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對于具有一定文化水準的中國人來說都有著強烈的吸引力。它閃耀著奇特的光芒，牽引著人們駐足仰望；
在近代中國，人們對于民主的追求，猶如夸父追日一般的不計辛勞艱險，一往無前；
但是，它又像是黑夜中雖可遙見光環(huán)卻無法找到一葉扁舟以登陸彼岸的燈塔，使人在可望而不可及的窘態(tài)中苦悶惆悵。民主之對于中國所具有的這種感情和理性之間的兩難困境，是很多國家民主化過程中都曾經經歷過的必然的歷程，反映了民主理念的超前性、純潔性、直線性與民主實踐的守安性、復雜性、曲線性之間的博弈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民主理念和民主實踐各自都希望獲得最優(yōu)化的結果，種種的矛盾、挫折就是在這種博弈過程中產生的。對于這個過程中的種種痛苦、磨難，甚至卑鄙齷齪的現(xiàn)象，人們產生埋怨、憤怒、甚至玩世不恭的情緒，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這種情緒化的成分是不能最終解決問題的。

妥協(xié)是博弈結果最優(yōu)化的必要因素，民主理念的先進性與民主實踐（手段、方式、方法）的時效性永遠都不可能實現(xiàn)有機的吻合，“就民主制這個詞的嚴格意義說來，真正的民主是從未有過，而且將永遠不會有” [1]因為在盧梭看來，民主制需要太多的預設條件和美德，實現(xiàn)全民民主非常困難。這其實涉及到哲學領域里的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關系的認識問題，無法用簡單的話語就能解決，甚至是現(xiàn)有的人類認知方式還無法解決的問題。但是我們從進化論的基本原理，從人類已有的民主化實踐效果來看，從人類愛好個性自由的天性來看，我們無法否定民主理念的美好希望不能最終在人類生存的地方都能結出鮮艷奪目、香甜可口的果實來。近代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民主問題不是最先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的，但卻是爭議最大、延續(xù)時間最長的問題，這種現(xiàn)象出現(xiàn)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無論我們的先人，還是我們自己，都還沒有找到一種民主理念和民主實踐博弈過程中的有效平衡點——這個平衡點也許不是我們沒有發(fā)現(xiàn)的問題，而是壓根它就還沒有生長出來，它還有待于我們以及我們的后人們持續(xù)不斷的探索。所以研究這個博弈過程中涉及到的若干問題是一個很有實在意義的課題。

　　一、民主理念的中國解讀

　　什么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民主？對于這個問題，在政治學界早已是個常識了。從詞源學的角度來看，毫無疑問它不是我們的本土語匯。雖然中國古代典籍《尚書》中早就有同樣的文字“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意思是老天爺在適當?shù)臅r候替老百姓求得真命天子，民主者，民之主家也。此一含義與現(xiàn)代意義上的民主內涵不啻差別千萬里，而且實際上是完全的對立。所以，西方的“Democracy”自翻譯到中國起，就已經發(fā)生了中國化問題，很有點與民作主的味道，而需要重新解釋。

　　眾所周知，民主（Dmocracy）的原意就是人民主權，特制雅典的平民政體。從發(fā)生學來看，民主是圍繞著公共權力的產生、管理而展開它的理論內涵和實踐運作的，它體現(xiàn)了古希臘雅典社會對待公共權力所有權、運用權的特有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它不是首先作為一種達到某種目的的工具，雖然從廣義上講它也是一種工具，但它的這種工具性更多的屬于人文精神的意義范疇。有人認為“西方自近代以來民主一詞的所指大致具有三層含義，即依法辦事、‘群眾的力量’、人民的統(tǒng)治”[2]，這幾種對民主的理解在中國后來的政治發(fā)展過程中的確都能找到相應的實例，但一般人對其內涵的理解絕不止這三種。

　　漢語語境里現(xiàn)代政治意義上的民主是19世紀60年代以后一批具有維新改革意識的上層官僚和少數(shù)文化精英出于表達自己的特定的價值訴求開始使用的，其使用的語境是相對于君主而言的，即以君為主還是以民為主的意思，這實際上是對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發(fā)揮，借以獲得正當?shù)匦麚P西方價值理念的本土文化資源，以達到其改變當時中國與列強相比較而顯現(xiàn)出來的嚴重落后狀態(tài)。郭嵩燾所言 “西洋立國，有君主、民主之分，而其事權一操之議院，是以民氣為強”；
黃遵憲所言“有一人專制稱為君主者，有庶人議政稱為民主者，有上下分任事權稱為君民共主者”[3]；
王韜向國人所介紹的西方的三種政體:君主國,民主國,君主立憲國，都是屬于此種情景。他們基本上都是從君、民之間關系如何協(xié)調得更符合于傳統(tǒng)中國政治文化傳統(tǒng)的角度來談論民主問題，潛意識里是為中國現(xiàn)代化之注重器物層次而招致的不成功所進行的深層次的探索，因此從一開始這些人談論民主就帶有非常明顯的功利目的——如何更有效地�；省⒈�國、保家。這種取向一直影響到21世紀中國人對民主的理解，那就是很多人僅僅把它視為一種實現(xiàn)某個目的的手段，而忽視了它本身的價值性，這也是造成中國民主進程何以獨特、艱難的一個重要原因。

　　鴉片戰(zhàn)爭后的初始階段，普通國人多不知曉這場屈辱的戰(zhàn)爭，僅在上層官僚士大夫圈子里引起了一定的震動和思索。但他們所反思的這場戰(zhàn)爭的歷史教訓最高水平也基本限于船堅炮利不如人、需要在這方面努力向西方學習的層面。

　　中體西用派對西方文化、制度方面的重視就是在意識到中國學習西方船堅炮利不太順當感到困惑欲覓新路時而被迫拉到歷史的舞臺的。馮桂芬寫于1860-1861年間的《校邠廬抗議》首次對中國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作了初步的判斷：人無棄才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事實上，他把中國落后的根源已歸咎于制度不善了。尤其是對“君民不隔”的贊揚，直接的指明了民主的使用價值。

郭嵩燾1875年也提出：“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相輔以益其強”[4]鄭觀應在1892年刊行的《盛世危言》更是認為西國“富強之源，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yǎng)得法。” 張之洞在《勸學篇》中雖認為當時 “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但也承認“民權不可僭，公權不可無”，中國之所以不能開議院，乃因為條件不成熟：“今非其時也”“此必俟學堂大興，人才日盛，然后議之”。他們雖然沒有直接使用民主的詞匯，但其意向很明顯，那就是中國的振興必須要借鑒、學習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雖然在當時他們還不可能將民主視為一種價值追求。

　　梁啟超、康有為等維新派是主張君主立憲的。在嚴重的社會危機面前，康有為意識到政治變革的重要性，他從日本維新的成功直接尋找參照系，從歐美的政治實踐和政治理論尋找靈感，從中國傳統(tǒng)的民本思想尋找本土的合法性資源，提出君與民應當分享權力，認為中國最理想的政治模式就是 “君民共主”制。他所提出的君主立憲具體措施主要有如下內容：:一是下詔求言，一是開門集議，三是辟館顧問，四是設報達聰，五是開府辟士。從康的這些具體政治主張來看，它的民主認識很大程度上與中國古代開明帝王的做法相當，即力求做到開放言路、上下通情。不過從我們今天的民主制度的廣義范疇來看，他們也是屬于民主派的，但在當時他們的語境里，民主一詞顯然不是褒義的，不合他們的政治理想。1901年6月7日梁啟超在《清議報》上以《立憲法議》為題的文章中，更加闡釋了民權與民主之不同，梁說：“有君主之立憲，有民主之立憲，兩者同為民權…….凡國之變民主也，必有迫之使不得已者也�！币簿褪钦f，民主之國，實在是迫不得已的最后選擇。這種民主多少還有點君主賞賜的味道，但由于他們主張立憲，由皇帝賜予的這種民權在理論上就可以獲得法律上的保障。

　　作為革命派的鼻祖孫中山，主要是從民權的角度談論民主問題的。他強調主權在民，政府的權力來源于國民，國民有選舉、罷免、創(chuàng)制、復決之直接民權，但具體的管理應該由政府來負責。在具體實現(xiàn)民主的形式和手段上，他主張民主立憲，實行議會政治和五權分立。當然，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極力提倡以黨治國，由訓政而過渡到憲政。這個事實反映了孫中山在民主理念與民主實踐博弈出現(xiàn)困局的情況下的理性抉擇，代表了近代許多傾向民主化的人們在面臨同樣的博弈困境時的無奈心境。

　　袁世凱的稱帝、各地軍閥的弄權破滅了孫中山迅速實現(xiàn)民權的希望，但卻更加激起了一批崇尚民主的西學派知識分子們對民主知識啟蒙的欲望，他們想用他們對民主、科學的吶喊來喚醒全中國國民，將這些對于民主理念陌生的億萬民眾發(fā)動起來，共同抵制獨裁專制。陳獨秀、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的闖將們?yōu)榱藦母�本上解決當時政治文化和社會文化的落后狀態(tài)，毅然舉起了民主和科學的大旗，將民主口號喊得驚天動地 :“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 均產說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男權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盵5]“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法、貞節(jié)、舊倫理、舊政治�！蔽逅臅r期陳獨秀把個性的自由看作是民主的真諦，在這一點上他和胡適的見解基本一致，只不過胡適一生始終追求自由民主主義，而陳獨秀后來轉到了列寧主義，到晚年又重歸自由民主主義。相對于陳獨秀憤世妒俗式的追求民主，胡適則要理性得多，他說:“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級的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盵6]他對民主的理解主要是實施憲政、保障人權、人人自由，包含了從理念到實踐操作的全方面，反映了他對美國式民主問題認識上的全面、深刻、執(zhí)著。

　　李大釗在對待民主問題的態(tài)度上，始終是積極的，但在具體的理解上又是很謹慎的，他說過：“Democracy這個字最不容易翻譯。由政治上解釋他，可以說為一種制度。而由社會生活的種種方面去觀察，他實在是近世紀的趨勢，現(xiàn)世界的潮流，遍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幾無一不是Democracy 底表現(xiàn)。這名詞實足以代表時代精神”。[7]起初，他希望從中國固有的思想資源里來理解西方的民主，于是提出了民彝這個概念：“明古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宗彝可竊，而民彝不可竊也；
宗彝可遷，而民彝不可遷也。然則民彝者，懸于智照則為形上之道，應于事物則為形下之器，虛之則為心理之澄，實之則為之邏輯之用也。” “民彝者，吾民衡量事理之器”；
“民彝者，民憲之基礎”；
“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權衡”“民彝者，可以創(chuàng)造歷史，而歷史者，不可以束縛民彝”，這種獨特的民彝在李大釗看來是在中國實行憲政的價值文化基礎，是民主可以生活在中國的文化土壤。這種思維趨向反映了他從骨子里是崇尚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相信它是可以在中國找到相同的基因的，是完全可以扎根于中國的社會實際的。在他看來，在中國實行民主不僅是可行的，也是必須的，因為民主代表了時代了趨勢：“現(xiàn)代生活的種種方面，都帶著Democracy的顏色，都沿著Democracy的軌轍。政治上有他，經濟上也有他；
社會上有他，倫理上也有他；
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
乃至文學上、藝術上，凡在人類生活中占一部位的東西，糜不受他支配的。簡單一句話，Democracy就是現(xiàn)代唯一的權威，現(xiàn)代的時代就是Democracy的時代�！�

　　在關于民主的具體內容上，李大釗認為，第一，要崇尚自由、個性，“德謨克拉西，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都要尊重人的個性”；
第二， 實行“平民主義”或“平民政治”是Democracy在當時世界的真正任務；
第三，平民主義的真精神是“自由政治” “ ‘自由政治’（Free government）乃是真能與‘平民主義’的精神一致的�！�自由政治’的神髓，不在以多數(shù)強制少數(shù)，而在使一問題發(fā)生時，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態(tài)度，為充分的討論，詳確的商榷，求一個公同的認可�！盵8] 第四，純正的平民政治的實現(xiàn)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達到。這種平民政治，就是“純正的‘平民主義’”，“這時事物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統(tǒng)治。這種政治，就是為工人屬于工人，而由工人執(zhí)行的事物管理。這里所謂工人，當然沒有男女的差別。隨著階級的消滅，統(tǒng)治與服屬的關系亦全然歸于消滅�！盵9]當然，如果簡單地用資產階級的民主和無產階級的民主的標準來明確地分析李大釗民主思想發(fā)展軌跡，那當然是很復雜的，但是李大釗反對專制、追求自由卻是他在民國后的一貫思想。

　　以張君勱為代表的國家主義派一方面崇拜英美式的自由民主，一方面又重視國家形式的至上，希圖在民主主義和國家主義之間找到一個共同的結合點，他后來所提出的“修正的民主政治”（其一是應把重點放在培養(yǎng)國民的自由人格上，其二是要建立健全選舉制度。其三是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政府權力機構應有相應的設置）就是這種思路的反映；
張東蓀所說：“民主政治只能在由同胞而組成的"族國"（National State）方得成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為...民主主義根本上是平等主義，而平等之實行又莫不先由于同族。因為言語相同血族相通可使情感一致，利害亦可共同。在這樣上方可以互相為自由的討論，所以民主主義與國族主義又是相連的。”他們妄圖在民主主義和專制主義之間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政治形式來，其結果的無效是可想而知了。

　　20世紀20年代，隨著中共的建立及國共合作的形成，發(fā)動下層民眾打倒國內外的政治壓迫力量，成為中國政治實踐的主流。國共兩黨都主張黨治，依靠政黨的威信來統(tǒng)一民眾，實現(xiàn)國家的統(tǒng)一、穩(wěn)定，藉此為推行民主而創(chuàng)造前提條件。但是，隨著國共分裂，雙方關于民主的實踐方式出現(xiàn)了截然不同的思路。蔣介石政權開始了所謂的以黨治國的對工農專政的訓政階段，中共則開始了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工農民主專政階段。在此時，國民黨不許談論民主，更不可能實行民主。而共產黨制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guī)定：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都有權派代表參加政權的管理。只有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一切剝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沒有選舉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的權利的。這種將民主權利按照階級標準來劃分的做法在當時是實在不得已的必要做法，從形式上來看，也似乎類同于雅典民主制的做法[10]。但從本質上來看，是不一樣的。雅典的民主制是少數(shù)人統(tǒng)治多數(shù)人，而共產黨革命時期的民主是多數(shù)人對少數(shù)人的專政，它的缺點就是可能帶來有如亞里斯多德所說的民主制變?yōu)楸┟裰�。但這種可能性可通過黨內民主的實施而制定正確的糾左政策以有效防止和減小可能性。

　　在國共內戰(zhàn)的十年，總起來說，中國的民主實踐出現(xiàn)了嚴重的倒退，國民黨借口訓政、清匪而肆意捕人、殺人，共產黨在嚴重的危機面前自然也無法在人口、土地有限的蘇區(qū)進行民主的實踐。在這十年中只有極少數(shù)歐美派知識分子依然癡心于他們孜孜以求的西方民主，他們所能做的是有限的言論和有限的行動，主要就是圍繞保護人權而開展的活動。

　　日本的侵略和國民黨內部的權力斗爭，以及國際法西斯勢力的興起對自由民主勢力、共產主義勢力的巨大威脅，國民黨不得不一點一點地開放民主，共產黨則暫時地放棄了蘇維埃專政。這個時候，長期被國民黨絞殺的中國共產黨是真誠地呼喊民主的：1940年2月20日，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中說到：
“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一定要爭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憲政。既然有飯大家吃，就不能由一黨一派一階級來專政。

”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論聯(lián)合政府》中說“這種聯(lián)合政府一經成立，它將轉過來給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鞏固聯(lián)合政府的基礎。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國土上進行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產生民主的國民大會，成立統(tǒng)一的正式的聯(lián)合政府。沒有人民的自由，就沒有真正民選的國民大會，就沒有真正民選的政府。難道還不清楚嗎？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盵11]

　　1945年9月27日毛澤東在回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的提問時指出：“‘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并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xiàn)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tǒng)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盵12]雖然中共的民主措施依然強調要以階級理論為基礎，強調民主權利只給人民。但由于這時的人民對象的寬泛，使得敵人只限于極少數(shù)的漢奸分子，使得中共民主的內容在形式上看來與一般意義上人們所理解的民主已無多大的差別。而且，中共這時公然搬出林肯的三民主義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作為自己的民主理想，已經說明他本身對民主所作的階級限制很大程度上不過是給蘇聯(lián)的交待。

　　中國的中產階級在抗戰(zhàn)中也普遍希望推廣民主，為抗戰(zhàn)勝利后建設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而做好準備，正如儲安平所說：“為了達到造成一個民主的中國的目的，我們應當用種種方法以鼓勵中國的中產階級抬頭，成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別對于自由思想的大學教授及著作家等，應鼓勵他們出面說話，建立一個為民主國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輿論。”國民黨在抗戰(zhàn)時期雖然依舊存有一黨專制的思想，甚至提出“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但為了聚合人心，也在形式上實行了小范圍的民主，中國似乎呈現(xiàn)出民主的曙光。

　　應該承認，抗戰(zhàn)結束后無論世界的大環(huán)境和國內的小環(huán)境，都非常有利于中國走上民主化道路，中國出現(xiàn)了一個百年難遇的政治民主化機遇！中共當時已提出了準備進入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口號。[13]但是，國民黨沒有抓住這個機遇，出于一黨專政思想慣性的作用和過高估計冷戰(zhàn)格局對它的有利形勢，頑固地從武力上打壓共產黨，迫使中共團結一致，依靠廣大農村的農民打敗了初始時軍事力量遠比自己強大的國民黨。[14]

　　•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在中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人民的范疇只限于四個階級，比起原來抗戰(zhàn)時期的人民概念明顯地要縮小不少了，中國的民主理念和實踐從此走上了一個新的歷史征程。

　　綜上所述，在近代中國，民主對于多數(shù)對其懷有敬意的國人來說，是在工具理性層次的角度上使用的，他們對于民主賦予了很多其他功能和責任、期待，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社會團結、社會公正，這事實上多少把民主視為一種診治重病的靈丹妙藥。1860——1890年代那些欽羨西方民主制的中體西用派人士主要是打著維護大清統(tǒng)治的招牌（盡管也有策略的成分）而展開自己的思路的，可謂之皇權民主主義；
康梁等維新派提倡的是立憲民主，從表面看來，他們倡導君民共主，后來又頑固地�；�，但從骨子里來看他們提倡民主還是基于民族危亡的憂患，因此是民族和威權混合的民主主義（類似于后來的威權主義）；
孫中山把民族的獨立、自由放在第一位，實現(xiàn)民權是保證民族獨立的、自由的直接內容，因此可以說孫中山是個民族民主主義者，但另一方面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主張平均地權、節(jié)制資本，頗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成分，尤其是晚年的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以黨治國、以黨治軍等主張，更有強烈的列寧社會主義色彩，所以孫中山的民主主義實在是很復雜的，難以用一言兩語概括，如果非得要給以定性的話，可謂之民族社會民主主義；
張君勱的國家民主主義，也可以說是廣義上的民族主義，只不過它更強調現(xiàn)代國家在民主發(fā)展中的意義；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是一種特殊形態(tài)的民主主義，從本質上說它是階級民主主義；
以胡適為代表的一批歐美派知識分子所主張的自由民主主義在理論上最完善、最動人，但因為其理想化的色彩過濃而在現(xiàn)代中國的命運也相對最坎坷。

　　可以說，民主這種在西方概念都不十分精確的政治生活概念自傳播到中國之始，就由于其自身的模糊和中國人的曲意逢迎而被中國人賦予了很多的主觀意義，使得本來就很弱小的民主勢力更難以形成有力的聲音，極大地影響了中國人集體民主訴求的表達，這無疑對民主的實踐是極具負面意義的。民主理念的模糊必然導致民主實踐的多元化、暫時化，使得需要一定的時間和其他物質條件支持才能顯現(xiàn)效果的民主理念無法在實踐中證真或證偽，使得民主理念和民主實踐之間容易形成斷裂的錯位，而不能形成互益性、妥協(xié)性的反復修正。民主理念既然得不著實踐驗證的更多的機會，所謂的民主實踐就自然以最保險的代價運作，這種模式的改革往往按照路徑依賴的慣性來進行，具有極度功利主義的色彩，其結果既妨害了人們對民主理念的正確理解，也自然不利于其在實踐中的有效實現(xiàn)。

　　二、民主實踐的中國命運：曲折歷程與現(xiàn)實挑戰(zhàn)

　　（一）曲折歷程

　　抽象地審視近代中國民主建設的歷史，中國民主發(fā)展的成績還是值得肯定的。延續(xù)幾千年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權觀，在半個多世紀里被人們一點點地懷疑、中和，直至徹底被否定，無論如何看來，都是煌煌大觀的業(yè)績。從此之后，無論是胸懷大志、手執(zhí)國柄的傾國人物，還是橫行一方、無法無天的地方諸侯，雖然垂涎乾綱獨斷的皇權，但基本不敢公開示眾，最多耍一耍軍閥的威風。袁世凱困頓迷惑中自以為是的稱帝舉動，結果便被迅速的眾叛親離所粉碎。所以，以公元前220——公元1840和1841——2008這兩個時間短的歷史內容的縱向比較來看，中國的民主實踐的成績是不可抹殺的。但如果與同時期或同時間短其他國家民主化的實績來看，的確有染我們愧赧汗顏、理性反思的遺憾。而如果我們仔細考察此間中國民主實踐艱難卓絕、流血犧牲的過程，則更容易使人唏噓不已、思索無窮。這種苦難的歷程不僅表現(xiàn)在追求民主中的流血犧牲，還表現(xiàn)在一些人面對困局的退縮、絕望、甚至走向反面，更表現(xiàn)為民主先行者們的被誤解、被孤立、甚至被圍攻。

　　我們不追溯到王韜、郭嵩燾，連鄭觀應也不說，但從維新變法說起。康梁倡導的這場旨在�；时�國的君主立憲改革，只不過在皇權控制下準備有限度地實施一點民主，開放一點民權，卻連積極支持改革的光緒皇帝也被囚禁，譚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清室的頑固派根本不想給人民以民主。八國聯(lián)軍的炮火使得他們被迫實施立憲，但他們總是希望將獨裁的日子一寸一寸地向后茍延殘喘，那些熱心立憲的晚清名士處在革命派和清政府的兩面夾擊之中，處境尷尬。民國成立后，孫中山以為民族民權問題已定，隨決意專心民生，不意癡情民主、一心一意搞民權的宋教仁卻被總統(tǒng)手下暗殺；
軍閥混戰(zhàn)，殺人如雞，《京報》名記者邵飄萍僅因政治言論而被槍殺天橋；

東北易幟，民國統(tǒng)一，國民黨政權卻借口訓政，任意踐踏民主、人權，甚至公開叫嚷效法法西斯主義：“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論本超象主義之精神，依工團組織為運用，認定國家至高無上之實體，國家得要求國民任何之犧牲，為民族生命之綿延，非但以目前福利為準則”，于是保障人權的楊杏佛、史量才被公然殺害，大批無辜者以“赤匪”罪而被捕、處決，氣得連當時懶得過問政治、后來又成為漢奸的周作人都怒不可遏：“要不要清黨，我們局外人無從說起，但是那種割雞似地殺人的殘略手段我總不贊成，白色恐怖絕不會比赤色的好”“我覺得中國人特別有一種殺亂黨的嗜好，無論是滿清的殺革黨，洪憲的殺民黨，現(xiàn)在的殺共黨，不管是非曲直，總之都是殺得很起勁……卻就把殺人當作目的”[15]；
抗戰(zhàn)勝利，為了民主自由，李公樸、聞一多血濺昆明，民盟被強制解散…….

　　為了民主，被殺的中國人不計其數(shù)，被恐嚇、被監(jiān)控、被追、被處罰的人也是不計其數(shù)。連向來反對暴力的胡適因為提倡人權，提倡制定憲法或約法、反對專制，也被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冠以“侮辱本黨總理，詆毀本黨主義，背叛國民政府，陰謀煽惑民眾”名義，差點被逮捕。雖然未獲大罪，卻也被教育部警告，還丟了上海中國公學校長的職務；
羅隆基數(shù)次被捕，并遭到暗殺。連胡適、羅隆基這樣的和平的民主人士都不被容忍，像魯迅這樣的多少激進一點的民主斗士命運之悲慘可想而知。但追求民主的文人除了“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還能如何的反抗？只能加入共產黨了。至于像張君勱那樣因為民主理念差異而導致多次被當政者打壓、甚至失去工作，又被同樣被打壓的共產黨所不滿的命運更是令我們研究中國民主問題的人們的深思。

　　近代中國民主的艱難還表現(xiàn)在一些每當民主進程受阻時就有人從實用的角度對民主在當時中國的可行性表示出懷疑，以致提出根本對立的措施。雖然他們在理論上并不否認民主理念的美好和未來中國實行民主的可能性，但是他們認為當下的時代卻沒有實行民主的條件，甚至直率地表白這是必然的代價。這種論調在近代中國至少1906年就有了。

　　梁啟超發(fā)表于《新民叢報》第75、76兩期上的《開明專制論》認為：“今日之中國，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在他看來，當時的中國民智未開，政黨未成熟，沒有民主政治實行的相應機構，因此搞立憲政治不可行，而“開明專制者，實立憲之過渡也，立憲之預備也”，因此，“欲救中國必用開明專制”。梁啟超的這番言論固然是為其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尋找理論依據的，當然也多少反映了當時中國民主化進程中實際遇到的困難。他的這個論點在當時是與革命黨人截然相反的。但歷史似乎開了一個大玩笑，緊緊幾年后，孫中山也提出了類似的觀念，那就是以黨治國論。

　　孫中山提出這個問題直接的因素是同盟會和國民黨組織的民主程度較高以至于有點松散，使得在辛亥革命后南北議和及宋教仁被刺案諸問題處理上缺乏統(tǒng)一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影響了革命利益的保護。向來以先知先覺自認的孫中山下決心建立一個集中領導、嚴密組織的政黨組織來完成革命任務，于是在中華革命黨的籌建時他制定了嚴格的入黨手續(xù)，要打手模，向領袖宣誓絕對忠誠、服從，嚴格各級組織的領導關系，宣稱“自革命軍起義之日起至憲政名日革命時期，在此時期之內，一切軍國庶政，悉歸本黨負完全責任” 經過護國運動、兩次護法運動，尤其是陳炯明的叛亂，孫中山更加堅定了自己對以黨治國正當性的認識。在1919年成立國民黨時，他依然強調在軍政訓政時期一切國家權力屬于國民黨來管理，1924年國民黨一大上，重申了以黨治國的觀點，但孫中山也告誡：
“所謂以黨治國，并不是要黨員都做官，然后中國才可以治，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都遵守本黨的主義，……簡而言之，以黨治國，并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即以黨治國的核心是要貫徹三民主義，以民主主義的理想來改造國民性、提升國民素質。但是到了蔣介石時代，把以黨治國變成了一黨專政、一黨獨裁，要求“黨外無政，政外無黨”，民眾的一切組織要以國民黨為中心，一切活動要從國民黨利益出發(fā)，一切政策要由國民黨通過，一切工作要由國民黨分配。應該承認，孫中山在特定時代條件下提出的一黨治國理論是出于公心，是希望為了能在中國真正實現(xiàn)民主而創(chuàng)造必要的條件。但一當這個理論流變成口號式實踐時，它就容易變成黨員專政、黨員當官、一黨專制、領袖獨裁。這樣，就可能造成在國內國民黨可以一黨專政來合理地、無顧忌地打壓任何其它的政治活動，在黨內則各級主要負責人可以毫無顧忌地清除異己。

所以，當蔣介石在黨內獨裁傾向日見明顯時，當初提出“黨外無政，政外無黨”的胡漢民卻積極主張憲政。更可怕的是，一黨治國何時結束，完全取決于國民黨自己對民眾成熟程度的認定。民眾政治智識的成熟程度不像生理成熟程度那般好辨別、界定，它完全由政治強勢者來自由的定奪。事實也是如此，國民黨的保姆角色一直持續(xù)到1980年代末，難道此前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民眾就真的是“嬰兒”？西方政治學信封一句民諺：防止政府要想防止小偷一樣。因為公共權力的誘惑力是很難讓人把自制對權力的濫用的，更何況面對一黨治國這樣的特權哪能舍得輕易地放棄呢？所以，國民黨天天喊訓政，可就是不訓練普通民眾和其它政治勢力參政的能力，正如胡適在1935年所批評的那樣:“七八年訓政的經驗，民眾所得訓練在那里?在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想想：絕少數(shù)的人把持政治的權利是永不會使民眾得著現(xiàn)代政治的訓練的。”[16]

　　遺憾的是，一些曾經信奉民主自由的歐式中國學者也無意中（也許是無奈）為蔣介石的一黨治國作理論上的注解。這就是1933年12月至1935年2月期間，以《獨立評論》為主要陣地的“民主與獨裁”的論戰(zhàn)。蔣廷黻、丁文江、錢端升等深受歐美民主政治熏陶的知識分子竟然都贊成在當下的中國實行專制政治。蔣廷黻認為，“在中國近年的革命，雖其目的十分純潔，其自然的影響是國權和國土的喪失。我們沒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資格。在我們這個國家，革命是宗敗家滅國的奢侈品。”他認為英國、法國、俄國等國在民主化以前都實行過數(shù)百年的專制，因此，中國也必須先經過一個“專制建國”階段，才能有效地走向近代化。丁文江認為中華民國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或是七十五以上是不識字的，不識字的人不能行使選舉權，主張中國應當“試行新式獨裁”。

　　無論是蔣廷黻，還是錢端升、丁文江，他們所主張的暫時專制不能說是刻意逢迎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而是對于當時中國政局的現(xiàn)狀與他們心目中民主理想實踐之間的巨大差距的理性認識甚至說是由于迷茫而自然流露出來的真心話，當然也不排除他們用說真話的方式表達與政府非對立的態(tài)度。但從骨子里，他們并不像在出賣良心�？墒�，他們忘記了自己的身份，他們忽視了自己的這番言論會給本已驕橫跋扈的國民黨一黨專政添加多少更加為所欲為的道義資源和學理依據。民主理念在落后的國家需要作很大的宣講工作，才能在多數(shù)人中間形成共識，唯如此方可形成廣泛的民主訴求，從而推動社會最大化敵破除阻力，轉化為民主的實踐。民主理念是超前的、理想的，而民主實踐總希望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實效，它總以相對穩(wěn)定作為自己的追求目標，因此它的惰性要強得多。在這個時候，一般主導民主實踐的政府都會從有利于自己的角度而不斷夸大、宣揚實際生活中的困難，由于政府在這種轉型國家社會中本身就占有強勢的話語權，他們的聲音自然更容易流傳和被接受。

如果此時民間性、社會性力量，尤其是轉型社會中精英知識分子的聲音也客觀地強調民主實踐的艱難，那么這個國家、社會民主的實際進程一定會被人為地滯緩下去。胡適恰是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他無比心痛、無比悲憤地喊道：“你們這班教猱升木的學者們，將來總有一天要回想我的話。那時我也許早已被‘少壯干部’干掉了，可是國家必定也已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時你們要懺悔自己的誤國之罪，也來不及了！”[17]

　　事實上，像蔣廷黻這樣的在理念上向往民主，在實踐中又寄托于專制為手段的人不在少數(shù)，此前的嚴復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早年特別崇拜自由，被后人譽為中國的自由主義之父，晚年卻參加了為袁世凱稱帝開鑼鳴道的籌安會。雖然個中緣由復雜，但根本上與嚴復對當時中國民主政治的現(xiàn)實可行性的懷疑密切相關。

　　（二）現(xiàn)實挑戰(zhàn)和困惑

　　新中國成立后，通過反帝、反封建，中國獲得了全面獨立，這是對中國人民民主權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證。土地改革的完成，使占中國人口80%以上的廣大農民獲得了他們經濟上的獨立，擺脫了幾千年的土地束縛，這使他們不但獲得了基本生存權利的平等，而且也為他們進一步參與政治等社會事務，享受更廣泛的、更深層次的民主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新中國的工人無論在經濟利益的保證，還是政治權利的享有方面，都是近代中國工人階級產生以來所從來沒有出現(xiàn)的局面。所有這些或是民主發(fā)展的直接成果，或是為民主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更好的條件，尤其是長期作為社會下層的工農階級獲得了空前的政治權利，這個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從1957至1976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中的確出現(xiàn)了一些波折，甚至可以說是嚴重的倒退。其重要標志就是藐視法律、缺乏民主，對公民權的尊重不夠，過分強調階級的權利，只是抽象地尊重集體的民主權利，反對、忽視個人的民主權利。尤其是對對民主法制的輕視，在當時的領導人中間相當普遍，毛澤東在1958的一個發(fā)言可謂代表：不能靠法律治多數(shù)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18]到了文革，整個中國似乎很民主，從上至下，都鼓吹“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 的四大民主。這種群眾運動似的民主，看起來民主的程度很深、民主的范圍很寬泛，人民的權力很大（各級政權的運作一般需得到各級各類的造反派組織的多數(shù)支持）。但是，這種民主是革命民主，而革命民主是一種非常態(tài)的民主（具體到文革時的民主，可以說：只有擁護革命的民主，不能有放棄革命的民主；
只有所謂的革命群眾享有的民主，沒有所謂的非革命群眾、反革命勢力的民主；
只有上級信任的群眾的民主，沒有上級不信任的群眾的民主；
只有崇拜最高領袖的民主，沒有懷疑最高領袖的民主；
只有黨內個別人可以權威解釋群眾民主行為正當性與否的民主，沒有群眾自己解釋自己民主行為正當性與否的民主），這種大民主啟示是非常有限的民主，不僅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不是由群眾決定，連群眾維護自己正當性的民主權力的國家機構都沒有。它很類似于君權制度下，每個臣民都可以在忠于君主的前提下互相攻訐、告密、內斗的方式。

有鑒于文革這個踐踏民主法制的歷史教訓，所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在致力于經濟建設的同時，也特別地強調民主法制建設，此舉一方面為了給經濟建設保駕護航，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實現(xiàn)，從而使得我們在民主政治建設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與此同時，人民對民主的內容和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們在民主建設中遇到的新問題和面臨的新挑戰(zhàn)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這些問題和挑戰(zhàn)主要有以下一些內容：

　　民主與政府合法性問題。有人統(tǒng)計，在1996年全世界191個國家的政府中有117個都是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產生的，這就是西方國家所謂的民主國家，即占世界總數(shù)的超過61%，這個事實說明民主化的確是當今世界的主流發(fā)展趨勢，世界各國政府的產生應該越來越加大公開性、透明度，更多、更好地體現(xiàn)本國的民意。但一些西方國家卻借口我國是共產黨領導，沒有搞普選而否認我們是民主國家，甚至從法理上否認我國政府的合法性。這種論調按照他們的邏輯聽起來還振振有詞，似乎在理。其實，這是用話語霸權和政治霸權來干涉主權國家的內政問題，因為它掩蓋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民主不等同于選舉，選舉不等同于普選，而且，即使民主選舉和民主競爭也不是政府和合法性的唯一來源。英國革命、法國大革命的政府是選舉出來的嗎？他們的政府之所以合法是因為當時他們的革命行動符合本國廣大下層民眾，即多數(shù)民眾的利益，使他們的人民獲得從封建專制下的解放，這種政府由于可以給民眾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而產生的政府，其理論依據就是政府產生的績效合法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領導權就是來源于這種績效合法性，所以用是否通過普選來衡量中國政治民主的實施程度，是不全面的，是別有用心的。但是問題是，績效性政府的合法性具有不穩(wěn)定性、不確定性，在國情特殊的國家的特殊的時期它的合法性不會存在問題，但一旦政府的績效出現(xiàn)民眾不滿意的時候，這個時候應該怎么辦？另外，民主選舉型政府畢竟是目前世界通行的一種民主形式，那些暫時還不具備競爭性民主選舉條件的國家可不可以逐漸地、積極地創(chuàng)造條件，使得本國逐漸地培養(yǎng)成可以結果優(yōu)化的實施競爭性民主選舉的各種社會環(huán)境呢？畢竟全球化在今天已經是個趨勢，在政治民主化的問題上絕對地拒斥暫時尚無條件實施的民主措施，從長遠來看是不明智的。如何處理這個現(xiàn)時性與歷時性既矛盾又統(tǒng)一的關系問題， 這是個需要我們認真研究的問題，尤其是我們必須要在理論和實踐方面正確地處理好民主發(fā)展過程中的一下一些容易困惑人的問題：

　　民主與效率的取舍。民主政體從起源上來看，是為了更好地使用權力，權力被更好地使用的標志則是這個在政治體范圍內生活的人們的根本利益是否得到了最好的保護。而在這個行使權力保護人們根本利益的過程中，行政效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人們不可能喜歡自己的利益訴求由一個缺乏效率的行政體在拖沓冗長的過程中實現(xiàn)，而總是希望以最快、最合目的性的結果來回應自己的訴求。

印度斯古特、人口問題就是民主與效率之間矛盾的一個經典事例。2000年印度政府準備淘汰一種嚴重污染環(huán)境的叫“斯古特”的三輪車，但在車主的游行和罷工的壓力下僅僅三天后就自動收場。還有印度很早就有計劃生育的規(guī)劃，但由于得不到民眾的廣泛支持，這個計劃永遠也無法實施。鄧小平同志很早就看出在一個人口眾多的落后大國，搞民主往往犧牲效率。所以，他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一直強調凡是看準的事，就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不能左右觀望、優(yōu)柔寡斷，更不能隨意地今天上街游行，明天聚眾鬧事，穩(wěn)定壓倒一切，就是不能借口民主，妨礙經濟發(fā)展，妨害國家工作大局。當然，如果一味地注重效率，忽視了民主，那么這個政府也是不能持久的，比如，印度尼西亞在蘇哈托統(tǒng)治時期，經濟的發(fā)展還是很快的，但由于長期專制統(tǒng)治，引起了民眾的不滿，在獨裁32年后被推翻。

　　民主與自由、平等。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民主似乎與自由、平等是孿生兄弟的關系，民主就意味著自由，自由就意味著平等，然而在現(xiàn)實的生活中這三者之間的關系要復雜的多，民主意味著多數(shù)人的意志決定著社會的公共事務，那么就意味著少數(shù)人的自由必然受到限制和約束，少數(shù)人就會感到不平等。這是人的自然情態(tài)下的本能反應，但這種本能有時卻很能影響著人們的行為，對于民主實踐、民主理念都有著現(xiàn)實的反作用。當然，作為一種政治制度語境中的自由，含義很復雜，主要是指政治權利的自由，平等也是如此。但是對于世俗社會中沒有受到嚴格的民主政治訓練的落后國家的民眾來說，很容易把自由、平等理解為一種群氓狀態(tài)、無政府狀態(tài)。對于這一點，亞里士多德早就有過警告：“在極端的平民政體中，有一種對自由的意義的錯誤理解，這正與國家的真正利益相悖。因為，平民政體具有兩個特別的觀念，一是主權歸屬多數(sh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另一是個人自由。平民主義者們認為正義在于平等，而平等是至高無上的民眾意志；
而自由又是意味著個人各行其愿。在這樣的極端平民政體中，人人隨心所欲地生活。但是，這是完全錯誤的。公民們不應該認為遵循一國所制定的法則生活是被奴役，因為法律即拯救”。

　　民主與公平、正義。民主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實現(xiàn)公平、正義，如果不是這一因素的誘惑，就不可能理解無數(shù)的志士為了追求民主而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但是，太多的事例告訴我們 ，恰恰是民主往往充當了戕害公平、正義的殺手。蘇格拉底的被毒死不就是民主的選擇結果嗎？ 所以，柏拉圖早就認為允許無知的公眾來決定公共事務是無法實現(xiàn)正義，因為“一些公民，不論是全體公民中的多數(shù)或少數(shù)，團結在一起，被某種共同的情感或利益所驅動，反對其他公民的權利，或者反對社會的永久的和集體的利益” 所以，柏拉圖主張由受過良好教育、具有豐富的知識、卓越的能力和高尚的道德的 “哲學王”來管理社會。無政府主義者之所以反對國家、反對任何形式的統(tǒng)治，也在于他們認為以選舉為主要形式的民主制不能夠實現(xiàn)公平、正義。本杰明·塔克（Benjamin Tucker）說：“統(tǒng)治是邪惡的，換成多數(shù)統(tǒng)治也不會好到哪里去…投票是什么？或多或少它只不是一張代表了刺刀、警棍、和子彈的紙罷了”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則說：“民主只不過是多數(shù)的暴政罷了，是所有暴政里面最可惡的，因為它不是根基于信仰的權威上、不是根基于種族的出身上、也不是根基于天份和財富的價值上。它只不過是根基于一些假冒人民之名躲藏在幕后的人上�！痹谶@個問題上給今天中國人以最直觀的例子莫過劉涌案件和美國的辛普森案。[19]

　　民主與民族國家問題。這是個很現(xiàn)實的問題。在東方國家里，往往具有很濃厚的民族主義傳統(tǒng)，因此當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發(fā)生沖突時，很明顯的民主主義必須要讓位于民族主義，否則就一定被這個主流社會所拋棄。越戰(zhàn)時，美國國內民眾可以高呼反戰(zhàn)口號，但是在抗美援朝期間，中國的民眾決不會允許誰去公開反戰(zhàn)，不能簡單地說這是中共強力的結果，事實是中國的傳統(tǒng)政治文化使然。在今天，民主化的浪潮對于民族主義的可能構成的直接沖擊就是可能出現(xiàn)民族分裂勢力的猖狂，如何在民主化過程中有效防止、應對民族分裂勢力的活動，是個全世界共同面臨的大難題。蘇聯(lián)戈爾巴喬夫民主化改革的失敗，很直接的因素就是民族主義借助民主主義之風頭而狂烈地燃燒。在民主化的國家解決民族分裂勢力遠不如在威權制、大一統(tǒng)國家歷來得容易、效果的立竿見影，俄羅斯、南斯拉夫不就是典型的事例嗎？在中國，今天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有學生發(fā)郵件問我，說中國“現(xiàn)在的許多社會問題都和黨有關,甚至在學生會選舉中,也內定,搞暗箱操作…..只是把黨當作找工作的一塊招牌.我對找工作是不熱衷的,我只想通過自己的努力,給世界帶來更多的正義.可我越看到世界的黑暗,越感到擔憂和恐懼,萬一中國共產黨倒臺了,中國豈不是就散了嗎?我心理很矛盾,我們要加強社會一元價值導向,可這不是正如馬克思所批判的只有"一種顏色的陽光"了嗎?這些問題我似乎都能自己回答,可似乎又完全無言以對.程老師,您能幫幫我嗎?”學生是真誠地、可愛的、愛國的、好學的，對他的有些不成熟的觀點的評價，不是本文討論的范圍（我私下里從正面很認真地解答了這個學生所提的問題），但它的確反映了中國多數(shù)國民、甚至受過較好教育的國民的矛盾心態(tài)：一方面希望中國搞西方式的民主，一方面又擔心國家的分裂和社會的動蕩。這也許是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為什么很受民眾歡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民主是否具有普世的價值性？也就是民主的目的性和手段性之間關系的認識。民主從實施的過程來看，似乎應該是手段，是為了最大化地集中民意、保證民權，實現(xiàn)社會公正、自由；
但是，另一方面，從人類已有的民主歷史發(fā)展結果來看，它又是一種支撐著我們現(xiàn)在國際公認的生存方式的一種人文精神，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就絕對不是簡單的手段，但是一種理想追求，是目的，至少是一定時期的目的�！懊裰魇侨祟愓�治文明發(fā)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要求。”中國政府在《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中所說的這句話，明確地點明了民主的普世價值性　，但是這不等于民主的手段也是普世的，說穿了就是三權分立似的民主制度并非適合中國，中國需要探索出自己的民主建設的具體路徑。

　　總之，正如人們對現(xiàn)代化所賦予了太多的、缺不一定完全準確地美好理想一樣，人們對于民主也是抱有著同樣的心態(tài)，總有意無意地對它給予了過高的期望、賦予了神圣的使命。尤其是深受專制幾千年、近代又屈辱挨打了上百年的中國，為了迅速的復興，對于盡力千辛萬苦認識到了民主的這一番大道理給予了無限的深情厚愛。但是理智告訴我們，不能這樣。西方國家的發(fā)達并不完全歸功于民主，中國現(xiàn)在存在的若干問題也不一定歸咎于民主的不發(fā)達，因為“為提倡民主，不少人給民主加上了許多其本身難以完全提供的公共物，比如平等、和平、經濟發(fā)展、減低腐敗等等。他們把一些西方發(fā)達民主國家已達到的指標，如較為平等的社會，發(fā)達的經濟，較民主和經濟平等之間并沒有直接聯(lián)系�！盵20]

　　三、從鄧小平到胡錦濤：中國民主問題的漸進突破

　　 文革的無法無天，民主法制的被任意踐踏，使得中國共產黨徹底地認識到堅持階級斗爭固然可以防止敵人、打擊敵人，但在已經消滅了剝削階級的和平時期的中國，這個政策的更嚴重的結果肯定是同樣地要打擊、殺害自己的同志、人民，而且這是主要的后果。所以，從文革結束、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一直重視民主建設，這個過程是從黨內到黨外逐步推進的。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分別代表了不同時期民主建設決策的最高領導人，他們在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中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見，實施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值得我們去認真總結和研究。

　�。ㄒ唬� 鄧小平：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

　　鄧小平，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信念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對于民主問題并不陌生。尤其在國外求學、工作的生涯，更直觀地使他感受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具體做法。但是長期在黨內從事艱難困苦的革命工作，使得他和毛澤東等黨的領袖一樣在民主問題的理論上不可能有很多的、很深刻的闡述。從目前公開的鄧小平文獻來看，他公開較集中談論民主問題的文章最早是在1941年4月15日在北方局所作的《黨與抗日民主政權》的講話。在這個講話中，他指出三三制政權的實質是民主問題，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政權工作時，必須貫徹民主的精神。為此，必須要堅定地反對“一黨治國”的觀念，“假如說西歐共產黨帶有若干社會民主黨的不良傳統(tǒng)，則中國黨或多或少帶有一些國民黨的不良傳統(tǒng)，某些同志的以黨治國觀念，就是國民黨惡劣傳統(tǒng)反映到我們黨內的具體表現(xiàn)……以黨治國的國民黨遺毒，是麻痹黨、腐化黨、破壞黨，使黨脫離群眾的最有效辦法。我們反對國民黨以黨治國的一黨專政，我們尤其要反對國民黨的遺毒傳播到我們黨內來。”[21]此時國共合作處于一個關鍵時期，為了鞏固統(tǒng)一戰(zhàn)線，強調反對以黨治國，一方面是打擊國民黨頑固勢力，另一方面是團結各種中間勢力和進步勢力，小平同志在此時提出的這個思想是當時中央的認識，并非他自己的獨立的見解，但是卻能表明他在此時在民主問題上的公開態(tài)度。

中共八大前后，他始終強調黨內、國內民主生活的重要性。所以，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以后的民主思想的形成是有其個人思想淵源基礎的，只不過文革的反面教訓促使他思考得更多、更深罷了。因而在這個時期，他形成了比較系統(tǒng)的民主思想：

　　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這本是列寧的原話，但經過歷史正反方面的經驗教訓，鄧小平把它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在西單民主墻初期，由于其主要矛頭是針對文革的法西斯主義，鄧小平從保護人民民主權利、發(fā)揚人民民主的角度出發(fā)，曾給以了支持。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鄧小平在接見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本良談到西單民主墻時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fā)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確的。”《參考消息》刊登的日本共同社報道的鄧小平談話是：“黨中央不壓制、不否定人民群眾發(fā)表意見、貼大字報的權利。有時還必須用這種方法來促進群眾運動。由于有大字報，外國人慌了，可是我們坐得住�！薄�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它集中論述了民主問題對于社會主義的重要性。他說，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F(xiàn)在敢出來說話的，還是少數(shù)先進分子。我們這次會議先進分子多一點，但就全黨、全國來看，許多人還不是那么敢講話。好的意見不那么敢講，對壞人壞事不那么敢反對，這種狀況不改變，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四個現(xiàn)代化怎么化法？

　　我們要創(chuàng)造民主的條件，要重申“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黨內和人民內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壓制、打擊的手段。憲法和黨章規(guī)定的公民權利、黨員權利、黨委委員的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 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tǒng)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無政府主義就比較容易克服。

　　對于思想問題，無論如何不能用壓服的辦法，要真正實行“雙百”方針。一聽到群眾有一點議論，尤其是尖銳一點的議論，就要追查所謂“政治背景”、所謂“政治謠言”，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這種惡劣作風必須堅決制止。

　　第二，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

這個問題，同樣也是在山中全會上提出來的。

他認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現(xiàn)在的問題是法律很不完備，很多法律還沒有制定出來。往往把領導人說的話當做“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就叫做“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了，“法”也就跟著改變。所以，應該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訴訟法和其他各種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廠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環(huán)境保護法、勞動法、外國人投資法等等，經過一定的民主程序討論通過，并且加強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違法必究。同樣，要切實保障工人農民個人的民主權利，包括民主選舉、民主管理和民主監(jiān)督。不但應該使每個車間主任、生產隊長對生產負責任、想辦法，而且一定要使每個工人農民都對生產負責任、想辦法。

　　1980年8月鄧小平在與李維漢關于反封建主義的談話后不久，發(fā)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 。

他具體地從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的民主化、法制化方面批評了當時的政治體制的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xiàn)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xiàn)象，家長制現(xiàn)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xiàn)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xiàn)象。

　　官僚主義現(xiàn)象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它同我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系。我們的各級領導機關，都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規(guī)章，放在下面，放在企業(yè)、事業(yè)、社會單位，讓他們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處理，本來可以很好辦，但是統(tǒng)統(tǒng)拿到黨政領導機關、拿到中央部門來，就很難辦。

　　權力過分集中的現(xiàn)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shù)�、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于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什么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全國各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這個問題。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或少數(shù)人手里，多數(shù)辦事的人無權決定，少數(shù)有權的人負擔過重，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必然要損害各級黨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個人分工負責制等等。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極為繁重復雜，權力過分集中，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發(fā)展。對這個問題長期沒有足夠的認識，成為發(fā)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F(xiàn)在再也不能不解決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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