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zhí)政黨，從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事業(yè)的現(xiàn)實和全局出發(fā)，借鑒世界法治經驗，對近現(xiàn)代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和法治發(fā)展的歷史經驗的總結；
它既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guī)劃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執(zhí)政黨對中國法治經驗的理論追求和升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法治建設上的體現(xiàn)。依法治國、執(zhí)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五個方面相輔相成，體現(xiàn)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tǒng)一。

　　要深入理解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最主要的是要理解中國國情，中國的經濟、社會轉型和發(fā)展，以及與之相伴的法治，同時必須同中國的偉大復興和中國和平發(fā)展的歷史使命聯(lián)系起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治建設確實成功借鑒和吸收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許多法治經驗和教訓，但這種借鑒很容易造成一種錯覺，似乎簡單甚至全盤照搬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法治模式和理念，就能回答中國法治建設中的問題。這種觀念不但在中國法學界存在，而且在政法實踐中也有一定影響。如果不加認真反思和比較，輕則中國法治實踐脫離中國社會實際，社會效果不佳，也許法學學術水平上去了，但法治在社會實踐中邊緣化了；
重則可能背離乃至有損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局，損害中國和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基于歷史和國情，比較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治觀念，有助于深入理解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對于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一、資本主義法治的基本觀點、發(fā)展和社會背景

　　法治是歷史久遠的話題，針對的主要是人治。其核心觀點是，個人會有情感，有偏好，不確定；
領導人交替，可能改變規(guī)則和政策，引發(fā)政治不穩(wěn)定。但現(xiàn)代西方社會強調法治不僅如此，還因現(xiàn)代經濟社會發(fā)展引發(fā)的一系列條件。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中曾對資本主義法治理念有過比較初步但很深入的分析：法治屬于一個國家的上層建筑，是由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以及其他社會條件決定的；
與之相伴的法治觀點并非一種抽象的理論、普遍的真理，而是對西方近現(xiàn)代國家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一種回應，是對西方國家的法治實踐一種理論總結，同時會隨著社會的變化而發(fā)展。

　　（一）促使資本主義法治理念形成的最重要社會因素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興起和擴張。

　　在封建的歐洲，是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封建生產方式，各個封建邦國的法律法規(guī)和風俗習慣極不統(tǒng)一。這種“各自為陣”的小型社會秩序和法律無法滿足商品交換對更大范圍內的統(tǒng)一市場的要求，成為市場經濟發(fā)展的一種障礙。新興的資產階級要實現(xiàn)其經濟利益和政治理想，必須消滅封建主義地方秩序，在更大區(qū)域內形成統(tǒng)一的國家，并形成不矛盾的、明確的和普遍適用的規(guī)則體系。由此產生的法治的理念，隱含的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公平效率等等理念。

　　促成西方法治理念的另一個要素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興起和確立，表現(xiàn)為主權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自身發(fā)展要求在更大范圍內形成統(tǒng)一規(guī)則體系，但這種變化會遭遇封建勢力的抵抗；
為促進資本主義發(fā)展，要在一定的疆域內確認統(tǒng)一的法律，并保證規(guī)則有效貫徹執(zhí)行，這就一定要求一個對社會更具有控制和管理能力的國家。由此出現(xiàn)了資本主義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與基于傳統(tǒng)和“君權神授”的封建國家不同，民族國家強調政治共同體，強調國家主權的至高無上，強調由國家制定和頒布統(tǒng)一的規(guī)則，強調國家為保證規(guī)則執(zhí)行所必需的暴力的合法壟斷。由此也就產生了主權至上、法律至上、依法治國的理念。

　�。ǘ�）但各國發(fā)展的途徑并不相同，實踐和理念也不相同。

　　在英美，法治更多是借助普通法的漸進傳統(tǒng)逐步完成了法治的基本統(tǒng)一；
而在歐洲大陸，特別是法國和德國，則更多是通過國家的政治統(tǒng)一以法典方式促成了法治的統(tǒng)一。這兩大法系國家的法治思想的具體表述和核心關注也有所差別。不僅有地域的差別，還有因時代變化引發(fā)了不同的問題，因此形成的相關法治觀念和法制觀念之表達也不同。例如，最早的17世紀的英國的資產階級法學家大致提出了近代法治的“主權至上”、“個人權利”以及“權力制約”這三個要素。強調主權至上是鑒于英國內戰(zhàn)時期的慘痛經驗；
霍布斯認為，只有最高公共權力的建立或存在，才可能有每個人的社會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的和平與安全，因此主權應當是絕對的，對主權的制約與分割都將導致主權的被架空與和平的喪失。但霍布斯并不是倡導專制主義，事實上他認為國家的權力來自個體的人，人是為了獲得和平而通過契約建立了國家，這一理論否定“君權神授”，同時也奠定了國家權力來自人民的思想。霍布斯強調的是單一的“生命權”，洛克則將公民的個人權利擴展至“生命、自由與財產”的權利，認為國家必須保護這三項基本權利。而為了保證公民權利，限制政府權力（當時是王權），洛克還提出了“以權利約束權力”以及“權力分立”的主張；
但他把司法權歸在行政權之下。

　　英國的法治思想直接影響了美國革命和美國的法治理念。在美國革命和建國過程中，美國政治家思想家除了強調基于個人自由和平等的民主政治（這與美國的移民社會直接相關），更是將洛克的分權思想付諸政治實踐。分權有兩個方面，一是針對美國的政治現(xiàn)實（13個殖民地）創(chuàng)造了中央與地方分權的聯(lián)邦制，二是在政府層面則強調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權。但分權也是有限度的，聯(lián)邦分權不允許分裂國家（包括后來的南北戰(zhàn)爭），確立了聯(lián)邦至上（主權至上），保證了美國作為民族國家的統(tǒng)一；
同時又借助聯(lián)邦至上原則努力促進全國經濟的整合，為統(tǒng)一的市場經濟創(chuàng)造了條件，支持了國家的政治統(tǒng)一。而三權分立則是為了權力的相互制衡，但這一制度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采納。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法治學說的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鳩和盧梭。孟德斯鳩在法治的最主要發(fā)展是，基于對英國經驗的錯誤理解，提出三權分立理論，把司法權獨立出來；
這一思想在美國得以實踐。盧梭的法治思想與孟德斯鳩相反，他強調人民主權，強調法律是人民“公意”的體現(xiàn)，強調主權對公共利益的表達和維護；
盧梭強調，法治的目的在于自由，但他的自由并不是消極的，而是任何公民都不能拒絕的；
為實現(xiàn)真正的法治，盧梭甚至認為，應當強迫那些拒不服從公意的人服從公意，也就是要“迫使他們自由”。

　　德國的資本主義發(fā)展較晚。19世紀末，才通過鐵血政策完成了德國的統(tǒng)一，進而完成了法治的統(tǒng)一。德國法治思想的一個重要貢獻是“民族精神”，強調法治要在本國文化基礎上回應本國需要；
另一個思想是“法治國”，特別強調國家為公民提供福利性權利，在制度安排上則強調行政權力與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和可預測性，強調嚴格執(zhí)法。20世紀之后，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不斷發(fā)生，資本主義國家進一步加強了國家對社會的治理與調控。特別是在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之后，福利國家與法律社會化成為20世紀上半期的主流社會思潮，勞工法和各種社會福利保障的法律發(fā)展起來了。到20世紀下半葉，隨著資本主義進一步擴張，以及同社會主義制度的競爭，資本主義國家的法治更強調法律的同等保護、正當程序以及普遍人權。特別是后者，這已不僅是馬克思分析的資本主義擴張（特別是全球化）的制度要求，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同其他制度競爭的重要意識形態(tài)武器，是把西方文化普世化的一種戰(zhàn)略性努力。

　�。ㄈ�）盡管不同時、空以及不同理論學派之間有眾多差異，但可以對資本主義法治思想做一些最粗略的概括：

　　1、努力維系國家主權和法治統(tǒng)一。這既是保證本國社會和平和發(fā)展的前提，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fā)展的條件，也是資本對外擴張和發(fā)展的需要。

　　2、保障公民權利和人權。一方面要求強有力的國家主權作為其發(fā)展的政治制度保障，而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也把先前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于土地、村落、家庭、行會、宗教和民族的個體解放出來，以各種方式自由地參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交換，從而創(chuàng)造了近代意義上獨立的個人。注重個人權利成為資本主義法治思想和實踐的一個重要方面。公民權利或個人權利的確認和保障，不僅在理論上，特別是在實踐上，是一個逐漸演變和不斷擴大的過程。這種個人權利的擴大不僅有憲法和法律的表達，即對本國公民基本權利的枚舉和確認；
而且由于歐洲的政治現(xiàn)實——國家較小，因經濟社會發(fā)展水平不同各國公民權利不完全相同，當越來越多的各國公民因種種原因跨越國家之邊界，無法訴諸公民權要求他國保護，這就催生了對個人權利有一種更為普遍化的表達，這就是最早的“人權”概念。而到20世紀后期，這個概念先是在“冷戰(zhàn)”中，然后又在經濟“全球化”的政治經濟文化競爭中又扮演了政治和文化擴張的角色。

　　3、權力的分立制衡。它既包括橫向的分權，又包括縱向的分權：橫向的分權是指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的分立，即所謂三權分立；
縱向的分權則是指，特別是大國，中央（聯(lián)邦）政府與地方（州）政府的分權。而所謂權力制衡，則是指各種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與相互抗衡，強調以權力約束權力。但各國的權力分立的具體形態(tài)各不相同。在中央政府這一級，英法等國均奉行議會主權的原則，議會權力在權力分立體系中居于主導，更類似中國的人大制度。美國則遵循三權分立與權力制衡原則，強調權力之間的平等與抗衡；
尤其重視司法部門的獨立及其對立法權、行政權的制約，有司法審查制度。此外，在美國以及德國，由于歷史的原因，還實行了聯(lián)邦制，在保證聯(lián)邦（中央）政府的權力至上和國家統(tǒng)一完整的前提下，以憲政的方式來保證中央與地方的分權。

　�。ㄋ模┮陨系慕榻B分析表明，西方法治的核心觀點體現(xiàn)了人類近代以來為在世俗社會的基礎上構建現(xiàn)代民族國家，保證本國社會和平和安定，推進本國資本主義發(fā)展和國際競爭而進行的探索與思考，凝結了西方各國政治法律實踐的一般經驗。

　　鑒于現(xiàn)、當代中國在一定程度上，也處于這一歷史進程，這些經驗也為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經濟政治和社會轉型，為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鑒與汲取的思想和制度資源。

　　應清醒意識到，西方資本主義法治理念的核心內容與價值仍然回應了當時當?shù)刭Y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的需要，它反映了資產階級法律思想家對資本主義經濟以及本國問題的理論思考，不僅具有階級的局限，而且有強烈的時代以及地域（本國）的印記。就根本而言，資本主義法治思想最初回應的是資本主義發(fā)展帶來的新的社會秩序的重建問題，是為建立本國的統(tǒng)一市場、維護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秩序服務的。其最終關心的是本國的、特別是本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努力以國家政治法律力量來推動本國在國際經濟爭奪和競爭中的優(yōu)勢。從政治上看，它首先關心本國的穩(wěn)定和有效統(tǒng)治，充分利用法律調控來緩和國內各階級、階層、種族和民族之間的矛盾；
對外，資本主義法治及其理念在歷史上曾經與新、老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以及霸權主義相聯(lián)系，與本國的戰(zhàn)略利益保持和擴張相聯(lián)系。即使其法治理念以普遍方式表達，抽象的代表了全人類的理想，但就這些思想之發(fā)生就針對的是本國問題，在其近代的傳播中，也往往會服從本國長遠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利益和戰(zhàn)略，并構成了本國國際競爭力之一。特別是到20世紀中期之后，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擴張逐漸由商品輸出和武力征服轉向了資本輸出與意識形態(tài)產品輸出，“法治”與“民主”、“人權”等資本主義核心價值一起，成為了資本主義全球戰(zhàn)略，維系近現(xiàn)代以來西方主導世界格局、防止其他大國崛起的政治措施和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部分之一。

　　二、在中國社會背景下理解和把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fā)展中，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經濟、社會發(fā)展中，在當代中國政治和法治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與發(fā)展起來，是對中國法治建設的經驗教訓的一個初步總結。這一理念與中國，與社會主義，以及與法治分不開。

　　第一是當代中國。這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時、空規(guī)定。大國，人口多，底子薄，多民族，發(fā)展中國家，而且各地政治經濟文化發(fā)展不平衡，而且面臨著激烈的國際競爭，不僅是經濟的、政治的，而且有文化的和意識形態(tài)的；
所有這些特點，是中國法治發(fā)展一個根本的物質性條件，既是制約，也是促成。中國法治回答的不是某抽象國家的問題，也不是回答某西方國家的問題，它必須回答的是中國問題。其根本出發(fā)點必定也必須是中國國情。

　　第二是社會主義。這是關于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政治性規(guī)定。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其他的道路，是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治空間和地域內建立起植根于并超越傳統(tǒng)中華文明、符合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法治，必須凝聚中國社會的高度共識，而不是在中國簡單移植一種符合西方資本主義法治理念或模式的法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國法治必須同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相兼容，支撐并受制于這一制度。如果脫離了這個根本的經濟政治社會制度，即使理論上頭頭是道，或在西方曾行之有效，也未必有助于中國的當代和長遠社會發(fā)展的要求，因此不符合最廣大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局。

　　第三是法治實踐。這是關于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實踐性規(guī)定。盡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必然會而且要借鑒西方法治思想，但法治理念不可能僅僅附著于抽象的理論思考，而必須基于中國的法治實踐，必須總結中國法治實踐的經驗教訓。這不僅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前無古人，需要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脫離實踐，不考慮法律實踐的現(xiàn)實可能性，抽象的法律原則、思想就可能與法治無關，就有可能變成一種夸夸其談。

　�。ㄒ唬┲袊�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教訓以及經濟社會轉型決定了必須依法治國。

　　依法治國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新中國成立之初建立的是計劃經濟體制，需要法律，但計劃是管理社會的主要手段。隨著中國社會的發(fā)展，特別是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了計劃經濟體制，一定需要有與之相匹配、能夠更有效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上層建筑。市場經濟要求相對統(tǒng)一的規(guī)則，令市場交易主體對于未來有相對穩(wěn)定的預期，這些都需要依靠法治。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要創(chuàng)建比較完善的統(tǒng)一市場，需要打破區(qū)域間的分割和封鎖，這都要求依法治國和法治統(tǒng)一。

　　依法治國也是中國基本國情的要求。中國是一個大國，各地區(qū)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發(fā)展還不很平衡；
這使中國與英國、法國、德國這些相對來說疆域較小的國家有重要區(qū)別。要在當代國際環(huán)境下有效治理這樣一個大國，必須穩(wěn)定保持中央的高度政治權威，保障國家的統(tǒng)一，民族的團結，同時還必須充分發(fā)揮地方的積極性，因地制宜地回答和解決地方性問題。法治不僅可以保證基本規(guī)則和政策的穩(wěn)定性，而且有助于制度化中央的權威以及與地方的關系。不僅使問題處理不再依賴于當代人智慧，而且可以借助制度凝結的前代人智慧，并通過各層級之間以及同一層級的各國家機構的有效分工合作得以實現(xiàn)，從而保證了效率和公正。

　　堅持依法治國也是近代以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決定的。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中國變革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經過一百多年艱苦卓絕的努力，新中國的建立和社會主義改造，中華民族從革命轉入了建設時期。革命時期不可能通過常規(guī)化的制度來處理問題，往往必須更多依賴個人智慧在各地獨立判斷和處理問題。建設時期，社會需要也漸漸趨于穩(wěn)定，社會呈現(xiàn)的問題盡管新穎卻更多是常規(guī)性問題，因此可能通過相對統(tǒng)一規(guī)則和程序保證同類型的問題都得到類似處理。由于面對社會主義建設這一全新的事業(yè)缺乏經驗，未能及時地根據(jù)社會變遷加強法治建設，中國社會曾為此付出了重大代價。錯誤的根源之一，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隨著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清醒冷靜地轉向執(zhí)政黨，與時俱進，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依法治國最終被確立為治國的基本方略。

　�。ǘ�）社會主義以及人民共和國的性質決定了必須執(zhí)法為民。

　　依法治國不僅作為原則和目標符合當代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法治一定是日常實踐的，這就要求執(zhí)法為民。這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堅持執(zhí)法為民，就是要求社會主義法治為人民服務，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落在實處。這一點是社會主義和人民共和國的性質規(guī)定和要求的，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當年作為革命黨以及如今作為執(zhí)政黨始終追求的。這還意味著，第一，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絕不是為法治而法治，不是為了追求抽象的法治形式完美或完整，或要符合某個外國的模式。中國法治之優(yōu)劣高下的最后判斷標準是要盡可能滿足中國人民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需要，無論是法律體現(xiàn)的價值和社會共識，還是法治得以落實的形式。因此盡管一般說來，司法是實現(xiàn)法治的最重要甚至主要形式，但諸如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仲裁、社區(qū)建設、綜合治理、普法教育，以及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等，只要能夠回答中國的規(guī)則性治理（法治）問題，并為中國人民所接受，就都是中國法治得以實現(xiàn)的重要形式；
不能僅僅因為它們不大符合甚至不符合西方的某些經典法治表達形式就予以輕視。第二，法治的完善和發(fā)展也必須始終追隨和貼近最廣大人民的需要。中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法治的一些具體制度必定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經驗不足，財力人力不足，社會發(fā)展還可能使某些曾經有效的法律制度不再有效，法治同樣需要與時俱進。但判斷的最終標準不能是理論推演和思辨，不是原則的清晰或”神圣”，而必須是也只能是以社會實踐體現(xiàn)的中國人民的需要。

　　（三）社會主義和人民共和國的性質還決定了法治必須公平正義。

　　公平正義是法治的永恒理想，當然也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但抽象的公平正義，未必足以保證具體的公平正義。公平正義總是要在一定的社會實踐中體現(xiàn)，司法為民也必定要求公平正義；
此外，不同社會的人們在某些方面，或在不同時空中對公平正義的經驗理解和感受也不完全相同。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和人民共和國從原則上就要求并且為法治的公平正義提供了根本的經濟制度和憲政保證，不僅追求公平正義的基本制度原則和社會秩序，也同樣關注個案中的公平正義，以及合情合理。不僅要注意形式上和程序上的公平正義，也同樣關注實質上的公平正義；
而且特別要防止因形式上的公平導致實質上的不正義。

　　不僅如此，借鑒中華傳統(tǒng)文明和西方法治的經驗，基于中國當代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面對當代中國社會的諸多轉型，中國的法治不僅一定要反映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和核心道德，并且要努力通過包括司法在內的法治實踐逐步凝聚中國社會在一些根本價值問題上的共識。必須注意，在不同的社會環(huán)境中，盡管都說公平正義，但許多具體的理解會有某些差別。在一個陌生人社會，人們相對會更強調抽象平等，更多訴諸司法解決糾紛；
在熟人社會，則會更強調實質公平，人們會更傾向以保持面子的方式解決。因此，如一味強調正式司法，即使從正式規(guī)定上看似公平的判決，也許不能為某些民眾所接受；
公平正義因此隱含了合情合理的維度。在更強調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社會中，一般認為，言行只要不影響他人就不視為問題，但在更強調社區(qū)和社會價值的社會中，卻仍可能引發(fā)沖突。因此，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的公平正義雖不拒絕參考但并不可能等同于抽象自由主義的公平正義，而必須在符合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的基礎上兼顧與依法治國并不必然對立的某些傳統(tǒng)的、民族的乃至地方的價值和習俗。對法治的公平正義的理解是要注意中國社會和文化背景的。

　�。ㄋ模┲袊�基本國情和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的國策要求法治服務大局。

　　法治是社會的上層建筑，并不孤立存在，既無脫離社會的法治，也無凌駕于社會之上的法治。僅此就要求在法治建設之際不能脫離中國實際，不能脫離改革穩(wěn)定發(fā)展的總任務，不能脫離中國社會的科學發(fā)展的基本思路。也正是在長期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中國執(zhí)政黨和政府逐漸形成了有關大局、全局和局部的觀念，以及相應的制度。法治實踐同樣必須如此。法治必須保證國家安全、領土完整、社會和諧和穩(wěn)定、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協(xié)調、長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這不僅關系到整個中國的根本和長遠利益，而且也是中國法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基礎；
在涉及這類根本問題時，拒絕法條主義的法治觀，強調開闊視野和整體把握，并不與依法治國沖突，相反是依法治國的內在要求。

　　只要理解當代中國的基本國情、中國當前面臨的根本任務，以及中國的發(fā)展前景，就不難理解服務大局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使命。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fā)展不平衡的大國，國家統(tǒng)一和社會穩(wěn)定勢必是第一位的，否則什么都無法進行；
由于這種不平衡很難急劇改變，局部利益的分歧與沖突就會經常出現(xiàn)。在小國中，各地發(fā)展更容易均衡，無論立法司法對各地影響基本一致，因此不大會出現(xiàn)中國常提的大局問題。

　　中國還是多民族國家，各民族之間經濟社會文化發(fā)展也存在很大的差異，有時一件小事也可能引發(fā)某些利益的分歧與沖突。例如，若簡單看待目前各省高考錄取分數(shù)線不統(tǒng)一或高考移民的問題，就可能忽略政府為改善和發(fā)展基礎教育相對薄弱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努力，而后者不僅是政治性努力，更是憲法性的努力；
而法治必須服從憲法。

　　顧全大局還要有開闊的國際眼光和敏銳的政治洞察。中國的和平發(fā)展必然且已經在國際社會中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這是國際上企圖維護單極格局的政治力量不希望看到的，甚至試圖破壞中國的和平發(fā)展，分裂中國，制造動亂。理解中國的法治必須考慮這個國際政治經濟競爭的大背景，這就必然要求在處理國內的局部法律問題時，要充分考慮對國家整體、全局和長遠利益的影響，在處理看起來僅僅是法條問題之際，也必須兼有一種政治家的眼光。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終審法院對“居港權”問題的解釋，在法律解釋的視角看來也可以說是一種可能的解釋，但鑒于解釋侵越了全國人大對于基本法的解釋權，就不僅僅是簡單的法律解釋問題，而成為一個涉及到國家主權和法制統(tǒng)一的問題，由全國人大釋法因此是憲法的要求。顧全大局并不是遷就現(xiàn)狀，它也意味著，必要時，有利于整個社會之際，要堅持法律的制度要求，堅持法律的統(tǒng)一，甚至以法律制度的變革來推動對整個社會改革、發(fā)展和調整。在改革開放初期，強調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重視分配的效率；
而在改革開放深入之后，如何保障分配公平，加快實現(xiàn)共同富裕，就成為更為突出的要求。相關法律的關注重點，也就會有所轉移。如果沒有大局和全局觀，就很難看到堅持的必要或改革的必要，就會看不清主次、先后，自然無法統(tǒng)籌兼顧。

　�。ㄎ澹┲袊�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時代特征決定了必須堅持黨的領導。

　　黨的領導是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的一個突出特點。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yè)的領導核心，這首先是近代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的總結。歷史地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其實是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中華民族追求偉大復興之奮斗的組成部分，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yè)在新時期的延續(xù)和補強。中國近現(xiàn)代史生動表明，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革命才取得了勝利，中國社會的面貌才煥然一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在長期的中國社會實踐中形成的，歸根結底是對中國國情的回應。中國是大國；
中國革命和建設既是民族革命和建設，爭取民族的獨立與解放，完成中華民族的建構，并在此基礎上建立民族國家；
也是社會革命和建設，要推翻封建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的統(tǒng)治，建立起屬于人民的政權；
還是經濟革命和建設，從傳統(tǒng)的農業(yè)文明轉向近代工業(yè)文明，并力求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生產力水平的根本變革。這些不同于任何其他國家發(fā)展的特點，要求中國有一個堅強有力、有理想、有承擔、有組織、有紀律的政黨來有效動員和整合全社會的力量，領導整個民族共同完成多方面的任務。中國共產黨也有效承擔了這一重任，它是一個有著明確綱領、發(fā)達組織和嚴明紀律的政黨，它形成了社會現(xiàn)代化所必須的社會動員和組織機制，它事實上是唯一可以有效整合和領導中國社會各種力量的政治組織，也是唯一完成了這些歷史任務的革命黨。

　　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新的實踐仍然要求堅持黨的領導。因為從一個傳統(tǒng)的王朝國家轉向一個現(xiàn)代的民族國家，從一個落后的農業(yè)國家轉向一個發(fā)達的工業(yè)國家，從一個地區(qū)分裂、發(fā)展極不平衡的國家轉向一個高度統(tǒng)一、全面繁榮的國家，仍然都需要強有力的社會動員和組織機制，集中力量加速經濟社會文化發(fā)展。特別是在國家機器尚不夠發(fā)達，社會組織沒有充分發(fā)育的條件下，仍然需要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力量在各方面的動員和整合，推進社會主義建設。

　　改革開放的歷史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架構和紀律大大加快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啟動和全面推動，使得中國大大先于同時期其他國家的改革開放，取得的成果也是最顯著。當然整個社會已經發(fā)生了重大變化，需要完善黨的領導，但目的仍然是加強黨的領導，因為在改革中的利益分化和沖突中，必須有強有力的領導核心保證這個過程不會導致社會渙散，市場需要宏觀調控，甚至法治的確立和改革也都需要一個最高權威的保證，能承擔起這個任務的，仍然只有執(zhí)政的中國共產黨。更何況，當前我國處在重要的戰(zhàn)略機遇期，需要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fā)展，必須有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堅強、堅定和有經驗的政治領導核心。

　　還必須注意，在當下，至少有些國際勢力并不希望中國強大和崛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甚至希望中國分裂，想用西方的法治民主觀來改革中國的政治法律結構。通過強調三權分立或片面強調司法獨立來弱化黨的領導，甚至排斥黨的領導，其實是某些國際政治勢力破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破壞中國法治建設的核心內容之一。對這一點，必須要有充分的警惕。

　　三、堅持、實踐和發(fā)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

　　基于各國社會背景的一些中西比較，可以表明，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資本主義法治理念有歷史的繼承，但也有一些重大、根本的差別。重大差別的形成，并非簡單的是法律思想、文化傳統(tǒng)不同，甚至也不完全因為社會制度或意識形態(tài)不同，因為社會主義法治仍然借鑒了也可以借鑒資本主義法治的某些經驗；
歸根結底，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根本區(qū)別在于不同的法治實踐回答的是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法治根本問題不完全相同，有些甚至有重大分歧。在回應社會實踐需求的過程中，在理論基礎、制度設置、核心內容、價值取向等具體方面，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與資本主義法治思想必然表現(xiàn)出重大差別。理解了這種不同，意義何在？

　　第一，應當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我們不否認西方各國法治對回應其本國社會需要的意義和所取得的成就，我們也不反對、甚至會以我為主地學習和借鑒外國的成功經驗，例如國家統(tǒng)一、法制統(tǒng)一、普遍的公民權、公平正義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但關鍵是中國社會主義法治要回應也必須回應中國土地上的問題，是要回應發(fā)生在20和21世紀中國的問題。我們應當自信，應當自強，堅持以我為主地發(fā)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法治。

　　第二，應當相信我們的法治經驗教訓是有意義的，是重要的，不僅對解決中國問題非常重要；
而且，由于某些經驗是外國經驗不能替代的，因此有可能是對人類法治經驗的貢獻。例如，顧全大局問題，對于所有因種種原因不可能在各方面齊頭并進的發(fā)展中國家就可能具有重要意義。西方法治的經驗之一是先發(fā)展基于個人的權利，到30年代之后才開始發(fā)展社會福利之類的服務，其間曾發(fā)生激烈的社會階級沖突；
而中國作為后發(fā)展國家從一開始就對此有所規(guī)劃。小平同志在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際，就同時指出社會主義要走共同富裕之路，20年后要關注。而當代中國法治建設中出現(xiàn)的某些問題，諸如統(tǒng)一司法考試引發(fā)西部某些地區(qū)司法人才斷檔，因素之一就是事先對相關問題調研理解不夠。因此，堅持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并不是說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一種普世真理，是唯一正確的法治理念，而只是說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唯一能夠比較有效回答中國問題，指導中國法治的理念。

　　第三，一旦理解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來自中國社會和法治實踐，因此就應當把目光更多轉向中國社會現(xiàn)實，而不是盯在書本，無論中外學者的書本。必須更加求真務實，實事求是，更多研究中國現(xiàn)實，中國問題。必須進一步實踐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反對教條主義，反對本本主義。應更關注如何摸石頭，如何過河，而不是爭論是否要過河或用什么過河，要培養(yǎng)一種真正為人民辦實事、做好事、做成事而不是夸夸其談的優(yōu)良作風。我們應更關心和總結中國的經驗，來自各層次法治實踐的成功經驗，而不是僅僅關心我們的某些實踐是否在文辭、概念上符合了某些書本和條條。

　　第四，堅持中國社會的法治實踐為基礎，這也就意味著要與時俱進。社會是發(fā)展的，問題也會有所變化，各地情況也一定有所不同，因此堅持社會主義法治的理念，面對中國實際，就一定要努力推動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實踐向前發(fā)展。改革的日益深化、開放的逐漸擴大，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基本形成，生產方式的巨大變革，必然帶動社會生活方式的根本變革，一定需要新的法治措施。全球化也會促使中國同世界各國的法治相互交錯和影響，這就要求我們不能簡單排斥包括來自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的法治經驗。例如WTO的法律規(guī)則就是中國法治建設和發(fā)展的積極因素。但借鑒不是因為其普遍正確，而是因為其有助于理解和解決中國問題。

　　第五，因此，堅持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盡管不能神經過敏，但一定要保持一定的政治警惕和政治敏感。在政治上高度審慎，尤其在國際競爭中，在國際意識形態(tài)的競爭中，法律中有技術性知識，但還有一些涉及到價值判斷，會伴隨政治意識形態(tài)。如果我們不敏感，目光不犀利，就可能犯錯誤，對于個人事小，最重要的是可能貽誤國家和民族，造成難以彌補的嚴重后果。在政治和法治問題上，是不允許中國犯錯誤的，特別是中國正在崛起的當下。

　　中國是當今世界有重要地位和影響的大國，中國的繁榮穩(wěn)定，對于世界的繁榮穩(wěn)定起著重要的積極作用，從這一角度看，中國的法治建設其實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在中國這個發(fā)展中的、經濟與社會轉型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起能有效回應中國問題的法治，這就是對全人類的法治的貢獻；
在這些實踐經驗基礎上最終形成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也將成為人類精神文明世界中的寶貴財富。比如，一國兩制的國家結構形式，既超越了聯(lián)邦制與單一制的兩分法，也超越了一個國家只能實行一種社會制度的傳統(tǒng)觀念，為世界上其他國家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了一種新思路；
我國的政治協(xié)商制度，類似于西方議會的上院卻又有所不同。這些例子都足以表明“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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