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日本共同社報道，1月18日，中國駐日大使崔天凱在東京的外國記者俱樂部發(fā)表演講。在談到兩國間懸而未決的東海油氣田開發(fā)問題時，崔表示，有望在胡錦濤主席訪日前解決，對今春胡的訪日成果做出了樂觀預測。

　　應該說，崔的表態(tài)，既有為胡訪日升溫、造勢的成分，但作為前東海問題中方首席談判代表，其表態(tài)無疑帶有權威性，不排除雙方緊鑼密鼓的磋商已有所進展，近日將在構筑資源共同開發(fā)的框架上達成共識的可能。

　　去年12月底，日相福田康夫的訪華，被定位為把中日關系帶進春天的“迎春之旅”，東海問題的解決，本也是其北京之行的目標之一。但雖經(jīng)兩國朝野的種種努力，終因分歧過大，難以在短期內(nèi)達成共識，而未能為北京峰會錦上添花。于是，將其順延至4月的胡主席訪日，既從時間上取得一定的緩沖，同時也為中國國家元首對扶桑之國10年來的首次訪問打造一份厚禮，未嘗不是一種惠己澤人的現(xiàn)實考量。

　　但問題是，胡主席能否眾望所歸，馬到成功，在櫻花爛漫的時節(jié)，變東海為真正的“合作之�！�？這既取決于中日兩國領導人的政治智慧和膽識，更重要的，還取決于胡主席行前兩國實務層面談判的結果。一個雙方自說自話，乖離過大的預案，不僅不是對領導人智慧、膽識的考驗，而且會陷領導人于所謂“民意”的漩渦，不僅絲毫無助于問題的解決，還會伴生其它問題，使局面復雜化。

　　兩年前，正值中日關系的敏感期，圍繞東海油氣田開發(fā)問題的兩國輿論，分貝之高，張力之強，乃至雙方輿論中都出現(xiàn)過“必有一戰(zhàn)”的聲音。彼時，筆者曾撰文指出，東海爭端只能謀求外交解決。將問題的實質(zhì)還原為其本來的性狀、形態(tài)，排除情感溫升等非理性因素的影響，就事論事，為外交努力謀求最大的回旋空間，才是解決中日東海爭端的惟一途徑。

　　回過頭來看，兩國都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像六方會談機制中的朝核問題一樣，水面下各種各樣的接觸、談判始終在推進。畢竟，長達十數(shù)輪的馬拉松談判不會全是無用功。而現(xiàn)在則到了最后的關鍵時刻，談判以何種形式收場，雙方領導人何時拿到“紅包”，國際社會正密切關注。

　　最大的轉(zhuǎn)機

　　談判獲得最明顯的突破是在去年11月的東京談判上——至此，包括首腦會談在內(nèi)，兩國已進行了逾14輪艱苦的談判。

　　在那次談判中，日方提出在包括“春曉”、“龍井”、“斷橋”和“天外天”四個油氣田在內(nèi)的橫跨中日“中間線”的廣闊海域進行共同開發(fā)，而中方則提出把包括釣魚島在內(nèi)的“中間線”東側（日方一側）海域也納入共同開發(fā)范圍。

　　對此，日方提出，如果中方同意在“中間線”中方一側海域進行共同開發(fā)的話，日本也同意在“中間線”日本一側海域共同開發(fā)，但不能同意在釣魚島附近海域和日韓大陸架周圍有領土爭議的海域進行共同開發(fā)。

　　對雙方來說，這都不失為關鍵性突破：中方的突破主要在法理上——如認同目前的共同開發(fā)方案的話，事實上等于承認了日方始終咬住不放的“中間線”說，而此前中方固守的“大陸架”說則被擱置；
而就日方而言，此前日本只同意在“中間線”中國一側海域共同開發(fā)，認可日方一側海域的共同開發(fā)，可謂實質(zhì)性“讓步”。因此，日方希望把局長級會談提到外長級會談的規(guī)格，以期在福田訪華期間，獲得全面解決。這也是其后“中日高級經(jīng)濟對話”的緣起。

　　但是，其后的進展似乎不盡人意，尤其是圍繞后來于北京舉行的兩國最初的外長級“中日高級經(jīng)濟對話”，在中方發(fā)表的會議新聞公報上，未經(jīng)日方確認便單方面刪除了部分協(xié)議內(nèi)容，而在被刪除的內(nèi)容中，有“日方指出中國參加能源憲章條約所具有的意義”一條，被認為與能源貿(mào)易自由化、投資保護問題密切相關，并直接間接地關涉到雙方正在磋商的東海油氣資源共同開發(fā)問題，日本輿論升溫，一些保守的媒體開始指責中方的誠意，釀成不大不小的外交事件。

　　后來，很快便有了福田的“迎春之旅”，中日間的氛圍被迅速切換到“友好”模塊，盡管避免了該問題的進一步發(fā)酵，但福田訪華期間謀求解決的目標卻被順延。

　　日方的讓步

　　日方始終認為，其在東海問題上已向中方做出了莫大的讓步：一是上文中談到的日方已同意在“中間線”東側（日本一側）海域進行共同開發(fā)；
二是日本叫停了與中方的叫板性對抗。2005年9月，在前小泉政權中任經(jīng)產(chǎn)大臣的中川昭一，針對中方在“中間線”西側（中國一側）的開發(fā)活動，力主采取強硬對策，試圖以政府委托的形式，鼓勵已獲得試采權的帝國石油公司進行采掘，政府不僅給與財政上補助和支持，還動議出臺法律，允許日本海上自衛(wèi)隊在有爭議的水域巡邏，為帝國石油的開采活動保駕護航。一時間，兩國關系劍拔弩張。

　　但于2005年底發(fā)端的小泉改造內(nèi)閣中，接替中川任經(jīng)產(chǎn)大臣的二階俊博是位親中人士，他表示即使是帝國石油向經(jīng)產(chǎn)省提出申請，他也不會批準，認為在關涉兩國關系發(fā)展的重大問題上，應付出更大的耐心。而其繼任者甘利明也繼承了其做法，遂使日本鷹派與中國對抗到底的主張付之東流。

　　但嚴格說來，上述第二點，與其說是“讓步”，不如說是克制，是一種為謀求問題的解決而最大限度地克制自身的言行，以為在冷靜之中解決問題而釀造某種條件，是一種向前看的姿態(tài)。這一點非常重要，雖不是直接的讓步，其意義并不低于讓步。難以想象，在2005年兩國關系的大環(huán)境下，如果以中川為代表的鷹派成了氣候，動輒出動軍艦，強行介入對抗性采掘活動的話，兩國間交涉還能有今天的實績。對此，中方理應“領情”并有所評價。

　　只剩最后一步

　　從目前看，日方既已提出對“中間線”西側（中國一側）提供資金援助以共同開發(fā)，并同意把除釣魚島附近海域和日韓大陸架周圍有領土爭議的海域以外的“中間線”東側（日本一側）海域納入共同開發(fā)范圍的妥協(xié)方案，球暫時被踢到了中國一邊。應該說，這是迄今為止最接近問題解決的框架。

　　接下來，中國如何接球、再擲，戰(zhàn)略選擇至關重要：弄得好，一步到位，問題解決，皆大歡喜；
弄不好，雙方陷入膠著，問題長期化，乃至一切退回到原點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但問題歷經(jīng)十數(shù)輪談判走到今天這一步，一旦有所突破，將在何種方向上突破，似乎已能大致判斷一二：

　　首先，“共同開發(fā)”必定以“主權擱置”為前提。對此，雙方已形成高度共識，不容倒退。去年4月，中國總理溫家寶對日“融冰之旅”的最大成果，便是達成了在東海問題上的基本方針：“作為最終劃界前的臨時性安排，在不損害雙方關于海洋法諸問題立場的前提下，根據(jù)互惠原則進行共同開發(fā)�！保ā吨腥章�(lián)合新聞公報》）據(jù)此，即使雙方最后達成妥協(xié)，以“共同開發(fā)”的形式了結爭端，那也只是“最終劃界前的臨時性安排”。換言之，以主權問題（最終劃界）的向后無期限順延，優(yōu)先換取“共同開發(fā)”的實惠。

　　其次，實務談判的成果固然重要，但問題的最終解決，端賴雙方領導人的英斷。迄今為止十數(shù)輪的實務談判，從局長級到外長級，一直到首腦級，應該說該談的都談了，雙方的分歧，問題的所在、性質(zhì)，都是明擺著的，只差雙方領導人出面，在干杯的同時，以最大、最富責任感的承擔和最向前看的姿態(tài)，收拾局面，結束交涉。這一點，知易行難，同時需要兩國間良好的氛圍和國內(nèi)輿論的寬容。

　　惟其如此，福田訪華前，深感責任重大。去年11月20日，于新加坡（東盟10+3會議）會見溫家寶總理時，希望中方能拿出政治決斷，做出讓步。因為如果日方再退的話，便會出現(xiàn)日本最敏感的釣魚島問題，福田自身會成為眾矢之的，使本來就變數(shù)橫生、前途未卜的福田政權雪上加霜。

　　但同樣的問題，在中方也未必不存在。30年前，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交涉之際，釣魚島問題成為日本輿論的焦點。時任黨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訪日，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fā)”的“擱置方針”，以向前看的姿態(tài)回應了日本的民意，解決了這個外交難題。而斯時，鄧自己在政權內(nèi)部，其實也正面臨著與時任黨中央主席華國鋒的權力斗爭，其政治決斷不可謂不大。

　　但是，三十年河東河西，今天的中國已不復30年前的中國，民意介入乃至影響外交決策的程度大大提高。這不僅在客觀上抬高了外交解決的門檻，更使領導人政治決斷的發(fā)揮平添了幾許難度及不確定性。但與此同時，也增加了政治決斷的含金量，使領導人挑戰(zhàn)的沖動及挑戰(zhàn)后獲得正面評價的幾率都大大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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