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書對你影響最大？遇到這樣的提問，我總是感到為難。1998年我曾說過：“我想我所屬的這一代人都有很難說有什么知識傳統(tǒng)。在一個能讀到李商隱的詩集都相當難得的年代，能有什么選擇的余地呢？每一本好書對我們影響都有很大，卻沒有一本書有決定性的影響�！保ā秾ふ曳疵妗りP(guān)于我們這一代人》）我現(xiàn)在依然這樣認為。

　　當然，群書過眼，總有些書記憶更清晰。比如20世紀80年代，我愛讀的就是傅庚生的《古典文學賞鑒論叢》（春風文藝出版社，1962年）、卞之琳譯的《西窗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梁宗岱譯詩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最近十多年來，我轉(zhuǎn)向思想文化方面的讀寫，不需要想起卻不會忘記的，是80年代讀到的下列三書。

　�。�美）科爾佩·Ｓ·平森的《德國近現(xiàn)代史——它的歷史與文化》上、下冊，范德一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

　　英美學者寫德國史，大體離不開以自由主義批判專制主義。該書的主題是：“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在德國近代歷史上表現(xiàn)自己的悲劇性努力，以及這種努力如何一再為對立的勢力，特別是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勢力所淹沒，然而又再度興起，重新開始作斗爭�！敝С诌@一論點的史料是太多了，自然邊界的變化不定，社會文化上沒有凝聚點，種族混合，政治上的不團結(jié)（特別表現(xiàn)為大一統(tǒng)主義與邦國主義的對立、普魯士與奧地利的競爭）等等，都嚴重妨礙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建立。德國是西方國家，卻又是反“西方”的，從公元年前58年條頓部落首領(lǐng)阿里歐維斯圖斯抗擊凱撒大軍到路德的宗教改革所激發(fā)的德意志民族主義再到19世紀初的反拿破化侖戰(zhàn)爭，德意志在文化上一直懷有對希臘羅馬和猶太教—基督教傳統(tǒng)的憤恨，在政治上長期拒絕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自由貿(mào)易與任何形式的國際主義。尤其在19世紀初的解放戰(zhàn)爭中，德意志浪漫派把文化民族主義變成政治民族主義，以德意志獨特的歷史、習俗、傳統(tǒng)、神話、民間語言和故事等作為民族意識的興奮劑，自由主義在德意志傳統(tǒng)中被牢牢地等同于法國人，而政治保守主義和浪漫主義則被等同于“較高級”的德意志民族主義。盡管1830年的7月革命和1848年的2月革命都一再重申了自由民主的主張，盡管它們都強烈而深遠地觸動了德意志的政治和精神生活，但最終都在現(xiàn)實權(quán)力的壓迫下失敗，中斷了民族自由主義的命運和以民主方式統(tǒng)一、建國的道路。俾斯麥依靠“鐵和血”完成了德國統(tǒng)一之后，德意志迅速普魯士化，源自條頓騎士團和軍國主義和源自容克的官僚體制是普魯士德國的兩大支柱，形成了一條工業(yè)技術(shù)的高度發(fā)達而政治文化相當保守的格局。這種不同于西歐的現(xiàn)代化道路被稱之為“德意志方式”或“普魯士道路”。

　　德意志的“特殊道路”（Sonderweg）原是19世紀以來德國人的自我定義。1914年一次大戰(zhàn)前夕，明斯特大學社會學教授普倫特（Plenge）等一批學者、作家、政治活動家等以與“西歐1789年精神”相對立的德意志“1914年精神”支持德國參戰(zhàn)。其核心是一組對立：“德意志文化”/“西歐文明”、德意志的官僚制國家/西方議會制、普魯士的職責精神/天賦人權(quán)和平淡的啟蒙思想。戰(zhàn)后，“1914年精神”又確實滲透到納粹思想之中。1933年4月1日，戈培爾向全德宣告：“1789年將在歷史中不復存在�！� 二戰(zhàn)以后，原由德國右翼提出的德意志“獨特道路”轉(zhuǎn)成為批判性解釋納粹興起的重要思路。雖然相關(guān)論者沒有忽略種種偶然的、臨時的因素對魏瑪崩潰和納粹崛起的作用，但他們更重視長時段的結(jié)構(gòu)與過程的重要性，這就是在與“西方”的比較中找出德國歷史上長期阻礙民主制發(fā)展以及使納粹成功的特殊性結(jié)構(gòu)、過程和重大決策。“獨特道路”論受到的最大質(zhì)疑是，它假定有一種現(xiàn)代化“正常道路”，如果“正常”指“一般”，則英美法等等各有獨特之處，很難籠統(tǒng)一稱為“西方式”道路；
如果“正常”指“標準”，則此論顯然是將“西方”理想化。

　　其實，如果我們?nèi)匀怀姓J比較方法的意義，如果我們?nèi)砸�找出德意志災難的原因和含義，那么與“西方”的比較仍然是必要的。根據(jù)在于德國也是西方國家，它與其他西方國家具有相近的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和共同的文化傳統(tǒng)。既然德國走上了法西斯主義道路而其他西方國家卻沒有，那么除了“獨特道路”似乎沒有其他更好的解釋方法。當然，承認“獨特道路”論的合理性，并不意味著納粹是德國歷史不可避免的結(jié)果。歷史有連續(xù)性，但方向不只一個，“獨特道路”并非只能通向納粹。嚴格地說，納粹是德國“獨特道路”的一種結(jié)果而非必然結(jié)果。說明這一點，除了對歷史必然性有保留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納粹主義在很多方面是新異的、創(chuàng)造性的，它超越了德國歷史的“獨特道路”。因此，“獨特道路”論的解釋力在于，德意志從“西方的”價值體系中脫離出來并加以超越，其反理性、反自由的政治文化如果不是直接為法西斯主義的政治野蠻化作了心理、情緒甚至話語的準備，那么至少也使德國人在希特勒崛起時喪失了反抗的能力和意志。

　　盧卡契：《理性的毀滅——非理性主義的道路：從謝林到希特勒》，王玖興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

　　在德國歷史和文化研究領(lǐng)域，馬克思主義者多是“獨特道路“論者。在其《理性的毀滅》、《德國近代文學概述》等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的研究中，盧卡契提出了納粹浩劫是怎樣發(fā)生的、德國的民主力量為什么如此軟弱等問題，意欲在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qū)ふ覛�滅歐洲文明的罪人并交付歷史法庭。他的主要觀點是，納粹這一“最恥辱的一頁”記錄的是整個德國近現(xiàn)代史。這就是自從農(nóng)民戰(zhàn)爭失敗以后，在所有的歷史關(guān)鍵時刻，德國人民都對歷史向它提出的問題作了錯誤的、非民主的回答，德國的悲劇性命運在于近代資產(chǎn)階級發(fā)展太晚這一事實，納粹主義是長期以來德意志非民主發(fā)展的結(jié)局。盧卡契認為，沒有清白無辜的哲學與世界觀，哲學上的反理性主義與政治上的反民主是對應的，從謝林到希特勒的發(fā)展道路是貫通的。盧卡契所說的“非理性主義”除了降低理性、推崇直覺外，還包含“貴族式”的認識論、否認歷史進步、創(chuàng)造神話（超理性真理的類似形式或象征形式的表象）等內(nèi)涵。1929年經(jīng)濟危機導致德國人民的絕望情緒，由絕望而生輕信，他們期待奇跡的發(fā)生，盼望“上帝派譴的天才”來拯救德國，非理性主義終于在希特勒身上達到了它的恰當形態(tài)。在這個意義上，盧卡契認為“希特勒的崩潰不是簡單的失敗，不是單純的制度變換，而是整個發(fā)展路線的終結(jié)。”即德國“獨特道路”的終結(jié)。

　　盧卡契從來都不是資本階級自由民主的贊美者，也不是“西方”現(xiàn)代性敘述的認同者，但在資產(chǎn)階級民主與法西斯主義之間，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面對1848革命后，西方世界批判資產(chǎn)階級自由民主的流行趨勢，盧卡契堅持認為德國有其“獨特性”：“因為在西方它們是對已經(jīng)取得的現(xiàn)存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感到失望的一種表達，而在德國它們則成為爭取民主的一個障礙，變成放棄為民主而進行堅決斗爭的一種言行�！� 對于落后了整整一個政治時代的德國來說，對資產(chǎn)階級民主的批判只會加劇德國的非理性主義和政治反動：“德國面臨的危機是這樣的：是陷于法西斯的野蠻之中，還是能作為健康自由的了族存在下去�！�…不言而喻，在這種情況下對資產(chǎn)階級社會的批判，即使在個別情況下主觀上是真誠的，但在客觀上也會定會在許多方面受到法西斯主義蠱惑宣傳的影響。” 雖然盧卡契在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立場上認為對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的批判可能導致更高級的無產(chǎn)階級的“人民民主”，但即使在堅持“一個人只有在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行列中，才能有效地對法西斯主義進行斗爭”、堅信“即使生活在最差的社會主義形式中，也要比最好的資本主義形式強得多”的晚年，他也沒有放棄推動社會主義的民主化的努力。所以20世紀中葉斯大林主義者列瓦依在批判盧卡契時說：“在向法西斯主義斗爭的過程中，盧卡契同志忘記了向資本主義進行斗爭�！�…在向帝國主義頹廢（文學）進行斗爭的時候，他試圖用老式的平民普遍革命的種種形式和資產(chǎn)階級民主的傳統(tǒng)來抵抗法西斯主義，并將它們普遍化、理想化，使它們成了神話。” 盧卡契當然沒有把西方民主“神化”，但他確實認為資產(chǎn)階級民主要比法西斯專政好。

　　可以引發(fā)中國讀者聯(lián)想的是，比盧卡契的德國論稍前，陳獨秀也在四川江津的寂寞生活中提出如何看待“資產(chǎn)階級民主”的問題。他認為“無產(chǎn)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nèi)容也和資產(chǎn)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jié)社、言論、出版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兩種民主只是實施的范圍廣狹不同，并不是在內(nèi)容上另有一套無產(chǎn)階級的民主。只有保持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蘇聯(lián)專政之弊，即賤視民主之過。所以中國也必須表示趨向民主自由這條道路的決心，而不應根本反對自由民主，或者拿中國特殊的所謂“民主自由”來抵制世界各民主國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則。盧卡契的視野是不同民族/國家的發(fā)展道路問題，其重心是近代化進程落后的德國不能利用“西方”的民主批判而為自身的落后辯護；
陳獨秀的問題源于斯大林主義的反思，其主張是不能以批判“資產(chǎn)階級民主”為名而實行獨裁。他們都強調(diào)，相對于獨裁政治和法西斯主義，“資產(chǎn)階級民主”是人類歷史上的更高階段，無產(chǎn)階級、社會主義只能在它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發(fā)展出更高的民主形式而不能簡單地否定它。要言之，首先是民主與獨裁之間的選擇，其次才是在不同民主形式的選擇。這一觀點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并不孤立，德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始人盧森堡和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普列漢諾夫在評論“十月革命”時都提出了民主的連續(xù)性問題

　�。ò模┩�廉·斯泰隆：《索菲的選擇》，譚雄明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年。

　　在有關(guān)“大屠殺”的大量文獻和作品中，《索菲的選擇》是我較早讀到也印象極深的小說。1947年，在紐約布魯克林猶太區(qū)的公寓里，青年作家斯丁溝為樓上先是瘋狂的男女交歡、然后是激動的爭吵和打鬧聲所吸引，制造這一切的是波蘭少婦索菲及其猶太愛人納山。小說敘述的就是發(fā)生在三個人之間有關(guān)大屠殺及其后遺癥的故事。

　　美麗的索菲留給斯丁溝的第一印象是“一種絕望的表情和臨近死亡的陰影”。在其充滿空白、省略、扭曲的記憶中，索菲先后講述了三個不同故事：受害的波蘭人；
奧斯威辛的幸存者；
大屠殺的被迫參與者。索菲以其百難告解的經(jīng)歷顯示了納粹是如何把人變成了病態(tài)的動物并與劊子手合作的過程。比如在奧斯威辛的站臺上，納粹要索菲在兩個孩子中作出選擇：一個會被立即處死，一個可以茍活。在精神崩潰之中，她喊道：“拿走我這女孩！”為了見兒子一面，索菲抱著集中營司令赫斯的靴子、用舌頭舔著冰涼的靴子懇求：“如果赫斯給我一把刀或一支槍，要我去殺一個人，一個波蘭人或猶太人，這都無所謂，我會毫不考慮地去做，甚至帶著高興的心情，如果這意味著我能看到我的小兒子一分鐘，用我的胳膊把他抱在懷里。”戰(zhàn)后，索菲來到美國，始終無法擺脫曾扮演了犯罪的同謀這一陰影，她再一再拒絕回憶：不要讓我這么受罪，不要讓我記起過去！“集中營”這個詞已被索菲從她的詞匯中排除。只有在性愛的狂歡才能激活她的記憶。

　　納山是杰出的生物學家，他幫助索菲恢復健康，也解放了她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會有的強烈肉欲。納山從未被關(guān)入集中營，但作為一個猶太人，他把自己看作是悲傷和痛苦的權(quán)威，不但成為吸毒的精神分裂癥患者，而且總是處于死亡的陰影之中。他對波蘭人的反猶行為耿耿于懷，一再向索菲提問：為什么其他人變成煙霧飛上天空，你卻成為一小撮活著的人當中的一個？在他們扭曲無奈的性愛中，充滿著妥協(xié)、怨懟和施虐/受虐。激動之中，他以責罵索菲并對她施以暴力，直至把尿撒在她嘴里，所有這些，不但加劇了索菲的負罪感，也使自己成為納粹的犧牲者�？茖W成就、富足生活、性愛狂歡等等都不能使他正�；�，他終于選擇索菲自殺。

　　無憂無慮的斯丁溝本與集中營無關(guān)，他不只是扮演一個敘述者，因為索菲在集中營的兩件事：惡魔般父親、交出女兒及其與赫斯的“同謀”關(guān)系都只能講給他聽。但斯丁溝又不只是敘述者，生為是弗吉尼亞州潮水縣人，他的背景與南方的蓄奴制度聯(lián)系在一起，不但納山一直指控黑奴在南方的遭遇與猶太人在納粹德國的遭遇一樣，而且索菲記憶的波蘭也喚起了他的南方形象，兩者都在戰(zhàn)敗的命運中滋生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斯丁溝以自己的經(jīng)歷與索菲的遭遇相對照，回應了英國學者斯坦納就大屠殺提出的問題：一面是猶太人被處死，一面是成千成萬的眾生在兩英里外的波蘭田野里、在五千英里外的紐約城里正常生活，難道在同一世界中有兩種不同的時間種類：“好時間”和人在其中墮入地獄的不人道的時間？1943年9月，索菲踏上奧斯威辛火車站臺，斯丁溝在北卡羅萊納首府接受海軍陸戰(zhàn)隊的體檢；
1943年10月3日，索菲在赫斯的辦公室里企圖引誘赫斯，斯丁溝則在寫生日賀信。兩種生活都是真實的，但無法溝通、無法相互理解。

　　索菲的命運揭示的是納粹對人性的毀滅，納山的病態(tài)表現(xiàn)出的是納粹所強化的種族仇恨，而斯丁溝的聯(lián)想和沉思則似乎說明罪惡和屠殺的普遍性——這也是波蘭裔社會學家鮑曼的觀點：大屠殺深深植根于現(xiàn)代社會的機制之中，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將它制度化的現(xiàn)代官僚體系形式，才使得大屠殺一類的解決方案有可能成為“社會工程”的一個合法目標，而且顯得格外“合理”，現(xiàn)代性為希特勒那樣冷酷操縱、徹底且系統(tǒng)的種族滅絕鋪平了道路。然而，美國南方的蓄奴制度固然丑惡野蠻，卻遠未像納粹的死亡集中營那樣“完美高效”。當然這不是說只有德國才有大屠殺。1945年以后，集中營以及類似機構(gòu)仍然遍布世界，屠殺或變相屠殺的絕對人數(shù)更多，而且被賦予了更為神圣、更為堂皇的理由和名稱。抽象地說，無論文明創(chuàng)造了什么，只要它不能禁絕屠殺，它就永遠負載著不可救贖的罪惡。正是對死者所懷的的回憶和負罪感，使一種無壓抑的文明的前景暗淡下來了。問題在于，抽象的現(xiàn)代性批判很可能倒退到原始的野蠻主義，近代以來德意志的“文明批判”已經(jīng)顯示了這一點。所以我們?nèi)匀灰�探究各種大屠殺的獨特性，而在這一方面，德國當然是一個最好的案例。

　�。�2008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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