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瀾曾經(jīng)說過，中國文化傳統(tǒng)是“史官文化”。顧準同意這一判斷，他批評“史官文化”以政治權威為無上權威，使文化從屬于政治。確實，“史官”二字的重心在于一個“官”字，“史”在這里是服從于“官”，服務于“官”的，卷帖浩繁的二十五史都是史官修的“正史”，此外的史書都被看作是“野史”。說白了，所謂“正史”也并無自身獨立的價值，是從屬于帝王權杖之下的，充其量只是給帝王“資治”的鏡子。這樣說并不意味著“史官文化”毫無正面意義，司馬遷以忍辱之身秉筆直書他棲身的當朝事，以文治武功睥睨一世的漢武帝對他的記錄、評判也抱有或多或少的敬畏。還有更早的“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作為史官文化產(chǎn)物的正史，因為他們這樣的史官一代代的努力而獲得了一點尊嚴。

　　進入近代，隨著循環(huán)王朝的隕落，史官文化開始消亡，史官的功能實際上被新聞記者代替了，有些記者主觀上并無這樣的自覺，客觀上卻以自己手中的筆記錄了親歷、親聞的歷史。有些報人本身就具備強烈的歷史意識，報業(yè)巨子史量才認為報紙是“史家之別載，編年之一體”，他曾聲言要把《申報》辦成供后人借鑒的“史記”�！洞蠊珗蟆房偨�(jīng)理胡政之說，新聞記者的位置就如同昔日的史官，史官要有不畏強權的精神，不惜殺身成仁的意志，而且要兼具才、學、識，記者也應該如此。

　　今天看來，包括《申報》、《大公報》、《東方雜志》在內，未嘗不是一部部各有特色、各有側重的中國近代史，在擺脫了帝王一家一姓的統(tǒng)治之后，關注時代思潮、國計民生、社會世態(tài)的新聞記者，也已經(jīng)超越昔日史官只能為皇家做起居注、為帝王將相立傳的宿命，視野更為開闊，目光所及不再是狹隘的朝廷，而是社會各個領域、各個側面。要研究晚清以來的中國史，記者們留下的記錄就是不可回避的第一手材料，那里面有一個個真實的側影，那是不同眼睛看到的歷史面貌，合在一起就是一幅大致上接近本來面目的歷史畫卷。

　　可以說，一個獨立的新聞記者實際上也擔負著史家的職責，他的目光所及都將成為歷史，他手里握的筆就是史家之筆，不僅記錄今天，而且昭示后世。記者的責任因此而顯得沉重，無冕之王的桂冠因此而籠罩著一層光環(huán)。我對中國近代史關注得比較多，在史料方面，最初我比較看重政治史、思想史上那些人物的文集，這些年漸漸轉移到老報紙、老刊物以及報人、記者的文集上，原因在于后者更接近當時的社會生活，往往能從細微處看到歷史的真相。比如一張新聞照片，就可以讓我們知道，早在1909年慈禧太后出殯時有些新軍士兵就已剪了辮子。

　　只活了32歲的杰出記者黃遠生，在民國最初幾年發(fā)表了許多生動的通訊和犀利的評論，其立場相對中立、客觀，對于我們重新認識那個復雜的年代，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一部80萬字的《胡政之文集》，從1912年到1948，則跨越了整個可歌可泣、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過渡時代，從簡短的電訊、時評到詳實的通訊，這是一個記者眼中的風云，筆底的波瀾，凝鑄為“一個人的民國史”。

　　澳大利亞國籍的莫理循以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身份在中國度過了大半生，目擊時代的風云變幻，親睹一個古老民族走向世界時的曲折和艱辛，以異域文化的視角，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維方式，寫下的那些電訊、特稿、采訪，無疑都有著獨特而珍貴的史料價值。比如，他在辛亥革命前一年的那次西北之行，就見證了——即使是西北廣袤貧瘠的大地上也開始萌動著新文明的嫩芽，新式教育、企業(yè)、警察、郵局、地方議會等都已出現(xiàn)，只是清朝主動變革的步伐邁得太遲緩了，才會被革命的浪潮所吞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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