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問題說到底就是發(fā)展問題。世界上的各地區(qū)、各民族都有發(fā)展問題，必由之路是從農(nóng)業(yè)社會到工業(yè)社會，如今是“網(wǎng)絡”時代，更是誰也漏不掉。只不過發(fā)展有先后、程度水平有高低、文化有差異，自然在全球化進程中所居的地位也就有很大的差別。西方在“全球化”進程中起領先和主導作用，是幾個世紀的歷史造成的。從文明發(fā)展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一條從中古進入近現(xiàn)代的線路：與中世紀決裂的思想革命——人性和理性的解放、商業(yè)革命、工業(yè)革命、科學思維與發(fā)明、貫穿其間的從貴族的自由主義到理性的、遍及民眾的自由主義和19世紀出現(xiàn)的馬克思主義等近代思潮。這些改變?nèi)祟惿鐣�面貌的革命性變化，無一不在西歐發(fā)生，并向世界各地輻射。

　　當這些革命性的變化在近代的西歐接踵或交疊發(fā)生的時候，中國和東方還沒有走出中古社會；
因此是歷史決定了中國以及亞洲不可能主導“全球化”進程。中國在“全球化”中的地位與東西兩大文明的差異是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馮友蘭先生所謂“中西之交，古今之異”，就是這個意思。如果把19世紀40年代開始的中西文明迎頭碰撞作為“交流”的起點，則在這“起點”上，中國和西方即處于差距有如天壤的不平等地位。就是說不在同一“起跑線”上。姑不論中國在這以后所走的道路何等崎嶇，僅在社會發(fā)展上就決定了中國將長期落后的態(tài)勢；
以致至少在20世紀當中，“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

　　有一種說法（在中外都有），認為中國在18世紀，或在清代的康雍乾，學術思想界已有了近代科學的思維。如胡適之論戴東原，美國漢學家艾爾曼之論樸學的理性內(nèi)涵等。還有的說，乾嘉學派不完全是政治壓迫造成的，而是反映了“前”近代時期的思想。這種說法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即，這個時期的思想界與個性解放無關，戴東原對宋明理學的批判極其尖銳，斥為殺人不見血的刀子；
但終其極脫不出讀經(jīng)、解經(jīng)的圈子。康雍乾時代的個人無論才識如何出眾，均不可能對社會有什么啟蒙性的觸動。從明萬歷以來的傳教士傳來的那點兒西洋文化知識，在汪洋大海的中國夜郎自大和自我封閉的心態(tài)中，實在微不足道。比較普遍的國民心態(tài)，仍是楊光先的“寧使中國無好歷，勿使中國有洋人”。楊光先本人沒有好下場，然而從康熙晚年起的“百年禁教”又無異于復活了楊光先的那些鬼話。

　　這些個說法，與硬說中國早在明代已有“資本主義萌芽”之說，屬于相同思路，都忽略了中華帝國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上的封閉性和落后于時代。它如同一支密封的罐頭筒，必待外力才能把它打開�？涤袨樵缬需b于此，在《上皇帝書》中已明言：“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來，雖后此千年率由不變可也。”

　　自從國門被迫打開了一道縫至清末民初，由中國的一潭止水起了波瀾，中國同域外、主要與泰西文明不可能繼續(xù)隔絕下去了；
當然歷史的惰性常使中國左腳向前邁出一步，右腳又立刻縮回一步。外面竭力從這道門縫擠進，里面則竭力或拒斥之，或在困惑中朦朧地意識到世態(tài)正逼著中國必須變一變幾千年延續(xù)下來的生活方式。

　　于是，洋務運動中的一些明審之士向世界睜開了一只眼，看到西方的物質文明，然而在當時仍不是全民族的共識，以致李鴻章要慨嘆“人才風氣之固結不解”。

　　另有一批先進分子與“洋務派”只看重洋槍洋炮不同，突破了“中體西用”的觀念。從嚴復到康梁，以及薛福成、郭嵩燾、容閎等人，認為不僅要看到物，還要看到精神。郭嵩燾在《使西紀程》中說：“西洋立國，自有本末，誠得其道，相輔以致富強，由此而保國，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禍亦反是�！�

　　戊戌改良運動雖被鎮(zhèn)壓，但思想繼續(xù)發(fā)生作用。內(nèi)外壓力迫使清廷表示要籌備“君主立憲”。五大臣放洋，雖只看到些皮毛，他們寫回的報告畢竟以贊嘆的口氣敘述了他們見到的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新鮮事。

　　世紀之交的中國經(jīng)過半個世紀的遲疑和徘徊、斗爭和鎮(zhèn)壓，對世界上的事已不那樣完完全全地愚昧無知了�？陀^上，中國遲早要裹進世界潮流，已不可避免。孫中山所謂“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20世紀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世紀，在這一百年中，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推翻了綿延數(shù)千年的帝制，袁世凱、張勛之類的“復辟”鬧劇，有如電光石火，共和立憲思想深入民眾各階層。逆潮流而動的北洋軍閥在北伐戰(zhàn)爭中一個個灰飛煙滅。

　　近90年前的五四運動，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全民卷入的愛國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同時也是一場開啟民智的運動，各種新舊思潮如潮水般在中國大地涌動，相互激蕩，形成空前的思想交鋒的真正百家爭鳴的局面。人們可以對五四運動的特征提出各種解釋，說它是激進主義、理性主義的思想運動，是新文化運動，是打倒“孔家店”、反封建傳統(tǒng)的運動等等。但其中對中國前途命運最具啟蒙意義、概括得最恰當、且已成為既定觀念的，是從西方迎來的“民主”和“科學”。此后的中國歷史，有前進，也時有后退，但“民主”與“科學”是永遠需要提倡和堅持的。假如排除了德、賽兩先生，則激進也罷、溫和的漸進也罷，便無所歸依，“五四”就失掉了靈魂。

　　可以說，西洋文明之進入中國固然自19世紀開始，大量涌進則在“五四”時期，思想自由、個性解放，成為時風；
尤為有意義的，是其后續(xù)影響所及，使20年代至40年代，成為古今中外思想自由交匯和相互激蕩的時期，呈現(xiàn)出“春秋戰(zhàn)國以后的又一次百家爭鳴的盛況”，當時“新舊軍閥各霸一方，但它們在實行反動統(tǒng)治的同時，始終未能達到思想上學術上定于一尊”（周谷城先生語）。真真是“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理性主義、各種政治學、經(jīng)濟學、哲學、社會學、自然科學，等等，爭奇斗艷，所達到的水平，今日亦難望項背。放眼這幾十年的中國的文化思想世界，中國實已走上了接受西方文明的道路。“這就好象以鹽水來沖淡水，鹽水成份愈多，則淡水中必愈咸了�！保◤垨|蓀語）至40年代的下半葉，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呼聲已經(jīng)形成為在當時的“國統(tǒng)區(qū)”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鎮(zhèn)壓人民自由的浪潮。

　　40年代后的中國，繼續(xù)更深地陷入長達十數(shù)年的國內(nèi)外戰(zhàn)爭，中華民族的命運，一切的一切都系于戰(zhàn)爭的結局。在全國抗戰(zhàn)和繼后的全面內(nèi)戰(zhàn)的非常時期中，不可能認真地提出國家的發(fā)展問題，上述中外古今匯合的局面亦大為受阻，幾至中斷。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起至1976年的30年當中，先是“冷戰(zhàn)”的前十來年的“一邊倒”，繼之則自我孤立，全國從上到下大搞政治斗爭、階級斗爭。在1956年雖曾宣告過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已經(jīng)結束，不過話音未落，政治運動便又以大得多的聲勢、一浪高過一浪地卷遍全國，從反右、反右傾、“四清”，直至“文化大革命”達到頂峰。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也是搞的，建國后的頭十幾年生產(chǎn)發(fā)展、經(jīng)濟增長也很見成績，但同樣是采用政治運動的方式加上“計劃經(jīng)濟”，全然不顧發(fā)展生產(chǎn)力的科學規(guī)律和市場的規(guī)律和作用。一句“人民公社好”，舉國響應，造出了畝產(chǎn)萬斤的神話。那時居然竟有科學家跟著浮夸風轉，讓科學聽命于愚昧和狂妄，為“畝產(chǎn)萬斤”作出何以可能的“科學論證”。一時間，群眾像發(fā)燒般哄起，以為憑著這種沖天的熱氣和干勁，就可以在若干年內(nèi)“超英趕美”，“窮過渡”到所謂“共產(chǎn)主義”去。胡繩同志在他的近著中指出，這些個違背科學規(guī)律的思想只能說“在實質上屬于民粹主義范疇，和馬克思主義距離很遠�！�

　　關起大門、暗于世事，是這一長時期的基本特點，“文革”則是其“極端”。當外界早已一日千里，新一輪的工業(yè)革命、科技革命迎來“信息革命”的年代，中國還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與三百年前的楊光先何其相似？），使國民經(jīng)濟瀕于崩潰的邊緣�！拔母铩焙笥腥颂岢觥扒蚣�”問題，絕不是故作驚人之語。

　　20世紀的最后20年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中最具轉折意義的20年。“轉機”從此開始。我們每一個人都親歷過那些對我們民族命運和前途生死攸關的重大事件，特別是“文革”后撥亂反正、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反對“兩個凡是”、徹底否定“文革”以及在此基礎上制定的改革開放方略，等等。誠然每向前邁出一步都要受到各種阻力，企圖讓歷史車輪倒轉，“左”的根子實在太深太長。但是時代不同了，中國已隨著“文革”的結束和對幾十年反正兩方面的經(jīng)驗教訓的總結，進入了一個根本性變化的新時期。中國在20世紀最后20年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從“文革”時及其以前的背向世界轉向面向世界。

　　如今舉國上下都在講“鄧小平理論”�！班囆∑嚼碚摗钡暮诵氖鞘裁矗恳牢覀兛矗�落到實處，就是掛在人人嘴邊上的改革和開放。改革是對內(nèi)，開放是對外；
兩者相聯(lián)，缺一不可，是不可有絲毫動搖的興國救民之本。

　　最后這20年雖只占一個世紀的五分之一，但它的意義和所發(fā)生的變化，超過了前此的任何時期。然而，由于與外部世界，特別是與之碰撞的先進文明絕緣太久太深，差別還大得很、隔膜得很。道路是漫長的，只不過剛剛起步。

　　例如，我們要參與全球競爭，要加入WTO，但談判進行得那樣艱難和曠日持久，其中固然有發(fā)達國家，特別是美國，設置種種非經(jīng)濟因素的政治障礙；
同時也確實有我們自己的發(fā)展水平問題。作為“全球化”和全球競爭的“后來者”，中國只能在發(fā)達國家早已制定的條款和“游戲規(guī)則”上進行“討價還價”。

　　再如，在許多加入許多公民權利等國際公約問題上，中國也有相類似的問題。中國接觸國際上通行的道德和文明準則是比較晚的，前文已講過，對西方啟蒙時期的自由、民主、立憲等原則的紹介和評述，雖然始于19世紀末，但由于百年來的習慣傳統(tǒng)以及種種現(xiàn)實的障礙，中國所能承諾的與各公約所要求的普遍性準則，一直存在差距；
以致在簽字加入這些公約的同時，又保留著自己的解釋和實行的權利。

　　以上這類問題都不只是某一單方面的問題。但只就中國一方來說，最根本的一條還是堅持改革開放，無論世界上發(fā)生什么樣的事，也無論中國還將發(fā)生怎樣的曲折，不動搖地做好自己的事，提高我們的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發(fā)展水平，改變我們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后來者”地位是絕對必要的。

　　改革開放是我們的長期戰(zhàn)略，否則就談不上搞“現(xiàn)代化”，無論有什么風吹草動，絕不能有半點猶豫，或變相的動搖。在這改革開放的20年中，還有一點必須提及的，就是思想解放、個人自由、民主建設，從總體上講在近半個世紀以來還是很有進展的，雖然不免時時受到來自“左”的習慣性的干擾。大體上從80年代中期開始，首先在知識界思想界，各種思潮的介紹、評述和討論，一直沒有間斷過；
問題覆蓋面之廣、不同意見的辯論和交鋒之激烈和深入，是幾十年來所沒有的。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理性主義、民族主義、全球化、各種“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等等，無一不被涉及。國外每出現(xiàn)一種新思潮，國內(nèi)很快就有譯介并引起爭論。這些討論雖然還只限于在一定圈子里進行，而且意見分歧甚烈，也不盡成熟和深入，但對于活躍思想，豐富人的精神世界，推動社會進步，從長遠看，其意義不可低估。這種初見苗頭的自由討論的局面，還需要進一步形成社會風氣。將來寫這一階段的思想史時，這種討論和辯論是不可遺漏的。

　　最后順便講幾句所謂“亞洲價值”問題。20世紀后幾十年中，亞洲、主要是東亞，前后接踵發(fā)生了以“四小龍”為代表的“亞洲奇跡”和東南亞金融危機。這一起一伏，都聯(lián)系著對“亞洲價值”的存在和評價問題。“奇跡”達到高潮時，經(jīng)濟中心向東方轉移之聲鵲起，并極力凸顯“亞洲價值”的功效；
“危機”來臨時，又說“亞洲價值”不靈了；
而后又出現(xiàn)了復興和轉機時，又說“亞洲價值”還有作用了。

　　問題是何謂“亞洲價值”？有沒有那么一種放之亞洲而皆準的統(tǒng)一的“價值觀”呢？亞洲與歐洲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很不同。歐洲有同根的文化，從小亞細亞到兩希文明，到基督教文明，以及近代的啟蒙運動、工業(yè)革命，等等，支脈很多，但都串在一條線上。所以在談論歐洲文明、歐美文明，并由此衍生出一種“西方價值觀”來的時候，在認識邏輯與史實的結合上是說得順的。亞洲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不像歐洲那樣異流而同源；
中國的、印度的、馬來的文明等都不是來自同一文化源泉，其發(fā)展毫無相同之處。根本就不存在亞洲國家共同的人文傳統(tǒng)、并由此而支撐亞洲經(jīng)濟的振興。至于說“儒家”的影響更是不究事理并無限被夸大了的。曾倡言“亞洲價值”的馬哈蒂爾、李光耀，從不認為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認同“儒家”。日本受儒家影響較多，日本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詣，但若談起從“明治維新”以來的經(jīng)濟增長、工業(yè)化等等，所謂“儒家”影響就根本用不上；
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中已明言之；
日本的發(fā)展與“儒家”無關，(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主要學的西方。

　　“亞洲奇跡”也好，金融危機也好，今后肯定會再振興也好，都最終取決于具有普遍意義的市場經(jīng)濟的日臻發(fā)達，民主與法治的日漸完美，人權觀念的日益增進。

　　所謂“亞洲價值”，一時間在中國也頗有同情者和響應者，主要有兩方面的心理在起作用。一則以自別于在全球化居主導地位的“西方價值”。這種心理有些復雜，既要與“國際接軌”，又擔心戴上“西化”的帽子，始終沒有干凈利落地擺脫姓“資”姓“社”的困擾。二則從弘揚民族傳統(tǒng)出發(fā)，非常樂見“儒家”的再起，如說市場經(jīng)濟的思想早見于《易經(jīng)》，《孟子》里有“民主思想”之類�？傊�今日社會發(fā)展的精神因素早寓意于傳統(tǒng)文化中，是“古已有之”了。再退一步講，中國果然是“儒文化”的國家嗎？且不說哪怕是略懂一點“儒”文化的，今天在有文化的國民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
七十歲以下的人幾乎極少人知道“論孟”講了些什么。要發(fā)展高科技、要搞市場經(jīng)濟、要進行國企改革、要用科技裝備農(nóng)業(yè)、要發(fā)展“三資”企業(yè)、要加入WTO，要吸引外資也要到外面去投資、要實行民主和法治，總之，要以更大的步伐和膽略堅持改革、開放的總方針，等等，哪一條是從“儒”家來的？其實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并不是單純的“儒”，簡言之，是“儒道釋”三合一而以“儒”為主的。這是中國的文化遺產(chǎn)，它的意義寓于豐富的歷史文化，寓于尊德性、道問學，其中許多抽象的道德律具有超時空的價值，在如今人們常感嘆世情淡薄、公德不昌的情況下，在我國仍應當繼承和發(fā)揚。這與現(xiàn)代文明社會所需的一般道德準則基本上并不牴牾。但若講現(xiàn)代化的建設問題，則傳統(tǒng)文化便無論怎樣也扯不上關系。

　　“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始終離不開如何對待西方文明的問題。中國匯入“全球化”進程本身便存在一個兩種文明的關系問題。在文明的碰撞中吸收和接受西方文明，已是百多年來中國的歷史事實；
不是接受和不接受的問題，而是接收什么、吸收什么的問題。既然與人家有差距，就要學習和追趕，這是普通常識；
絲毫談不上所謂“西化”，而且也“化”不了。同時，既然有吸收，就必定有揚棄。常見這樣的現(xiàn)象，有些人暗于西方文明的精髓，卻把人家已經(jīng)唾棄和“異化”了的糟粕拿來以為時之尚者，這至少是十分淺鄙的。

　　21已經(jīng)過去了近十分之一；
我們認為仍是鄧小平那兩句話，一個和平問題——即爭取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
一個發(fā)展問題，哪一個問題也沒有解決。至于我們中國自身，則改革和開放是在任何時期、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改變的。今天如此，明天如此，以后仍如此�？梢哉f是我們的“永恒主題”。

　　來源：民主與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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