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申寧:以史為鑒
發(fā)布時間:2020-06-17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在中國,司馬光可以說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歷史人物。“司馬光砸缸”的故事,使他智勇雙全的模范兒童形象,成為每一個家長教育自己子女的榜樣;
一部《資治通鑒》使他成為史學(xué)泰斗而永垂不朽;
而他和王安石在變法問題上堅決而持久的抗衡,更使他成為近千年來備受推崇,又備受爭議的政治人物。
司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并非道德上的正邪,更不是政治上的忠奸,而是立身處世準(zhǔn)則的不同,用今天時髦的話來說,是價值取向的歧異。在從政目的上,司馬光側(cè)重一個“仁”字,要仁者愛人;
而王安石側(cè)重一個“利”字,主張富國強(qiáng)兵。在從政哲學(xué)上,司馬光推崇西漢初年的“無為而治”,主張一個“靜”字,要與民休養(yǎng)生息,而王安石則張揚一個“動”字,力主變法革新。在施政方略上,司馬光主張循規(guī)蹈矩,一切按即定方針辦;
而王安石主張標(biāo)新立異,大刀闊斧,一切推倒重來。神宗年間,年輕的皇帝聽從了王安石的意見,推行變法,國庫暫時充實了,但社會秩序開始混亂,政壇大分裂,總體上看,失大于得。正是王安石變法的失誤才成就了司馬光的大名。
然而,司馬光為更多中國人所了解,還是與那個不朽巨著《資治通鑒》聯(lián)系在一起的。在中國史學(xué)史上,司馬光與司馬遷是至今無人能夠企及的兩座高峰!顿Y治通鑒》上起戰(zhàn)國周武烈王,下迄五代周世宗,共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歷史,全書300余萬字。司馬光用28年時間完成了這部不朽巨著,被宋神宗親賜名為《資治通鑒》。
但是不久,宋神宗與司馬光相繼去世之后,哲宗,徽宗先后繼位,已逝的司馬光又被打成另類,被視為奸臣之首。他原本希望通過他的著作來幫助治理的那個朝廷,將他徹底地拋棄了。宋哲宗任命的第一個宰相,便是王安石變法時的干將章惇。他一上任便提出將司馬光破棺戮尸的請求,雖未被接受,但司馬光死后追贈的職銜,謚號皆被剝奪。宋哲宗死后,章惇失勢力,被流放嶺南雷州。在宋徽宗時代,繼章惇而起的是權(quán)相蔡京。他明白對付文人,要從敗壞其名節(jié)處下手,于是他給元祐時期的那批舊臣樹碑,請皇帝趙佶用他別具一格的瘦金體書寫,刻成石碑,立于朝廷的端里門外,以丑化“奸黨”。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元祐黨人碑”。在這塊碑上,司馬光名列榜首,其他黨傀還包括蘇軾、蘇轍、陸佃(陸游的祖父)、黃庭堅、秦少游、李格非(李清照之父)等共120人。如果說王安石的變法是一場歷史悲劇的話,章惇和蔡京的按既定方針辦則是一場丑劇。但是,“風(fēng)流總被,雨打風(fēng)吹去”,最終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正是章惇、蔡京之流的整人者。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對文人最為寬厚的朝代。據(jù)陸游《避暑漫鈔》記載,宋高祖趙匡胤登基后,秘密刻了一塊碑,立在太廟寢殿背后,叫做誓碑,用黃色幔帳遮蓋,不許人見。至北宋亡,太廟洞開,人們才得以見到這塊碑的真面目。碑高八尺,寬四尺,上刻三行誓詞,其中一行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边@塊碑在中國歷史上可謂絕無僅有,它昭示了宋太祖對文人的豁達(dá)胸襟。趙匡胤曾被譏為“稍遜風(fēng)騷”,沒有雄文華章傳世,可他卻使眾多的文人得以展示其風(fēng)騷,那位譏人者自己雖是風(fēng)騷了,可文人都倒大霉了。
學(xué)問和政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領(lǐng)域,對人的要求也相差懸殊。政治要求人“隨機(jī)應(yīng)變”,學(xué)問要求人“特立獨行”,如果不能在這兩者之間找到恰當(dāng)?shù)慕Y(jié)合點,而固執(zhí)一端者,大多難免悲劇的命運。司馬光做為一個著名的歷史學(xué)家,對歷代王朝的治亂興亡,政治人物的得失成敗可謂洞若觀火。他的著作《資治通鑒》,正是要以史為鑒,幫助掌權(quán)者來治理這個國家。但是司馬光從政的辦法是沒有辦法,一切因循守舊,率由舊章。一個偉大的歷史學(xué)家,面對著并不偉大的現(xiàn)實政治,表現(xiàn)出了昏昏然,飄飄然,無所措手足。他爛熟于胸的歷史,對他竟然沒有起到絲毫的“資治”作用,正所謂:明于史而昧于世。都說要“以史為鑒”,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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