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胡適與魯迅,陽光與閃電
發(fā)布時間:2020-06-05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如果回顧一下我個人的閱讀經(jīng)歷,對我思想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無疑是這樣兩個人:胡適與魯迅。先胡后魯,我這樣排列,顯然是一種價值選擇。如果按照閱讀的時間順序,卻是先魯后胡。這不奇怪,作為上個世紀(jì)5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如果從70年代開始閱讀,那個時代我能讀到的書,馬列毛之外,只能是魯迅。很清楚地記得,在蘇北鄉(xiāng)下剛進農(nóng)中讀初一時,午后走進老師的辦公室,桌上看到一本厚厚的書,精裝的,那是50年代出版的硬封皮的魯迅著作。拿起書,撫著發(fā)黃的書頁,如同在撫學(xué)問本身。至于胡適,對不起,盡管最初接觸也是在70年代,但記不清第一次印象了。其實是沒印象,因為那時根本看不到胡適的書。知道他,好像是出于那個時代編印的讀報手冊之類。這兩個人,以兩種相反的形象進入我白紙般的大腦:一個是硬骨頭和民族魂,一個是幫閑和幫兇,乃至戰(zhàn)犯。顯然,這是那個時代給我灌輸?shù)挠∠螅热霝橹髑依喂,想擦掉都難。
然而,讀魯雖早卻并不系統(tǒng),斷斷續(xù)續(xù),憑興致而已;
而且長期以來是在年輕時就形成的那個印象中去讀,未曾更變。讀胡很晚,晚至世紀(jì)之交,甚至轉(zhuǎn)過世紀(jì)。并非長期刻意不讀,而是80年代就碰到過,但覺得文章不甚好看。比如那個《文學(xué)改良芻議》,讀胡時通?傄茸x它,讀它很可能就再沒興致讀其他了,至少我是這樣的。但,90年代以來,由于對自由主義的認(rèn)同和自己在那段時間所做的知識分子研究,個人的知識框架和思想框架都發(fā)生了結(jié)構(gòu)性的變化。我是在這種變化了的框架中拿起胡適的,一旦上手,就比較系統(tǒng)地讀了進去。與此同時,又系統(tǒng)地開讀魯迅,并自覺將兩者作比較,主要是思想比較(因為這兩人正好是知識分子的兩個不同個案)。正是在這對讀和比較的過程中,年輕時被灌輸?shù)挠∠蠡饬,并形成屬于自己從閱讀中得來的印象,很體己。
胡適和魯迅是中國二十世紀(jì)最重要的兩個知識分子。他們兩人思想脈系不同,文化資源有異,價值取向也大相徑庭。他們對 20世紀(jì)的中國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也分別帶來不同的后果。直到今天,21世紀(jì)的中國,依然沒有走出胡魯時代的思想困境和文化格局。當(dāng)年胡魯?shù)膯栴},也是今天的問題,當(dāng)年胡魯?shù)倪x擇,依然是今天選擇的參照。于是就很想寫一本書,要在呈現(xiàn)胡魯之間的思想差異以及不同的文化追求(包括重新梳理涉及他們兩人的有關(guān)事件),從而在胡魯諸種不同的比較中,望能有鑒于21世紀(jì)的文化重構(gòu)。于是,讀書寫書,圍繞胡魯,便成了這個世紀(jì)前五年我個人生活中的一項內(nèi)容。寫作的過程就是熟悉胡魯?shù)倪^程。猶記那個炎熱的夏日,左抱魯、右擁胡,兩人的書同時擺開,交替看、遞次讀,斜倚在長沙發(fā)上,頭上還有嗡嗡的空調(diào),很愜意。讀著讀著,就忘了寫。
我姑且把我寫的書起名為《20世紀(jì)的兩個知識分子:胡適與魯迅》,這個題目是模仿法國學(xué)者讓-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20世紀(jì)的兩個知識分子:薩特與阿隆》。顯然,如果在中國,類似這樣兩個具有劃時代意義又足以代表兩種不同傾向的知識分子,不是胡魯還能有誰。在法國,薩特偏左、阿隆偏右。20世紀(jì)的中國,魯迅是左翼,相形之下,胡適靠右。當(dāng)然,這種說法只是在胡魯比較的框架中才能成立。因為胡適和他所代表的中國自由主義在那個時代其實是中道,它同時受到來自兩個方面的擠兌,一是左翼激進主義,一是右翼保守主義。
不過,說胡魯是知識分子,還需要稍作解釋。上個世紀(jì)90年代,我因做知識分子研究,便形成了我個人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在我看來,知識分子這一概念有兩層意思:一,它是吃知識飯亦即是以知識謀生的,但在謀生之外對社會事務(wù)又有公共關(guān)懷;
二,它的公共關(guān)懷使它成為一個權(quán)力的批判者,即以批判體制為務(wù)且不與其合作。以此為衡,胡魯正好是一個顛倒。魯迅在教育部長期任職時(僉事/科長),不是一個嚴(yán)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在他離開教育部,尤其是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才是。胡適相反,他在《新月》的“人權(quán)論戰(zhàn)”時是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但后來一為駐美大使、二為北大校長、三為中央研究院院長,便使他無以再是知識分子了。其實,在胡魯比較中,是不是知識分子無所謂;
因為知識分子僅是一種身份,并非道德符號,更不是什么榮稱。
猶記某日,朋友上門,手上拿著一本剛買的《陽光與閃電》。這是一位美國學(xué)者比較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的書。很慚愧這本書我至今沒看,但當(dāng)時從朋友手上拿過來的一剎那,眼睛一亮,這不正是可以用來形容胡魯?shù)囊粚Ρ扔鲉。陽光與閃電是面對黑暗的兩種方式,在比較的意義上,溫和的胡適不妨是陽光(且看他那慣見的春陽般的笑容),犀利的魯迅當(dāng)然更合適是閃電(包括他的眼神和文風(fēng))。閃電以它的銳利,可以刺穿黑暗,讓黑暗現(xiàn)出原形。但,閃電并不能驅(qū)散黑暗,且復(fù)歸于黑暗,同時使黑暗更黑暗——因了它剛才的照亮。當(dāng)閃電消歇之后,戰(zhàn)勝黑暗的是陽光。和閃電相比,陽光不迅即,卻持久;
它不是在黑暗中穿刺,而是在黑暗的外面將黑暗連根拔起。不妨看地平線上的黎明,陽光與黑暗交鋒,黑暗是在陽光面前一步步退卻,消解于無形。
以上的比喻,其實包含了我對胡魯?shù)目捶ǎ鎸诎,魯迅的方式是詛咒。胡適不同,他不是詛咒,而是點燃一根蠟燭去照亮。正是這一根蠟燭,微弱而持久,最后引來了漫天陽光,而它本身卻熄滅于陽光之前。可以看到的是,胡適和魯迅都沒有見到他們的身后,但,走出二十世紀(jì)的 “黑暗的時代”,誰是最終的勝利者?
胡魯也好,陽光與閃電也罷,斯人已逝,流水不復(fù)。讀胡魯時最大的感慨,就是胡魯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文化(包括不同的制度文化),以至他們可以成為兩種不同的價值符號。然而,在那個擾攘不安的歲月中,兩種符號,兩條道路,懵懂的我們作出了什么樣的選擇呢。歷史是會走錯房間的,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不是歷史選擇我們,而是我們選擇了它。那么,我們今天從當(dāng)年我們選擇的那個房間里走出來了嗎?翻閱手中的胡魯,我不敢叩問別人,只能叩問自己,并且是在挨罵聲中獨叩……
邵建,1956年生于江蘇南京,現(xiàn)任南京曉莊學(xué)院中文系副教授,著有《文學(xué)與現(xiàn)代性批判》、《知識分子寫作:世紀(jì)末的“新狀態(tà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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