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身體很不舒服，不能正常工作。坐在電腦前面，看了一下學術批評網(wǎng)所揭露的抄襲、剽竊、告黑狀和稀泥等爛事，想說些什么，可又覺得無話可說。這樣吧，就談談一位經(jīng)濟史家的坎坷經(jīng)歷。這個故事，是陳爭平先生在八年前在武漢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期間告訴我的。他以平靜的語氣敘述著，但聽完之后，我一整夜沒睡著。

　　他叫鄭友揆。從維普資訊網(wǎng)上，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簡單履歷：鄭友揆（1909-1999），浙江鎮(zhèn)海人。早年就讀于鎮(zhèn)�？h立高等小學、寧波四明中學。1930年上海滬江大學肄業(yè)。1932年畢業(yè)于北平燕京大學。隨即到北平社會調(diào)查所當研究生。1934年起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1940年在香港任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國外貿(mào)易事務所秘書，1942年被委派到美國任秘書，同時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進修研究生課程。1947年回國，任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經(jīng)濟研究所副所長。1948年任中國駐美大使館商務辦事處副參事。1951年在美國任布魯金斯研究所研究員。1957年任美國世界文獻編譯所編譯。1959年回國，任中國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研究究員。1980年到上海社會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

　　對一個學者來說，這是一份十分榮耀的履歷。誰也不會從這份履歷的背后讀出它的血和淚，讀出在他身上所折射出的我們這個民族所經(jīng)歷的磨難，讀出一個學者的堅忍不拔、為學術而獻身的精神。

　　1932年，年方二三的鄭友揆從燕京大學畢業(yè)后，到北平社會調(diào)查所當研究生。這是一個由美中教育文化基金資助的于1929年成立的研究機構，所長陶孟和。搜集整理、系統(tǒng)研究近200年來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狀況是這個所的重要項目。早兩年入所的湯象龍等年青人已經(jīng)開始著手整理清朝軍機處財政經(jīng)濟方面的檔案，鄭友揆擔負的是整理海關史料。那時候的工作方式是，專家選材料，雇人抄錄。1934年，社會調(diào)查所并入中央研究所社會研究所，鄭友揆的工作依然在進行之中。到南京淪陷以前，五年之中已積累下六大箱資料。隨著中央研究院的轉(zhuǎn)移，鄭友揆歷經(jīng)千辛萬苦，躲過了日機的轟炸掃射，終于把這六大箱資料完整地押送到了后方。

　　由于敵偽對后方的經(jīng)濟封鎖和中美經(jīng)濟關系在戰(zhàn)時的特殊重要性，精通英文而熟悉外貿(mào)業(yè)務的鄭友揆被國民政府先是調(diào)到香港，以后又調(diào)到美國，從事后方對外經(jīng)濟貿(mào)易方面的工作�？箲�(zhàn)結束以后，他一度回國從事現(xiàn)實經(jīng)濟問題研究，但很快又被派往中國駐美大使館工作。隨著國民政府在大陸的垮臺，他離開了大使館，在布魯金斯研究所從事中國經(jīng)濟史的研究，完成了《中國的對外貿(mào)易和工業(yè)發(fā)展（1840-1948）》這部著作。這部著作很快在美國出版，二十多年以后還再次重印。在中國對外經(jīng)濟關系方面的研究而言，在當時可以說已是顛峰之作。但是，他魂牽夢繞的是那在青年時代辛苦搜集的那六大箱資料，只有充分利用這些資料基礎上的研究成果，才能真正體現(xiàn)他所期望的學術學準，才能實現(xiàn)他的學術抱負。在中美關系非正常狀態(tài)下，他仍然通過各種途徑打聽這批資料的下落。終于，他不知怎么打聽到，這批材料保存在中國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他興奮了、激動了，放棄了美國優(yōu)越的研究條件、安逸的生活，告別了妻兒，毅然回國。作為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專家，他沒有向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去中國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工作。

　　了解了這個背景，我們可以從他履歷上“1959年回國，任中國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研究究員”的字里行間，讀到他當時的多少感慨、多少興奮、多少憧憬。感慨的是他失去了充滿溫情的家庭生活，難以驅(qū)走的對妻兒的思念；
興奮的是他可以繼續(xù)年青時代的工作，重新打開他從戰(zhàn)爭劫火中保存下來而塵封已久的海關資料；
憧憬的是可以利用這批資料，發(fā)揮自己的才華，攀上新的學術高峰！

　　但這一切只有感慨是真的，興奮、憧憬最終都成了他的奢望。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難以理解一個學者的抱負。這樣一個曾經(jīng)為蔣介石政府效過力、又為美帝國主義研究機構所重用的人，在國民黨叫囂反攻大陸的敏感形勢下，不帶家眷孤身一人回國，究竟是為什么？這不是能用從事學術研究來解釋的。1967年,他終于被懷疑為“美國特務”，打入牢獄。

　　1975年底,政府特赦國民黨軍政憲特,這個沒有任何證據(jù)的“美國特務”也被特赦出獄了。經(jīng)過九年牢獄之災，鄭友揆已年屆六旬，但他沒有提出去美國與妻兒團聚,安度晚年,還是想回到他年青時代背負過的那些箱子旁邊。1979年,政府平反了他的冤案,他提出重新回中國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的要求，但是，這個要求被所領導拒絕了。于是才有了簡歷上“1980年到上海社會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工作”這段文字。

　　二十年人事滄桑，那六箱史料還在嗎？他不斷通過書信向友人打聽，沒有人知道這些資料現(xiàn)在在哪里。八十年代，新進中國社會科學院經(jīng)濟所的陳爭平先生到上海拜訪鄭先生，鄭先生再三囑托他尋找這批資料的下落。爭平翻遍了所資料室的收藏，沒有這六箱資料。十多年以后，有早已退體的資料室老人告訴他，在所搬遷之前，好象看到過這六個箱子，破破爛爛，誰也沒太注意，后來怎么處理的，不知道了。爭平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回到了老所址，詢問了后來入駐的單位，他們的回答是：“誰還會保存你們所扔下不要的東西？”

　　1999年，爭平來上海出差，探望已經(jīng)病重住院的鄭先生。老人眼睛盯著他，希望爭平告訴他這六箱資料的下落。當他從爭平那里得到最后的答案時，老人的眼角分明流下了兩行淚水。那流去的不僅僅是悲傷的淚水，還是他青年時代的抱負、全部生命的寄托！為了這批資料，他可以放棄安逸的生活、拋下妻兒、蒙受牢獄之災�，F(xiàn)在，他所為之所付出的這一切都被作出垃圾處理了，我無法想像當時老人的悲痛之情，但是我知道，幾天以后，老人永遠地合上了他的雙眼。

　　聽完了這個故事以后，我想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思考一下，我們應該如何對待自己的學問人生。鄭先生雖然已是國際知名的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專家，但由于命運的捉弄，他最終沒有能拿出他真正能夠代表他學術水準的成果，但是，他的生命歷程已經(jīng)展現(xiàn)了一位學者崇高的學術追求和精神豐碑。在這塊豐碑之下，我們對學術界的抄襲剽竊者還能說什么呢？

　　今年，是他誕生一百周年，忌辰十周年。學界不會忘記這位以學術為生命、在攀登學術顛峰的道路上矢志不渝、不屈不撓、不計名利的前輩。

　　2009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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