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歷史，我們可以發(fā)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那就是歷史歷程往往經歷一個從國家領導人（那時是帝王）不僅清廉，而且反腐敗反得理直氣壯有聲有色的“家天下”時代，進入一個國家領導人（總統(tǒng)、首相等等）無所不貪有錢皆拿的“家族貪污”時代。

　　要舉例子，那簡直就太多了——遠的不說，就拿祖國寶島臺灣而言，在蔣介石蔣經國時代——據蔣經國貼身副官翁元介紹，則——蔣方良在民國四十年代，因為蔣經國薪水實在太微薄，不夠一家人開支，讓她分配每天伙食費和生活費用時，頗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擾。蔣方良因之請托蔣孝佐，是不是可以向老先生請示，把原本每月五千新臺幣的津貼，酌情調高一點。蔣孝佐名為“總統(tǒng)府”經費專員，但經費核發(fā)大權仍操在蔣介石之手，所以他趕緊說：“方良嬸，這事我哪敢作主，也不便報告，還是請您直接向‘總統(tǒng)’報告吧！”蔣方良被蔣介石夸之為“賢良孝媳”，亦非浪得虛名，但要求增加津貼之事，她卻始終不敢向老先生啟齒，此事終究作罷隱忍未提。至于蔣經國，也是家用節(jié)儉自持，錙銖必較，是侍衛(wèi)人員和副官們人所共知的事實。蔣經國對用錢的克勤克儉、清廉有守，更是我親眼所見，令我終生感念，足堪懸為政治人物。據說，有一次蔣經國孫女友梅結束美國學業(yè)，是時正準備到英國繼續(xù)深造。臨行之前，蔣經國召友梅到七海官邸會面。時蔣經國病體甚篤，那天友梅于病榻前向祖父辭行，蔣經國始終面露微笑，與友梅談天說地，狀甚歡愉。談話到一半，蔣經國告訴友梅等候片刻，他即從床上起身，勉強走到書房內側左邊的柜子前，打開柜子，取出一小疊美鈔，再將那一小疊美鈔謹慎地裝在一只信封套子里，拿給友梅說：這是爺爺積攢的五千元美金，你拿去用。事后，友梅方知蔣經國送給她的那五千美元，居然是爺爺民國五十年代幾次出國訪問，省吃儉用，用剩下來的美金差旅費用，他一直舍不得用，最后給了友梅作為去英國念書的川資。其清廉，真是讓人嘆為觀止。而到了所謂民選“總統(tǒng)”陳水扁時代，則此公大貪特貪，數以億計的公款被他在十多個國家轉來轉去，洗凈洗白。

跟其他貪污相比，他的貪污還另具特色，具體說來有這些特點：首先，腐敗墮落的速度快。民進黨在2000年打著“改革、清廉、反黑金”的招牌，將國民黨趕下臺。民進黨上臺后，以其政黨的草根性為資本，不顧及社會公共利益，一切以一己一黨之私為首要目標，很快就暴露出腐敗弊端。上臺8年來，民進黨迅速從“反商”走向政商結合，使得經濟蕭條、政治腐敗、民怨沸騰。其次，腐敗墮落的涉及面廣。從陳水扁之妻與陳水扁手下人馬涉嫌內線交易，到高捷、高鐵弊案的政商勾串，再到黨籍“立法委員”開醫(yī)院吃健保，腐敗無孔不入，幾乎到了頭頂生瘡、腳底流膿的地步。貪腐毒瘤已經深入到臺灣當局的臟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乃是腐敗呈家族形態(tài)，上述弊案波及陳水扁本人及妻子吳淑珍、女婿趙建銘、親家黃百祿，親信陳哲男、馬永成以及民進黨多位“立委”。據臺灣揭弊高手張友驊講，臺灣當局及民進黨上層有更多的人員涉及弊案。而且政商結合的程度深。已經揭露的弊案表明，民進黨當局在非常廣泛的領域內，進行集團式的、大規(guī)模的、系統(tǒng)的官商勾結、利益輸送、貪贓自肥。有報道說，僅高捷弊案就涉及利益輸送超過150億元新臺幣。

　　這種“家族貪污”當然不限于臺灣，那些從“家天下”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民主社會轉型的國家都存在這種狀況�？偛吭O在柏林的國際反貪組織“透明度國際”2004年公布第三本年度全球腐敗報告中，所列舉的世界各國10大腐敗（前）領導人，就大多是這種轉型社會的領導人：譬如，其中被稱了“全球第一貪”的印度尼西亞前總統(tǒng)蘇哈托名列榜首。報告指出，印尼前總統(tǒng)蘇哈托在職的1967年至1998年期間，共挪用公款150億至350億美元，而印尼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695美元。蘇哈托家族的腐敗表現為：其子女及親屬在政府的資助下建成了龐大的商業(yè)王國，幾乎全國所有的重大建設項目均有其家族的股份，至少在20%以上，號稱“20%家族”。其中，蘇哈托的妻子控制了全國所有的公共工程公司；
其長女長期掌管印尼的公路收費公司；
長子是印尼最大的汽車制造公司的最大股東；
次子擔任印尼比幕塔拉聯合大企業(yè)主席，控制全國的電視業(yè)、房地產業(yè)、建筑業(yè)、酒店服務業(yè)、電信業(yè)；
次女擁有多家銀行和建筑公司的股份，特別是擁有印尼工業(yè)銀行8%的股份，她的丈夫長期擔任印尼陸軍戰(zhàn)略后備部隊司令；
三子是國會議員，壟斷了印尼的石化業(yè)，擁有一家航空公司和一家專門制造跑車的汽車公司，并掌管著全國制造香煙的丁香供應公司；
三女則壟斷了印尼海濱浴場開發(fā)公司的大部分股份等等。其他親屬則壟斷了從石油開采、液化氣運輸到木材、膠合板的出口等生，無所不包。而蘇哈托本人，則直接控制著全國70多個基金會，打著賑濟窮人、孤兒、殘疾人的名義，向各大企業(yè)索要捐款，還強制性規(guī)定，凡是年收入超過1億印尼盾的企業(yè)每年必須向基金會繳納二成的利潤，每個公務員也必須定期向這些基金會捐款。

　　兩相對比，也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專制的“家天下”比民主政體好——因為它的領導人至少不會那么明目張膽地大貪特貪。然而，事實上是這樣嗎？

　　的確，君主國家，包括中國施行帝制兩千多年期間，不僅國家領導人貪污腐敗案例非常少，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貪污的皇帝，中國5000年帝王體制下的政府絕對大多數是清正廉潔的。據說，古代一個幾萬人的縣，公務員僅有縣太爺一個，師爺一個，衙役十幾人，就把幾萬人管得服服帖帖，簡直是傳說中的和諧社會。然而，這原因卻在于帝國的“產權”明晰有非常明確的產權人，即皇帝——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既然如此，他又有什么必要去貪去取？反之，那些轉型中的國家領導人，理論上，只是國家的打工者——或者說公仆，天下不是他的，江山也不是他的，總統(tǒng)是有限任期制的，不撈白不撈。所以，這里的關鍵就在于產權是否明晰：在家天下時代，無所謂產權，什么都是帝王的，當然也就談不上明晰。而到了轉型社會，則公私分明——領導人自己的財產，跟國家財產不是一回事，也不可能是一回事。因此，一些領導人才會利用轉型國家法制不健全的弊端大貪特貪，中飽私囊。

　　然而，我們必須指出這種轉型期出現的貪污現象是歷史進步的必然代價——其意義就在于：這種現象的出現，說明產權明晰這一現代史會的根基已經在這個社會立足，社會也因此可以順利完成由傳統(tǒng)到現代的轉型。至于因此而產生的領導人貪腐問題，也最終會隨著社會的逐漸轉型法制的日愈健全而得以遏制杜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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