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講述了晚清著名人物陳三立的心路歷程。他在戊戌變法中，協助父親陳寶箴奮發(fā)革新，而變法失敗后失意政壇，詩酒怡情。進入民國后更是格格不入，成了“前清守墓人”。

　　■維新不同心

　　一轉眼，戊戌變法已整整110周年了。春夢并非了無痕，一代史家陳寅恪感懷身世，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涌上心頭，晚年留下的《寒柳堂記夢未定稿》，憶及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三立在湖南推動改革、功敗垂成的一幕，心頭禁不住有無限的感慨。

　　他說，當時參與推動變法的人有兩個完全不同的思想源流，不可混為一談，其中一源以康有為為代表，“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另一源就是“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從郭嵩燾到他祖父、父親這些人即是代表。

　　陳三立一度也曾對康有為五體投地，說過“中國有此人，即亡如不亡”，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的言論讓陳三立刮目相看，神往不已，陳寶箴也“以才辯器重啟超”。

　　隨著變革的展開，陳三立與譚嗣同等湖南維新同道的分歧日益加深，有些分歧是具體事務上的不同看法所致，但最根本的還是譚嗣同更接近康有為的急變主張。陳氏父子則不認同康有為的激進態(tài)度，希望穩(wěn)健、開明的漸變，主張起用有經驗而穩(wěn)健的重臣主持變法。陳氏父子也并不認同譚嗣同那種沖決網羅的思想，他們不想以“宗教家心力的超度”，來代替“政治家現實的變革”。陳寶箴欣賞康有為的才，不同意康有為的學，尤其不贊成借孔子托古改制，這一點康有為也深知。所以他的挽陳寶箴詩中就有“公笑吾經學，公羊同賣餅”二句。

　　1898年百日維新轉瞬即逝，譚嗣同等“六君子”血灑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陳氏父子被革職，永不敘用，湖南新政化為烏有。

　　和康有為等人相比，陳氏父子的步子要走得更務實、更穩(wěn)健一些，然而覆巢之下無完卵。他們感嘆的并不是一己的榮辱進退，他們當時耿耿于懷的是漸進的改革終究因康有為代表的冒進而夭折，他們對康、梁的不滿可想而知。

　　■舊臣空懷舊

　　物換星移，當1914年夏天，陳三立與康有為在上海重逢時，清王朝已崩潰，回首往事，當年所有的分歧都已不再重要，在閱盡滄桑之后，把酒換盞，他們都曾是“先帝舊臣”，畢竟同是戊戌維新黨人，新生的民國對他們而言是那么陌生和格格不入。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上海辛園、杭州丁家山都留下了他們敘舊的聲音、徜徉湖山園林之間的身影。

　　自從戊戌政變之后，直到1922年冬天梁啟超到東南大學講學，陳三立和他才在南京重逢。陳在“散原精舍”設下酒宴，特別“開五十年陳酒”，盛情款待梁啟超。梁啟超大開酒戒，開懷“相與痛飲”，“大醉而歸”，追懷往事，禁不住“噓唏長嘆”，傷心不已。時務學堂學生蔡鍔的早逝都引起了他們無限的傷感，他們同聲嘆息“今不可復得矣”。畢竟都是維新夢中人，閱盡興亡之后，陳三立超越了對康、梁的恩怨，他們晚年的交往，凸顯出內心深刻的無奈和時代的滄桑感。

　　陳三立曾致力于革新，而最后落花流水都成空，等來的是一個他不認識的新時代。在他送給梁啟超的詩中，最有意思的是“憑欄一片風云氣，來作神州袖手人”這兩句。戊戌政變擊碎了他所有變革求新的夢想，他從此以“神州袖手人”自居。

　　1904年是慈禧太后70大壽，清廷赦免了康、梁之外的戊戌黨人，并多次有意起用陳三立，都被拒絕了。辛亥革命之后，面對改朝易代，陳三立一而再地哀嘆“我輩今為亡國人”、“負手了今昔”、“負手視劫運”、“負手對殘棋”，始終不認同新生的民國。但是在日寇入境，大好河山即將淪陷之時，他身上又顯示出了一種浩然之氣。

　　清朝垮臺之后，在他生命的最后25年，陳三立大量寫體舊詩，雖然清譽很高，但終究有著濃厚的“遺老”氣息，仿佛像個古董，已然是屬于過去的人物，與其說他是個詩人，還不如稱他是前清的守墓人。遙想當年，在戊戌變法時代，他卻是個渾身上下散發(fā)著新氣息的新人，與譚嗣同等同被譽為“維新四公子”之一。

　　■濟世佳公子

　　從陳寶箴、陳三立到陳衡恪、陳寅恪，陳家三代都在歷史上留下了痕跡。江西“義寧陳家”如今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

　　陳三立生于1853年，1889年進士，曾擔任吏部主事，不久辭職南下，湖北的在兩湖書院執(zhí)教，受到張之洞賞識。他一生功業(yè)主要是輔佐父親陳寶箴推動湖南新政，從1895年到1898年，不足三年。

　　1895年8月，陳寶箴以花甲之年出任湖南巡撫，生平第一次有了獨當一面、一展抱負的機會。陳三立沒有職位，但在整個湖南新政中，他的功勞很大，出謀劃策，網羅人才，并參與一些具體事務。當時很重要的礦務總局，他雖不在其中任職，但“礦務一切為其主持”�！案母锇l(fā)原（源）于湘，散源（原）實主之”，這是歐陽競無的說法。有人甚至說，湖南一省政事，“隱然握諸三立手，其父固信之堅也�！彼麑⒕�通輿地的湖南學者鄒代鈞請回長沙，此前，他們在武昌一起議論國事，頗有共識。鄒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盛贊陳寶箴“識見為當今所無也”，當時的他們計劃是以湖南為天下富強之先，并與湖北的張之洞、譚繼詢聯成一氣，以撐東南大局。

　　因時勢而成的湖南新政，陳寶箴、陳三立父子當然是毫無爭議的中心人物，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稱陳三立是湖南新政運動的幕后主持人并不是憑空想象，正是他和黃遵憲、江標、徐仁鑄、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皮錫瑞、梁啟超等“一班活活潑潑的壯年名士”，因緣際會，聚集在湖南一隅，成為新政得以展開的一個重要條件。他們欲以湖南一隅為天下先。在他們的倡導下，“南學會”出現了，保衛(wèi)局出現了，武備學堂出現了，算學堂、時務學堂出現了，《湘報》、《湘學新報》出現了，這一切都是新生事物。短短兩年間，有了電線、鐵路、輪船、電信、銀行、礦務總局、銀圓局、鑄造錢局、官錢局、機器制造公司、電燈公司、火柴廠、煤油公司，而且疏通河道、建造港口，便利航運。種桑公社等農工商業(yè)也都是這個時候出現的，從改革書院到改革幣制，從教育、新聞到實業(yè)建設，湖南新政興盛一時，生氣勃勃，開全國風氣之先。

　　1897年成立的“南學會”，一方面推動政治參與，一方面普及教育新知，常常用演講的方式介紹新知識，內容涉及學術、政教、天文、輿地等，聽講時可以發(fā)問，可以辯論，學會還有圖書館，人人可以借書�！澳蠈W會”的講演，當時的少年范旭東（以后成為一代實業(yè)家）幾十年后仍記得：“那天，上述各位，到的不少，都是坐在臺上，講演的時候，也不站起來，聲音很小，又是文言，我一點不懂。我記得我只看見他們坐著搖扇子，仿佛還有一位抽著水煙……不要笑他們腐舊，要知道那時候，凡是官府出門，就要鳴鑼清道，排場十足。他們這樣不同流俗，降格相從，和民眾接近，的確下了最大決心。如果不是真正讀通了書，而且有為國為民的心，決做不到�！�

　　在“南學會”示范、帶動下，湖南各地各種學會如同雨后春筍般冒出來，除了“南學會”的分會，還有輿地學會、算術學會、公法學會、化學會等等。很多年后，史學家張朋園在《湖南現代化的早期進展》中評價湖南新政運動，“在政治方面提倡參與，以群策群力來發(fā)揮團結一致的力量；
在經濟方面，力主開發(fā)富源，以提高人民生活，增強社會實力；
在社會方面，提倡教育，發(fā)展人民知識，主張自由平等，期望人民皆能為國家效力�！�

　　以開民智為宗旨的時務學堂受到光緒帝的關注，曾夜讀時務學堂章程，并特批以湖南部分鹽稅資助經費。1897年8月28日，第一次招生考試，錄取學生40人。參加者章士釗、楊樹達等回憶，陳寶箴親臨收卷，陳三立親自“校閱文卷”。

　　當年，黃遵憲向陳寶箴建議請康有為擔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陳三立主張請梁啟超，他說自己讀過梁的文章，“其論說似勝于其師，不如舍康而聘梁”。最后請了梁。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他說自己第一次讀到《時務報》，“心氣舒豁，頓為之喜”，認為“必能漸開風氣”，此前他聽說梁啟超“乃曠代奇才，今窺一斑，益為神往矣”。

　　事實證明，梁啟超到時務學堂講學，對湖南影響很深。無論是請先生，還是選學生，都顯示了陳三立的見識。1922年，他和梁啟超在南京重逢，談及蔡鍔，他告訴梁，當年蔡鍔來考時務學堂，只有14歲，文章不通，已經被排除在錄取名單外了，是他看蔡鍔年少特別錄取的，果然后來有大成。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神州袖手人

　　湖南新政推行的過程，阻力一直存在，1898年春天，左都御史、長沙人徐樹銘就在保守派的慫恿下，上疏彈劾陳寶箴、江標、徐仁鑄等，要求責令撤換梁啟超，另外請人主持時務學堂。6月18日，陳寶箴保薦了“名位未顯，而志行可稱，才識殊眾”的17人，其中包括楊銳、劉光第、陳寶琛等。劉光第與他素不相識，楊銳則是張之洞的門生，沒有想到的是這次舉薦將為他們父子帶來災難。

　　當戊戌政變的消息傳到長沙，沒有意識到自己處境危險的陳寶箴還致電榮祿，希望他能“息黨禍，維元氣”。9月24日，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及譚嗣同、楊銳等“軍機四卿”被革職拿辦。28日“六君子”被殺。接著，張蔭桓被發(fā)配新疆。御史黃桂鎏先后兩次上折彈劾遠在湖南的陳寶箴。10月6日上諭下達：“湖南巡撫陳寶箴，以封疆大吏濫保匪人，實屬有負委任，陳寶箴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伊子吏部主事陳三立，招引奸邪，著一并革職。”據說這是榮祿、王文韶苦求的結果，否則也有可能發(fā)配新疆。

　　在移交完湖南巡撫印信后，陳寶箴一家踏上了返鄉(xiāng)之路，父子“一生政治抱負，遂盡于此”。陳三立憂國之念雖未泯滅，從此“不再與聞政事，唯以文章行誼，為世推重”。

　　陳氏父子罷黜后，有人以為陳寶箴是為兒子所誤，王闿運嘆息：“江西人好聽兒子說話”，并從宋、明歷史中找出依據，說王安石變法時，遇事都由兒子主持，嚴嵩當國，也唯兒子世藩之言是從，這不過是江西人的慣例，不值得奇怪。

　　對陳氏父子的議論也一直沒有停止過，陳三立主持礦務，一位朋友謀事被拒，心懷怨望，在陳家落難后，寫匿名信嘲諷，“翩翩濁世佳公子，不學平原學太原”。陳夫人俞明詩看罷，微笑著說：“此二句卻佳”。戊戌變法失敗對陳家的打擊之沉重是外人難以體會的，陳三立再也未恢復元氣，但有了湖南新政的那一幕，他就將站立在歷史中。

　　■詩酒長相伴

　　在漫長的后半生中，陳三立時時回望橘子洲頭。1898年，世人都說守舊的榮祿還保舉陳三立應經濟特科。英國人濮蘭德與白克浩司的《慈禧外紀》中說：戊戌4月23日，“榮祿力薦一維新人物于帝，乃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此事言之極有趣味，蓋歐人皆謂榮祿始終反對變法也，觀于此，則知榮祿初亦非堅持反對者，其后情勢所迫，乃成勢不兩立之勢。雖其前日所力薦者，亦不得不反而為仇矣。此非榮祿忽然變其政見，乃當前維新黨人，自趨于危險之地，且其所行，太出人意料之外也�！�

　　陳寅恪說：“慈禧外紀所言，或非無因”。此前，內閣學士張百熙奏保17人應經濟特科，包括康有為、梁啟超、陳三立、唐才常、楊銳、湯壽潛、宋育仁等人都在這個名單上。七年后，時勢已變，山東學務處議員兼總監(jiān)宋恕《推薦國文學堂監(jiān)督人選稟》推薦14人，其中就有陳三立，稱他“學行之優(yōu)，世所共信”，名單上的其他人包括蔡元培、湯壽潛、孫詒讓、嚴復、陳黻辰等。第二年，學部保舉33人名單，他也榜上有名。但他一一拒絕了。嚴復與熊純如書中臧否人物，往往不露情面，卻多次推許陳三立“學問行誼，性情識度，令人低首下心”，雖“具新學識”，然“游于舊法之中，行檢一無可議。”民國初年，嚴復出任京師大學堂總監(jiān)督事務，請陳三立前往任職，他堅辭不就。

　　自戊戌變法失敗以來，陳三立便以詩酒自娛。他在晚清是典型的新人物，在守舊派看來不合時宜。他在民國卻是遺老，依然是不合時宜。歐陽漸評價他：“得志則改革致太平，不得志則抑郁發(fā)憤而一寄于詩，乃至于喪命。徹終徹始，純潔之質，古之性情肝膽中人。發(fā)于政不得以政治稱，寓于詩而亦不可以詩人概也�！�

　　陳三立的詩是詠嘆、是抒懷、是一曲正在逝去的農業(yè)文明的挽歌，他曾參與變革，當一切化為烏有，他實際上有點自暴自棄，他的詩中彌漫著一種理想破滅后的悲哀與蒼涼。他的思想停留在維新時代，甚至倒退了。

　　但是有兩點不能忘記，第一，他曾親身參與了文明轉型的實踐，作為“維新公子”做了一番事業(yè)，他的作為融入了現代化的進程。第二、他身上有一種不為利祿所動的人格力量，是古老文化傳統中有價值的一面在轉型時期的延續(xù)和傳承。

　　■憂憤唯此身

　　1923年6月29日，陳三立的夫人俞明詩病故，接著，8月7日，他們的兒子、以繪畫知名于世的陳衡�。◣熢�）也一病不起，撒手而去。接連的喪妻喪子之痛，使70老翁不堪憂傷，三個女兒很為他擔心，送他到杭州西湖邊休養(yǎng)。1925年，他為夫人、兒子在杭州西湖畔的九溪十八澗、牌坊山下選定了墓址，而且準備自己將來也葬在西湖。

　　1934年5月18日的北平，毛子水約胡適吃午飯，同座的還有陳三立，已是83歲的老人。胡適在留學札記中說陳三立的詩“言之無物”，但對其人還是相當尊重，當天日記中說陳“精神神智尚好”。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衰邁的陳三立正在北平，亡國的憂慮籠罩了他生命的終點，他日日關心戰(zhàn)況，幻想著奇跡發(fā)生。8月8日，日軍入城，他拒不服藥，甚至拒不進食，支撐到9月14日，“憂憤不食而死”。臨終之際，他還發(fā)出這樣悲憤的疑問———中國人豈能豬狗不若，“終將帖然任人屠割耶？”物傷其類，1937年10月14日，遠在上海的張元濟給陳寅恪的電文說：“戊戌黨人盡矣，愴痛何極”。

　　河山破碎，拖到1948年，陳三立才得以了卻歸葬西湖的心愿。如今我們能找到他在杭州的痕跡，大約只有牌坊山下一片茶園中那個寂寞的墳墓，寂寞地守望著日起日落。

　　在杭州美麗的湖山之間，陳三立之墓迄今還不算一個景點，如果不是他有個兒子陳寅恪以學問人格為當世讀書人追捧，陳三立差不多也被遺忘了。陳寅恪生前也有歸葬在西湖父母、兄長墓旁的想法，他女兒陳美延證實，一代史家歸葬杭州的心愿，多年來屢次申請，因最后沒有眉目而作罷,前些年已下葬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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