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觀歷史，我們可以發(fā)現，歷史上的國家可以粗分為兩類，即：政教合一的國家跟政教分離的國家。那么，這兩類國家區(qū)別何在？其利弊又如何呢？

　　所謂“政教合一”的國家，乃是指其國實行政權和神權合而為一的政治制度。其基本特點是：國家元首和宗教領袖同為一人，政權和教權由一人執(zhí)掌；
國家法律以宗教教義為依據，宗教教義是處理一切民間事務的準則，民眾受狂熱和專一的宗教感情所支配。政教合一制度在中世紀時期拜占庭、俄國、阿拉伯、印度等國家或地區(qū)實行過。當時封建統(tǒng)治階級為了維護和加強自己的政治統(tǒng)治，需要利用宗教；
而宗教首領為了擴大影響、爭奪勢力，也需要與封建統(tǒng)治者的聯合。掌握神權與掌握政權的兩大集團既彼此爭奪權勢，又相互依賴和利用。歐洲歷史上曾出現過宗教控制政權或由封建君主擔任教主的局面。如拜占庭當教會的保護者和宗教事務的主持者；
俄國沙皇伊凡四世濫用權力干預教會事務；
英國亨利八世規(guī)定教會必須服從君主等。政教合一制度是宗教和政治結合最密切的形式。近代資產階級革命以后，多數國家實行政教分離，相繼廢除政教合一制度。但仍有少數國家實行這一制度。

　　政教分離譯自英文sepe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或者individual—state—church，正確的譯法應當是國家（或國家機器）與教會分離,其意思是國家機器和宗教機構（教會）互相沒有權威性，國家機器不能強迫國民信什么或不信什么；
宗教機構也不能以權力形式干涉國家法律的制定，稅收及軍隊的管理等。在圣經上耶穌說愷撒大歸愷撒天主的歸天主應該是政教分離的基礎，但是從歷史上來看政教分離并不是都遵循著理想方式前進的，很多時候是一個相互影響的進程。

　　政教合一國家特點何在？簡言之，就是專制同一。政教合一必然使個體趨于同一化。因為從思想到行為都有了共同的追求。最容易建立金字塔式的結構。在古代，游牧、農耕等生存方式都比較簡單，個體的差異性不大。這樣也就不用建立復雜的系統(tǒng)。人們的思想與行為也較容易統(tǒng)一起來。但政是在現實層面上的，教是在終極理性層面上的。雙方也會有矛盾。首先必須認清政府是什么？政府（廣義的）就是管理者。是為了解決現實沖突而出現的裁判員。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它是制度的現世形而下的化身。制度是什么？它本身才是真正的管理者。宗教是什么？是思想。其核心是價值體系。制度與思想具有重合性，但又有不相容之處。因為角度不同，一個是從現實出發(fā)，另一個是從終極出發(fā)。重合性在于它們都來自于他們對于未來方向的共同指向。但其結論卻常常相背。

　　如果說歐洲中世紀后期，教權與王權一直處于緊張狀態(tài)，終于通過宗教改革、宗教戰(zhàn)爭、中央集權的實現完成了政教的分離；
那么，中國則在隋、唐之后以科舉制、道統(tǒng)論、理學、三教合一、中央集權的實現，最終完成了政教合一的大業(yè)。在政教合一之后，人們從思想上、行動上都難以走向多元。我們可以看到，二者是很難保持平衡關系的。一種社會是政壓倒了教的，可以看到的是教的世俗化。如基督教在中世紀后期呈現出一種與世俗妥協(xié)的特色。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古代羅馬時代世俗精神的復興。教庭內充滿了世俗化的氣息。為腐敗、權力、金錢和美色所誘惑。因而，把理想放到了一旁。尤其是在意大利，這個有著深厚羅馬傳統(tǒng)的地域內，難免染上異色。因而，熵（在這里意味著無組織力隨著時間的增加）也必然使得社會漸漸地失去組織能力和平衡能力。從而導致了混亂。中世紀的后期，似乎呈現出了一種混亂的局面，羅馬教庭不但無法成為權力的中心，反而成為造成混亂的根源之一。與此相應的正是宗教改革。按照韋拍的說法，現代社會源于工業(yè)革命和新教原理。但我們卻在實踐中發(fā)現，最早進行了宗教改革的胡斯派（雖然失敗，但有影響，）和路德派的改革卻都是在德國，而不是在英國�；叵胍幌伦诮谈母锏谋尘埃�我們可以發(fā)現，實際上，德國開始的宗教改革是一場理想主義的復歸運動。要將人們的信仰從現世主義的羅馬教庭中拯救回來。因信稱義當然比儀式、神甫和免罪符更符合理想主義精神。它將信仰從人的外部世界引回到內部世界中來。從對于現實的合理選擇引回到犧牲精神上的理想中來。因而，理想主義在德國有著深厚的傳統(tǒng)。因此，如果說英美思想的特點是世俗主義占到主導的話，那么，法德在啟蒙運動開始的時候則表現出理想主義的強烈傾向。德國的宗教改革標志著向理想主義的回歸，理想主義的狂熱也經常出現在德國人的身上。他們總是企圖以另一種新的圣潔的宗教來引導社會的前進步伐。而且宗教改革引起的正是天主教自身也同時向理想的回歸。在這一點上，二者竟殊途同歸了，這很好理解，因為宗教本身就應該是理想主義的產物。雖然我手頭沒有證據說明伊斯蘭教的興起對于德國宗教改革的啟示作用，但在伊斯蘭教興起之后，歐洲基督教一直是處于守勢上，阿拉伯帝國的興起、多次十字軍東征的失敗，不能不成為人們對于羅馬教庭不滿的重要因素。因為那時的伊斯蘭教正是一個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的宗教——它還沒有沾染上天主教的諸多的惡行，即使有，僅限于上層。因而，我們可以初步看到，政教勢力，或者說，世俗主義與理想主義大體上處于一中平衡狀態(tài)的時候，社會發(fā)展較快，反之，哪一種占到絕對位置上，缺少了另一個體系上的制約，都將使社會限入到混亂之中。

　　而政教分離、國家和意識形態(tài)分離，思想和信仰自由，是政治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礎。沒有政教分離，國家和意識形態(tài)分離，就沒有思想和信仰自由。沒有政教分離、國家和意識形態(tài)分離，沒有思想和信仰自由，就不會有民主。伊朗的政治制度本身，如果沒有宗教因素，是民主的，但由于宗教因素介入，沒有信仰自由，就非常專制。巴勒斯坦政治制度本身，也是民主形式，但是沒有信仰自由，結果仍然是專制腐敗，并且選出被國際社會認為是恐怖組織的哈馬斯掌權。黎巴嫩由于宗教問題，產生了真主黨。伊拉克實現民主的最大障礙，也就是互不寬容的實行信仰專制的教派沖突。阿富汗實行完全的自由民主的最大障礙，同樣也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宗教和信仰專制問題。

　　當代西方文明，以政教分離和自由民主為特點的西方當代文明，是長期反對西方宗教專制的產物。西方先進的人們，在兩千年漫長的歷史中，尤其文藝復興以來的七百年歷史中，與基督教宗教專制進行了艱苦決絕的，前赴后繼的斗爭，付出了無數生命，鮮血和犧牲，才得到當代政教分離的自由民主制度。

　　要之，政教分離，是現代政治學的一項原則，源于歐洲擺脫宗教控制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并成為歐美政治學說主流觀點。歐洲社會的趨勢是向世俗主義方向發(fā)展，從而漸漸遠離基督教教育中的宗教禮儀和信念。在現代社會中，政教分離原則是具有綜合性價值的原理或原則，要根據各國不同的歷史與文化進行具體分析與運用，既要堅持政教分離原則的一般性原理，同時也要根據時代的變化作出新的解釋。

　　在2002年發(fā)生的“美國公立學校要求學生每日面對國旗背誦效忠誓詞”案件中，美國第九巡回上訴法院的三位法官以兩票贊成一票反對裁定：公立學校的國旗效忠誓詞違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關于政教分離原則。此案的裁定引發(fā)了美國社會的一場政治風波。在2003年11月， 美國亞拉巴馬州最高法院司法大樓里能否立摩西十戒標志物的問題上，聯邦法官根據憲法修正案第一條政治與宗教分離原則，限令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拆除紀念碑，以表示國家法治的統(tǒng)一和對宗教多元化的尊重。實際上，在政教分離原則的理解和適用上美國社會也存在不同的學派與理論。美國人對政教分離原則的態(tài)度可分為三種，分離派、協(xié)調派和中立派。分離派主張，憲法沒有賦予聯邦政府對于宗教問題的任何管轄權，而協(xié)調派認為憲法賦予了聯邦政府一定的權力，至少沒有否認或禁止聯邦政府在宗教問題上的權力等。在法國，1905年頒布教會與國家分離的法律后，法國確立了“國家非宗教性質的基本原則”，承認宗教的多元化，主張“政教分離不僅是一種法律制度，同時也是一種文化，一種品格，一種擺脫一切教權主義的解放運動”。但在實踐中政教分離原則的實施也遇到了許多新問題。為了調查法國實施政教分離原則的實際情況，2003年希拉克總統(tǒng)成立了“調查政教分離原則執(zhí)行情況的思考委員會”，希拉克總統(tǒng)要求委員會提交法國社會執(zhí)行政教分離原則的報告，他認為法國社會要承認文化和宗教的多元化，并把它視為實現民族團結的基礎。經過幾個月的調查、70多次的聽證會后，委員會建議重新定義政教分離原則，并為之立法。委員會提出的報告提出27項建議，主要有：建議禁止在學校內佩帶任何宗教或政治信仰歸屬的服裝和標記；
不同教派應該有平等的權利；
要求國家制定政教分離憲章；
規(guī)定瑪麗亞娜日，用來宣傳政教分離原則；
制定政教分離的法律并非要禁止，而是要確立公眾生活的原則和規(guī)則等。

　　總之，一個國家是傳統(tǒng)國家還是現代國家，標準當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看它是政教合一的國家，還是政教分離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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