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以來在全國通行的是人教版的高中語文課本，而在出現(xiàn)了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新版高中語文教材，據(jù)說要在北京的九個區(qū)縣使用。該教材目前雖未上市，卻已引起了輿論的普遍興趣。前幾天，北京版語文編委薛川東等人接受了《青年周末》的采訪，向記者介紹新編教材的編選原則和宗旨。其中不乏教材見解，但也有不少提法筆者不敢茍同�，F(xiàn)只就其中兩點提出質疑，以求教于編寫者和廣大讀者。

　　第一點，據(jù)報道，孔慶東先生主張，一些紅色經典“必須要收入語文課本”，比如《紅巖》、《紅旗譜》、《林海雪原》等就在此列。同時，樣板戲《紅燈記》也破天荒第一次選入新版教材。

　　正如我在16日晚寫的博文中指出的，我認為語文課本選擇課文的宗旨和標準應該是兩個。一是文章的審美性，也就是說文章必須具有很高審美價值；
二是文章表達的思想抒發(fā)的感情必須體現(xiàn)人類的普世價值，如自由、平等、博愛、誠信、寬恕、感恩，等等。標舉這兩個標準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我理解的語文教育有兩個根本任務或者使命，一是培養(yǎng)學生高水平的語言表達能力，不是美文達不到或很難達這樣的要求；
二是培養(yǎng)學生美好的道德情操和公民素質，非普世價值不足以完成這個使命。

　　而所謂“紅色經典”，實際上是“革命經典”的別名，“革命經典”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社會文化的產物，不可能不帶有那個時代的特點，概括說就是藝術性不高，宣揚特殊價值（階級斗爭理論就是這種價值特殊主義的突出體現(xiàn)）。就孔慶東先生列舉的《紅巖》、《紅旗譜》、《林海雪原》來說，在解放后十七年的革命文學中或許是佼佼者，但放在中外文學史的長河中其藝術價值（不是社會認識價值）是很有限的，它們可能比《金光大道》《艷陽天》等同類“紅色經典”出色一些，但同樣存在不同程度的公式化、概念化、臉譜化問題，說它們是人類歷史上的美文恐怕要令人笑掉大牙；
另一方面，這些作品產生于鼓吹斗爭的時代，它表達的是階級的特殊情感和特殊價值，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性和政治性。它們和其他革命文學一樣，把人分為不同的階級，有些階級具有道德優(yōu)越性和歷史進步性，是值得我們愛的；
有些則不但不值得我們愛的，而且要我們恨，恨得越徹底越好。這樣的價值特殊主義在特定時期有其歷史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卻也造成了嚴重的價值混亂，在今天加以提倡更不合適。選擇這樣的作品我不知道有什么充足的理由。我們總不能說在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時期出現(xiàn)的代表性作品，就必須選入語文課本。如果這樣的話，語文書就成為了歷史書。而且反諷的是，真正應該大講解放后三十年中國社會巨大動蕩的歷史教科書卻偏偏不講，或雖然講了卻語焉不詳、一筆帶過、王顧左右而言他。

　　第二點，能不能因人廢文。

　　編者之一薛川東先生提到，他們曾在“精讀篇目”中選入梁實秋《雅舍小集》中的一篇美文，但因“上面有想法”而刪去。他還說，“至于有些作者，其作品則鐵定不會考慮。比如周作人，由于其歷史原因，肯定就不會進入教材。”看來語文教育淡化政治性、突出審美性的過程還是艱難的，因為“上面”的想法似乎比文章的審美性更重要。對“上面”是誰，“上面的想法”是什么我想大家心知肚明，我就不來捅破了。我想說的是：我們一直有“不因人廢言、不因人廢文”的說法，但是不知道為什么不能落實到教科書中？如果真的是美文是好文，為什么因作者的歷史問題或道德問題而不予以選入呢？梁實秋的作品不過格調不那么“高昂”，不那么政治，不那么主旋律，并且被權威的“革命文學家”批評過而已。但我想我們的語文課本也不應該每篇充滿硝煙，全部是“匕首投槍”吧？只要不是明顯存在道德混亂、價值混亂，有些花前月下的小情小調有何不可呢？抒發(fā)些日常生活中平淡而詩意的情感有何不可呢？不是要多元化么？不是要和諧么？和諧的前提是差異，清一色的匕首投槍也是不和諧的，那是單調。

　　還有周作人。大家知道他做過漢奸，人格上有缺陷。但是文學史上的一個常識是，很多有名的作家都有道德缺憾，比如司湯達得過梅毒，賽林格玩弄少女，顧城還是殺人犯。我覺得本著不因人廢文的原則，他的文章和他的人品是否可以適當分開？我們的大學文學史課本不是照樣要講司湯達、賽林格、顧城么？何況做過漢奸的人不一定在人格的其他方面也一無是處，他的文章也不都是漢奸文章。做過漢奸的周作人曾經留下非常優(yōu)美的美文，這是大家不能否定的。這些美文中也不乏思想格調健康者，竊以為選擇一篇、兩篇的無妨。當然，教師可以在講授的時候把這個道理講給學生聽，學生自會知道選擇周作人的文章絕不是鼓勵大家去作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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