù)據(jù)計算所得。

　�、奁溆嘤�20％的城市人口增長源于農村和城市居民戶籍的重新劃分，還有20％來自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長（Chan等，2003）。

　�、呓o定生產—年齡曲線，高生產力年齡段的人口份額增加必將提升人均產出。而它對提升人們生活水平的作用則有可能被夸大，因為消費，也就是說物質需求也因年齡而變。年齡變動對生產和消費的影響很容易歸結到一個簡單的新古典增長模型中（Cutler等，1990；
Mason 等，2004）。

　　定義有效生產者數(shù)量為：

　　第一個紅利通過撫養(yǎng)比的變動得到。撫養(yǎng)比的計算需要對年齡別生產力和消費權重做估計。本文中的計算結果是作者通過對中國2000年城市收支調查的數(shù)據(jù)估算所得。生產力權重假定與勞動收入呈正比，消費權重假定與估計消費量呈正比。

　　⑧有效生產者人數(shù)的度量方式是用圖1中顯示的年齡別勞動生產率對人口加權。有效消費者人數(shù)是用年齡別消費水平對人口加權。農村的情況我們未能獲得，希望以后能進一步探究。

　�、崛魏芜z產、饋贈都列入消費中。

　�、馍鲜銎骄�年齡是以“美元加權”的平均年齡。兩者間的差異度量了掙得1美元時的年齡與消費那1美元時的年齡之差，差距越大意味著生命周期財富越多。如果一個群體消費的平均年齡早于生產的平均年齡，那么它的生命周期財富為負。

　�。�11）若孩子向處于“盈余年齡段”的成年人借錢來為自己的消費“買單”，信貸可以發(fā)揮重要作用。當孩子長大成為“盈余人群”，而那些成年人變?yōu)椤俺嘧秩巳骸睍r，孩子將償還這筆債務。但如果是父母或者國家為孩子的消費“買單”，信貸便幾乎失去作用。

　�。�12）給定Cobb-Douglas生產函數(shù)，工人的人均產出和資本產出比的關系為：Y/L=（K/Y ）[β/（1-β）].給定產出的資本（β）彈性為0.35時，資本產出比從2.0上升到7.1必將使得工人的人均產出翻倍。

　�。�13）中國臺灣的動態(tài)模擬分析見Lee 等，2003.模擬結果表明，從一個低資本密集度經濟轉變?yōu)橐粋�高資本密集度經濟需要將近50年時間而不是100年。

　　（14）想生男孩的心理外加夫婦進行性別選擇性流產會造成性別比的失調，而溺女嬰的行為也可能使報道的性別比陡升，因此一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人們采用各種手段來生一個男孩。

　�。�15）超額女性死亡率是根據(jù)觀測到的女嬰死亡率水平高于期望水平的百分比來測量的。如果沒有人為干涉，男嬰死亡率應比女嬰死亡率高大約20％。期望的女嬰死亡率等于同年齡男嬰死亡率乘以0.833.

　　（16）對這種性別分布模式逆轉，一種較樂觀的反對意見是：成年女性死亡有明顯下降。對于25～50歲的成年人，2000年人口普查中男性死亡率比1990年人口普查的數(shù)據(jù)低10％～20％，而女性死亡率則下降了30％以上（Li等，2003：41）。生育數(shù)減少和女性醫(yī)療護理的改善，都對此有作用。

　�。�17）這幾個關于婚姻的數(shù)據(jù)是根據(jù)2000年人口普查報表計算所得（長表5.3）。2000年人口普查中，對那些未讀完小學的人，用在校年限而非識字能力來衡量其教育程度。這里所說的受教育最少組群，是指那些從未上過學或只上過成人學校的人。如果將只受過小學教育的人也歸在這組，那么40歲時尚未結婚的男性比例為10.98％，是全國平均水平的近3倍。

　　（18）2000年中國城市居民中，男性和女性的期望壽命分別是74.95和79.2歲；
農村居民中，男性和女性的期望壽命分別為69.44和72.88歲（Li等，2003：43）。

　�。�19）1981年，城市居民中，男性和女性的期望壽命分別是69.08和72.74歲。農村居民中，男性和女性的期望壽命分別為65.56和68.36歲。1989～1990年，城市男女性的期望壽命分別為70.1和75.05歲，農村男女性則分別為67.6和70.9歲（黃榮清、劉琰，1995）。

　�。�20）1981、1989～1990年計算城市人口期望壽命時包括鎮(zhèn)的居民，而2000年統(tǒng)計時沒有包括鎮(zhèn)上居民，只包括了城市居民。2000年統(tǒng)計中未包含的鎮(zhèn)居民的期望壽命略低于城市居民（男女性分別為73.18和77.68歲）。

　�。�21）根據(jù)美國人口咨詢局公布的2005年世界人口數(shù)據(jù)（www.prb.org ），發(fā)達國家的期望壽命平均為76歲，欠發(fā)達國家（不包括中國）平均為6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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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中國人口科學》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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