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成立60年來，農民生活方式沿著革命化、政治化、集體化、城市化的軌跡演變，呈現出不同步、不平衡、不協(xié)調的明顯特征：即建國后的頭30年，農民物質生活資料極度匱乏，但精神生活比較充實；
改革開放后的30年，農民物質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改善和提高，但精神家園日漸衰敗和失落。導致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國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不同步（前者是“先立后破”，后者是“先破后立”），工業(yè)化超前發(fā)展，城鎮(zhèn)化嚴重滯后，國家在汲取農業(yè)剩余支持工業(yè)化發(fā)展的同時卻沒有把農村大量的隱性剩余勞力轉移出去，制約了農民市民化、農業(yè)現代化、鄉(xiāng)村城市化的歷史進程。目前我國城鄉(xiāng)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和體制機制尚未從根本上改變，因此在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應堅持城鎮(zhèn)化和新農村建設“雙輪驅動”的現代化發(fā)展戰(zhàn)略，走出一條短距離、波浪式逐級推進的城鎮(zhèn)化道路，構建符合中國國情實際和各民族特點的科學、文明、健康、和諧的農村生活方式。

　　關鍵詞：建國60年；
農民生活方式變遷；
物質生活；
精神生活；
城鎮(zhèn)化道路；
新農村建設

　　新中國成立60年來，農民生活方式的變遷史究竟是一部“溫暖的記憶”，抑或是一部“苦澀的記憶”？對于這樣一個重大而又嚴肅的話題，政府、學界、民間恐怕很難達成一致的看法和共識。我國官方通常采用“平均數”和“絕對值”的指標來衡量農民物質生活水平的變化，比如從1949年到2008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由44元提高到4761元，增長了100多倍，農民家庭消費的恩格爾系數由改革開放前的67.7%下降到現在的43.7%，已經實現了從貧困到溫飽再到總體小康的偉大歷史性跨越。這種“見物不見人”的價值判斷所有前題和結論都是預先設定的：即舊中國農民生活是“苦的”，新中國農民生活是“甜的”。由此得出一個“下溢假設”：只要經濟發(fā)展了，蛋糕越做越大，農民生活就會好起來，精神面貌自然會好起來，其他一切社會政治問題也會迎刃而解。這種機械的、僵化的、抽象的邏輯推理根本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精神。因為，物質生產方式對社會生活方式的決定作用決不是單向的，統(tǒng)攝生活方式總體變遷的是人們的社會——生活價值觀，制約、影響、決定生活方式選擇和流變的是一定的價值觀和決定其變化的兩個基本因素：其一是當下的經濟——政治社會結構及特性；
其二是來自傳統(tǒng)文化的力量�？v觀人類社會發(fā)展進步的歷史，它既是一部物質生產力的發(fā)展史，又是一部精神生產力的發(fā)展史，但歸根結蒂是人類自身發(fā)展的自然史，是物質與精神、生產與生活和諧互動的歷史。然而，建國60年來農民生活方式沿著革命化、政治化、集體化、城市化的軌跡演變，呈現出不同步、不平衡、不協(xié)調的明顯特征：即建國后的頭30年，農村物質生活資料極度匱乏，但農民精神生活比較充實；
改革開放后的30年，農村物質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改善和提高，但農民精神家園日漸衰敗和失落。導致這種結果的根源在于我國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不同步（前者是“先立后破”，后者是“先破后立”），工業(yè)化超前發(fā)展，城鎮(zhèn)化嚴重滯后，國家在汲取農業(yè)剩余支持工業(yè)化發(fā)展的同時卻沒有把農村大量的隱性剩余勞力轉移出去，制約了農民市民化、農業(yè)現代化、鄉(xiāng)村城市化的歷史進程。正如胡錦濤同志最近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面發(fā)展、全面進步的事業(yè)，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輔相成、協(xié)調發(fā)展的事業(yè)。物質貧乏不是社會主義，精神空虛也不是社會主義。任何時候都不能以犧牲精神文明為代價換取經濟的一時發(fā)展，必須把‘物的發(fā)展’同‘人的發(fā)展’結合起來，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xié)調發(fā)展�！盵1]這一重要論述凸顯了“以人為核心”的社會整體發(fā)展觀，對于構建符合中國國情實際和各民族特點的科學、文明、健康、和諧的新型農民生活方式具有現實指導意義。本文擬對建國60年來農民生活方式變遷的歷史軌跡、主要特點及其原因進行系統(tǒng)回顧與反思。

　　一、建國初期（1949～1957年）：農民物質生活得到初步改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著國家主權的完全獨立，從此結束了自近代以來一百多年“四分五裂”的屈辱歷史，中國人民終于迎來了一個和平建設的新時代。在建國后的頭3年，我國成功地挫敗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的軍事挑釁和武力干涉，取得了“抗美援朝、保家衛(wèi)國”這場正義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尊重；
同時廢除了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各種特權勢力，實現了國家財政、金融、物價政策的統(tǒng)一。在國內實現了西藏的和平解放，通過開展剿匪反霸、鎮(zhèn)壓反革命、禁娼肅毒等等一系列社會改造運動，徹底肅清了國民黨反動派在大陸的殘余勢力，迅速蕩滌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罢麄�來說，我們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這的確是新中國取得的偉大的歷史性勝利�！盵2]（p18）這是我國億萬農民群眾物質和精神生活得以改善、安居樂業(yè)的最根本的政治保障。

　　從1950年冬季開始到1952年底結束，中國大陸地區(qū)（除西藏和新疆外）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徹底廢除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使全國3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獲得了7億畝的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免除了他們過去每年向地主交納的700億斤糧食的苛重地租”[3]（p29），“這是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在土地制度上的一次最重大最徹底最大規(guī)模的改革，最深入、最廣泛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的革命和建設的積極性，從而使農業(yè)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的解放�！盵2]（p214-215）據統(tǒng)計，1949年至1952年我國農業(yè)總產值由326億元增加到484億元，增長了48.5%，糧食總產量由2263.6億斤增加到3278.3億斤，增長了42.8%，棉花總產量由889萬擔增加到2607萬擔，增長了92.9%，其他經濟作物和畜禽產品產量也都超過了歷史上的最高水平。全國平均每個農戶收入增加了120元左右，與1949年相比增長了30%以上，農村居民人均消費糧食達到440斤/人，與土改前相比增加了幾十斤[3]（p107）。這樣，“我國首先從改革農村土地關系入手，進而對鄉(xiāng)村社會權力結構進行調整和重組，逐步將國家行政權直接延伸到村莊內部，自上而下建立起嚴格的行政支配體系，最終將農民完全整合到國家政治體系之中”[4]，“使農村居民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發(fā)生了急劇的變化，昔日生活在鄉(xiāng)村社會最低層、在政治上毫無地位可言的貧雇農一夜之間成了農村中的主人，而以往把持著鄉(xiāng)村社會政治生活的地主、富農卻落到了在鄉(xiāng)村社會政治生活中毫無地位可言的最低層�！盵5]（p86）在整個土改運動過程中，我們黨始終把“普遍發(fā)動群眾”和“整頓基層組織”作為一個最基礎的環(huán)節(jié)來抓，“一方面通過自上而下建立與中央政府相對應的地方各級政權組織，以保證黨和國家的政令暢通；
一方面通過自下而上建立保證土地改革具有持久活力的農民協(xié)會、農業(yè)合作社和農民聯盟，以加強廣大農民群眾與國家政權的親和力”[6]（p364），借以完成了“政權下鄉(xiāng)”和“基層重組”這兩大歷史任務。同時，國家運用法律手段強制沒收了祠堂、寺廟、教堂、私墊、墓地、祭田、義田、公會田等公益性土地及其他財產，割斷了農村單個家庭與族群活動之間的社會關系網絡，對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精神污垢進行了猛烈滌蕩，取締了神漢、巫婆等封建迷信活動，革除了早婚、溺嬰等社會陋習，改造了“二流子”，實行“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政策，舉辦農民夜校和掃盲培訓班，提高農民的文化知識，轉變農民的社會價值觀念，“逐步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氣蓬勃的社會道德風尚”[2]（p19），“這種新民俗成為一種新的精神資源，為隨后中共動員廣大農民參加更大規(guī)模的農村社會改造運動奠定了深刻的心理基礎�！盵7]

　　土改運動結束后，全國平均一個農民擁有土地只有3畝多，特別是南方地區(qū)人均擁有耕地在1畝左右或幾分，“這種孤立的、分散的、守舊的、落后的個體農民經濟限制著農業(yè)生產力的發(fā)展，與社會主義工業(yè)化之間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這種小規(guī)模的個體農業(yè)生產已日益表現出不能夠滿足廣大農民群眾改善生活的需要，不能滿足整個國民經濟高漲的需要�！盵8]（p39）比如，從1949年到1957年，中國耕地面積增加2億畝左右，總人口也增加2億多人，人均耕地面積反而減少了2.3分耕地。建國初期的農業(yè)基礎設施十分薄弱，耕作方式原始落后，再加上每年都有大批的農田遭遇旱澇、冰雹、蟲害等自然災害的破壞，“全國仍有1億多農村人口缺少口糧，每年需要國家返銷糧食300多億斤”[9]（p39），“約占農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農民仍然不富裕，富裕的或比較富裕的只占百分之二三十”[10]（p179）。因此，從1953年開始，我國按照“三步走”的計劃對農業(y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第一步，按照農民自愿和互利的原則組織幾戶或十幾戶的初級農業(yè)生產互助組；
第二步，組織農民以土地入股和統(tǒng)一經營為特點的小型農業(yè)生產合作社；
第三步，組織農民聯合起來成立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大型農業(yè)生產合作社�！斑@些步驟，可以使農民從自己的經驗中逐步地提高社會主義的覺悟程度，逐步地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們較少地感到他們的生活方式的改變好象是突然到來的�！盵10]（p185）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我國只用短短3年時間就提前完成了“原計劃用10至20年完成對農業(yè)、手工業(yè)和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三大任務”。比如，“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召開之前，我國只有14%的農戶入社。1955年10月上升到32.5%，1956年3月上升到80.3%，1956年4月上升到90.3%，1956年12月上升到96.2%.全國除西藏和幾個牧區(qū)外，其他大多數省份基本實現了‘全面合作化’�！盵9]（p62）特別是在1955年夏季以后，我國把農業(yè)生產合作化運動和糧食“統(tǒng)購統(tǒng)銷”政策捆綁在一起進行：“一翼是合作化，一翼是統(tǒng)購統(tǒng)銷，兩翼相輔相成，相伴而行，并以此來徹底割斷資產階級和農村的經濟聯系。這實質上是既剝奪了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又剝奪了農民自主勞動、自主分配、自主消費的權利，以至許多農村地區(qū)出現了農民出售大批牲畜、殺豬、宰羊、砍樹等‘生產力暴動’（毛澤東語）的群眾性恐慌。在1954年，浙江糧食征購共51億斤，占總產量的38%，農民自留口糧嚴重不足，結果造成全省耕牛減少5.7萬頭，豬、羊減少1/3至1/2，農民賣家具、吃種子糧、逃荒、要飯、賣子女、老弱餓死等現象累有發(fā)生�！盵9]（p49）雖然我國“對農業(yè)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yè)和個體商業(yè)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時期遺留了一些問題”[2]（p18），但是“在50年代后期，由于黨內的決策制度、議事制度存在著不夠民主的缺陷，對農業(yè)合作化運動中出現的缺點和偏差并沒有得到及時有效的糾正。這又為下一步的大躍進、人民公社乃至‘文革’的誤區(qū)提供了思想條件�！盵9]（p66-74）當然，“就整體而言，中國6億農民進入合作社，不像前蘇聯那樣猶如一場國內戰(zhàn)爭，出現農民暴動，也沒有出現緊隨其后的農業(yè)大減產。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偉大的勝利。”[9]（p66）我國在“一五”時期農業(yè)產值達到604億元，平均每年增長4.5%，糧食產量達到3900億斤，平均每年增長3.7%，棉花產量達到3280萬擔，平均每年增長4.7%，其他一些經濟作物和畜禽肉蛋產量也都有較大的增長。特別是從1952年到1957年，我國農業(yè)稅征收比率一直保持不變，農產品價格提高了22.4%，而同期的工業(yè)品零售價格只提高了1.6%，農村家庭收入總計增加了110億元左右，農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27.9%，人均消費水平提高了22.9%[3]（p153-191）。這樣經過土地改革和合作化運動，到1957年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時，“全國農民大體上有20～30％過著略有積余的生活；
有60％左右過著有吃有穿的生活；
有10～15％過著少吃少穿的生活。平均起來每個農民一年的農業(yè)生產凈收入大約有70元左右，合到每個農戶一年的收入大約有300元左右。”[10]

　　建國初期農民生活方式變化也有“美中不足”之處，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從1955年下半年開始到1956年底，我國初級農業(yè)生產合作社一下子過渡到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yè)生產合作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僅將農民的生產經營活動納入了高級社的管理范圍，而且把農民的個人活動時間和生活空間也納入了高級社的管理范疇之內�！盵5]（p248）這種強制性的制度變遷嚴重地違背了農民的意愿，也超出了農民的心理承受能力，結果造成了黨群干群關系高度的緊張與對立，因為“從舊社會、舊軌道過來的人，總是留戀過去那種舊生活、舊習慣。所以，對人的改造，時間就要更長些�！盵11]（p453）然而，“我們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惟一經濟基礎。所以在當時，不論是毛澤東，還是鄧子恢和中央農工部，提出的農業(yè)合作化發(fā)展規(guī)劃都帶有某種任意性：就是按農村社會主義最終格局是全面集體化，用集體農莊模式覆蓋一切來考慮問題，并將它強加于全國，這是很難避免脫離實際犯錯誤的。更何況引入階級斗爭，對于群眾的不同意見，干部的不同反映，都提到兩條道路斗爭的高度予以批判，不給別人留下選擇和發(fā)揮創(chuàng)造的余地�！盵9]（p35-65）比如在1955年7月和9月，毛澤東同志親自發(fā)出了“國家可不可以少購幾十億斤糧食換來一個合作社”[9]（p42）和“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風暴即將到來”[9]（p53）的最高指示，“要求全國各地整齊劃一，必須在規(guī)定時間內按照統(tǒng)一規(guī)定模式來完成任務”[12]（p236），“要求中央和省委責成地委、縣委大力去搞，一定要搞。要有控制數字，攤派下去�！盵11]（p123）這樣勢必導致地方各級政府搞“政治浮夸風”和“行政命令”，以至在廣大農民群眾和鄉(xiāng)村基層干部中間產生了強烈的抵觸情緒。二是從1953年到1957年，我國通過實行糧食“統(tǒng)購統(tǒng)銷”制度、城鄉(xiāng)二元戶籍制度、勞動就業(yè)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從此使中國的城市和農村成了兩股道上跑的車，彼此的生產方式和勞動條件上的巨大差異，以及生活條件與居住環(huán)境上的天壤之別，使得城鄉(xiāng)居民實際收入的比率逐年擴大。這樣勢必導致現代化在一個國家中出現斷層：一部分人迅速走向現代化，而大多數人卻與現代化無緣�！盵13]譬如說，“在糧食問題上，上世紀50年代我們曾有過兩次同農民的關系搞得很緊張，第一次是1953年，第二次是1955年。從全國看，1953年首次統(tǒng)購，共征購糧食785億斤，比上年增加30%.1954年，我國部分地區(qū)因水災減產又多購了100億斤糧食。這樣一減一多，鬧得1955年春天許多地方幾乎是‘人人談糧食，戶戶要統(tǒng)銷’，不僅農民有意見，而且黨內外也有許多意見。當時，浙江、黑龍江、河北、山東、湖北、廣東、廣西等地問題比較嚴重，有的地方鬧糧荒死人了，甚至還發(fā)生了群眾性的暴亂事件�！盵9]（p41）但在如何正確地對待和保護廣大農民群眾的物質利益問題上，毛澤東同志一再強調指出：“統(tǒng)購統(tǒng)銷是實行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步驟。對農民的改造，如果沒有計劃收購糧食這一項就不完全。要打一仗，一面對付出糧的，一面對付吃糧的�！盵9]（p40）同時，他針對黨外知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提出“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和“共產黨進城后丟了農民”的尖銳批評，極力反駁說：“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F在，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yè)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說，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
不可不照顧，不可多照顧。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這是施仁政的偏向�！盵11]（p105-106）總之，“中國農業(yè)合作化運動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嚴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爭”[11]（p243），“從政治上看是中央行政關系在鄉(xiāng)村社會滲透、扎根和深化的過程”[12]（p253），“是將全國大約一億一千萬農戶由個體經營改變?yōu)榧�體經營的過程”[11]（p172）。可見，我國在上世紀50年代搞的農業(yè)合作化運動實質是把農民的勞動剩余價值轉化成城市工業(yè)化的原始資本積累，為此目的需要建立與之相配套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和組織體系，借用毛澤東同志一句十分形象的話就是“滿頭亂發(fā)沒法抓，編成辮子就好抓”。這樣，“國家不再跟億萬農民發(fā)生直接的經濟關系，地方政府在農村統(tǒng)購統(tǒng)派的戶頭也由原來的一億三千萬個農戶變成了七百萬個互助組，進而減少成了七十九萬個初級農業(yè)合作社。隨后在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又將全國農民一個不漏地編織到五萬兩千七百八十一個人民公社里。從此，中國農民原有的或土改時被分到的田地、耕牛、農具、糧食乃至大部分的生活資料等都無一遺漏地被無償地收歸公社所有，人民公社變成了國家在農村基層的財政單位，地方政府可以隨時隨地、十分方便地通過‘一平二調’無償占有公社范圍內的一切資源和勞動力。中國的農民最終變成了真正的無產者！”[13]

　　二、人民公社時期（1958～1978年）：農民物質生活資料極度匱乏，但精神生活比較充實

　　1957年冬至1958年春，我國農村地區(qū)掀起了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積肥運動的高潮，“全國投入水利工程建設的勞動力，1957年10月是三千萬人，11月是六七千萬人，12月是八千萬人，1958年1月達到一億人”[14]（p681），由此拉開了“大躍進”的序幕。1958年8月中下旬，中央召開“北戴河會議”以后，僅花了短短不到二個月的時間，“全國共建立農村人民公社26576個，入社農戶12692萬戶，占農戶總數的99.1%.建立公共食堂265萬多個，托兒所和幼兒園475萬多個，老人幸福院10萬多個。組建民兵師1052個，民兵團24525個，基干民兵4905.7萬人，普遍實現了組織軍事化、行動戰(zhàn)斗化、生活集體化”[15]（p51）。與此同時，全國各地又掀起了“全民大煉鋼鐵”的群眾性運動，“參加小土爐煉鋼的人數從1958年8月的幾百萬人增加到9月的五千萬人，10月底達到六千萬人，11月達到九千萬人，農村主要的青壯年勞動力幾乎全部被抽調到鋼鐵生產第一線，留下來進行農業(yè)生產的大都是婦女或老弱病殘者，致使這年秋季成熟了的糧食爛在地里，最保守估計全國至少也有一至二成的糧食沒有收回，造成了巨大的糧食浪費”[15]（p93-94）。這是一場規(guī)�？涨暗谋╋L驟雨式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和社會變革，徹底改變了中國幾億農民世代沿襲下來的傳統(tǒng)生產生活方式，但由于過分強烈的“外部沖擊”和一時泛濫的“共產風”、“浮夸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干部特殊化風”等，結果使過慣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存環(huán)境下的農民無所適從。緊接著，新中國發(fā)生了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按照官方的統(tǒng)計口徑“1959年至1961年全國死亡人口為3615萬人”[16]（p337），但據一些學者推測“1959年至1961年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總數在4000萬人左右”[15]（p194）。我國在和平建設年代一下子死亡了這么多人，這是當代世界史上極為罕見的現象。究其根源在于，我國片面強調“以鋼為綱”，單純追求工業(yè)尤其是重工業(yè)的增長，忽視了農業(yè)生產的發(fā)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比如，“1958年至1960年我國積累率分別高達33.9%、43.9%和39.6%，大大超過了‘一五’時期本已很高的平均積累率24.2%.這一時期，我國工業(yè)產值增長了2.3倍，而農業(yè)產值卻下降了22.8%.從1957年到1960年，全國從事農業(yè)生產的勞動力由18365萬人減少到14620萬人，農作物播種總面積減少了13%，糧食總產量跌落到1954年的水平（3390億斤），但國家征購糧食數量卻逐年加碼（1958年為1095億斤，占當年糧食總產量的27.3%；
1959年為1348億斤，占當年糧食總產量的39.6%；
1960年為1024億斤，占當年糧食總產量的35.7%），致使農村居民的留糧大為減少（1957年為2940億斤，1959年為2052億斤，1960年為1846億斤），農民人均消費糧食由1957年的409斤下降到1959年的366斤、1960年的264斤，消費指數下降了22.8%，全國不少地方出現了‘餓、病、逃、荒、死’等十分嚴重的生存危機�！盵15]（p188-194）因此，從1961年到1964年，中央提出“要把農業(yè)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項生產和建設事業(yè)在發(fā)展中得到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通過對整個國民經濟和農村生產關系的調整，“到1965年全國農村人均用糧、消費的蔬菜、食用糖及貨幣收入都達到或超過了1957年的水平。我國農業(yè)生產逐步走出1959～1961年的低谷，開始走上了恢復性發(fā)展的軌道，凋敝的農村重新有了生氣�！盵15]（p328）

　　特別是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通過《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簡稱“農業(yè)六十條”）以后，明確了我國農業(yè)生產的基本組織形式和經濟核算單位是“生產隊”，其規(guī)模“根據土地的數量和遠近、居住的集中或者分散、勞動力能夠搭配得開、畜力和農具能夠配套、有利于發(fā)展多種經營等等條件確定”，并要求“至少保持三十年不變”。“據1962年10月的統(tǒng)計，全國農村人民公社71551個，生產大隊713385個，生產隊5468244個，平均每個公社下轄生產大隊9.6個，每個大隊下轄生產隊7.6個，每個生產隊擁有農戶23.6個。至此，我國農村經濟活動雖然還在人民公社這個外殼下進行，但它的實質內容已基本上退縮到了原來初級社的水平�！盵15]（p256）這一基本經濟制度農村制度確定下來以后，期間經歷了“四清”、“文化大革命”和“農業(yè)學大寨”等等一系列政治運動的沖擊，但直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本內容并沒有發(fā)生實質性的變化。這對于我國長期保持農村社會秩序穩(wěn)定和農業(yè)生產平穩(wěn)增長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從1962年到1978年，全國農村集體土地歸公社所有的比例由0.27%下降到0.12%，歸生產大隊所有的比例由4.1%提高到9.7%，歸生產隊所有的比例由97.8%下降到96.1%，以生產隊為基礎的土地產權結構始終保持穩(wěn)定�！盵17]（p134）這樣，“從1958年到1980年，我國糧食產量由4000億斤增加到7000億斤，增長了75%，高于同期的人口增長速度56%.農機總動力增加了135.9倍，機耕面積增加了12.3倍，灌溉面積增加了0.62倍，農村用電量增加了282.5倍�！盵15]（p418）總之，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體制下，國家權力對鄉(xiāng)村資源的整合和動員能力已經達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規(guī)模和深度，“它單靠人力就使中國的面貌大為改觀，全國建起了上萬座水庫、幾千座小型水電站、幾百英里的鐵路線，在大江大河上建起了一座座橋梁，開拓了隧道，修筑了馬路，開發(fā)了更多的礦藏，灌溉了更多的土地”[18]（p616），直到今天中國農村運作的水利設施大多都是在這一時期修建的。但在這一時期，我國不論是人均農產品產量和糧食占有量，還是農民人均純收入和消費水平，都沒有實質性的改善和提高。比如，“1976年，全國平均一個農業(yè)勞動力全年生產糧食在1000千克左右，平均每個農業(yè)人口提供商品糧只有70千克，人均占有糧食只有307千克，和1956年一樣多。直到1978年，全國平均每個農業(yè)人口全年從集體得到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將近四分之一的生產隊社員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個生產大隊集體積累還不到10000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盵19]（p823-832）據國家統(tǒng)計局農調總隊的典型調查數據推算，“在1954～1978年間，我國農村人均日攝取熱量由1985千卡上升到2215千卡，脂肪由26.3克上升到31克，蛋白質由51克上升到57.6克，但與人體營養(yǎng)素的需要量相比分別低了7%、52%和23%.”[20]（P169）當時全國8億農民人口中就有2.5億人生活在極度的貧困狀態(tài)，直接導致這種結果的兩大主因：一是，“從1952年至1990年，我國農業(yè)部門為工業(yè)化提供的剩余積累總計達到11594.14億元，這其中有75.1%來自于工農業(yè)產品不等價交換的‘剪刀差’，有13.2%來自于農業(yè)稅，有11.7%來自于銀行儲蓄凈流出。農業(yè)剩余所占國民收入積累的比重，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平均為48.58%，在70年代平均為31.67%，農民為國家工業(yè)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21]比如，“1990年與1952年相比，我國農業(yè)產值只增長了將近3倍，而工業(yè)總產值則增長了65倍，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yè)體系�！盵22]二是，我國在大量汲取農業(yè)剩余支持工業(yè)化發(fā)展的同時，卻沒有把農村隱性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出來，而是通過不斷強化城鄉(xiāng)分割的二元體制把農民長期禁錮在十分有限的耕地上搞“以糧為綱”，結果導致農業(yè)勞動生產率下降和土地報酬收益遞減。比如，“從1957年到1978年，我國農業(yè)人口凈增加了2.6億人（尚不包括精簡下放國營企業(yè)職工1744萬人和城市下鄉(xiāng)知識青年2000萬人左右），而全國耕地面積卻由于基本建設用地等凈減少了17661萬畝，人均耕地面積由2.59畝下降到1.55畝。這樣到了人民公社的后期，全國不少地方的生產隊內部普遍存在著‘勞動窩工’、‘集體偷懶’和‘搭便車’等消極怠工現象，公社社員按人頭和按勞力從集體分得口糧和現金之比為3：1，農戶之間的家庭收入已經出現了‘拉平效應’，社員日均勞動工分值下降到了難以維持生計的地步�！盵23]這一時期，“盡管中國農業(yè)總產量提高了約三倍是了不起的成績，但這是以勞動力投入增加三至四倍換取的，結果是每個工分值的停滯不前、甚或是遞減。大集體時代的農業(yè)只不過促進了與過去同樣的內卷型的過密化，這是沒有發(fā)展的增長�！盵24]（P3）比如，“從1957年到1978年，中國農業(yè)生產率年均遞增0.3%，低于印度的0.7%，更低于中等收入國家2.6%的水平�！盵15]（P420）因此，我國糧食生產始終不能滿足城鄉(xiāng)居民生活的需要，主要農產品長期處于嚴重短缺的狀態(tài)，農民生活水平一直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善，“農閑喝稀的，農忙吃干的，盼到過年鍋里才見點肉腥”，成為當時不少農村地區(qū)物質生活方式的真實寫照。

　　盡管我國在人民公社時期的物質生活資料極度匱乏，但農民的精神面貌卻顯得比較充實。首先，人民公社是一種完全不同于自然村落的全新制度設計，“它的全部意義在于超越了我國幾千年來傳統(tǒng)村落社會自我復制、自我再生、自我循環(huán)的封閉運行結構和機制，最終把‘一盤散沙’的農民組織起來，似乎展示了一條能避免資本主義的弊端，改造傳統(tǒng)小農經濟，使全體農村居民共同富裕起來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盵25]（P4）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舊的村落傳統(tǒng)和風俗習慣受到了無情批判和改造，革命的精神、理想、崇拜、幻覺、道德、秩序等等被強制輸入廣大農村地區(qū)的每一個角落；
集體統(tǒng)一生產完全取代了農民分散經營的個體勞動，過去長期“足不出戶”的家庭婦女開始走向廣闊的田野，男女勞動力實行“同工同酬”；
一貫自私的農民被改造成了熱愛集體事業(yè)的人，自由散漫的農民被改造成了有組織、守紀律的人，政治觀念淡漠的農民被改造成了關心國家大事的人，甚至連鄉(xiāng)村常見的“偷雞摸狗”現象也很少發(fā)生，使整個中華大地似乎變成了“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其次，人民公社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權在農村的基層組織單位，“共產黨塑造、支配和領導著公社”[25]（p237），“它擁有包括軍事和安全在內的貿易、金融、稅收、會計、統(tǒng)計和計劃等地方政府職能”[18]（p617），“徹底摧毀了鄉(xiāng)村社會舊的經紀體制，國家完成了基層社會的官僚化和合理化，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乃至意識形態(tài)都直接通過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統(tǒng)貫徹到鄉(xiāng)村社會，土地資源的征用和農業(yè)賦稅的征收也是通過國家基層政權組織完成的，舊的各種經紀角色及其存在的土壤都被徹底鏟除了，廣大農民得到了近百年來從沒有過的安定的生活環(huán)境，醫(yī)療條件從無到有，教育初步普及。”[4]比如，“1957年全國農村適齡兒童入學率為61.7%，1965年上升到84.7%，1975年進一步達到95%.1962年全國農村高中學生為10.4萬人，初中學生為229.7萬人，1975年分別增加到627.8萬人和2377.3萬人。到70年代末期，全國已有60%的生產大隊建立了合作醫(yī)療站，農村醫(yī)療衛(wèi)生條件明顯優(yōu)越于同等發(fā)展水平的其他國家。農村‘五保戶’、烈軍屬戶和老弱病殘者等弱勢群體，也逐步建立起了最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盵15]（P419）第三，人民公社實質是一個相對封閉的農村基層社會單位，“生產隊作為集體所有制的基本單位仍保持著某種格局，使之與傳統(tǒng)村落生活的社會形態(tài)、地方化的親族關系網及鄰里關系相適應。公社制度與村落傳統(tǒng)二者之間的碰撞、沖突、融合、轉化、消長導演出農村生活的活報劇，并決定著人民公社演化的歷史走向。特別是自60年代初期開始，大公社制度向傳統(tǒng)村落的倒退為農民提供了一部分自由活動的空間，農民們順著倒退的慣性積極行動起來，有意或無意地擴大傳統(tǒng)的地盤，恢復傳統(tǒng)的行為方式，在公社留下的空隙中繼續(xù)像他們的前輩一樣待人處世，在特定的時間、地點中營造出一種充滿傳統(tǒng)色彩的社會生活氛圍�！盵25]（P5-13）在這樣一種封閉、狹小的生存空間中，“人也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guī)律來構造�！盵26]（P47）農村是人類最親近大自然的活動場所，公社社員在年復一年的集體耕作中順應農時春播、夏耘、秋收、冬藏，把農業(yè)生產作為生產性與審美性相結合的景觀產業(yè)看待，不僅祈望有豐收的年景以滿足著農民的物質生活需求，而且把精耕細作視為農民的傳統(tǒng)美德以滿足著他們的精神需要。凡是在農村出生的孩子，一般從十幾歲開始就跟隨其父母學做一些零星的農活，很快熟悉了田間勞動的各道工序和操作技能，人民公社把億萬農民塑造成了“通曉整個農業(yè)生產系統(tǒng)的人”。同時，人民公社還培養(yǎng)和造就了一大批農村基層管理者，“據推算，全國6.5萬多個公社擁有國家干部130～195萬人左右，69萬多個大隊擁有半脫產性質的農民干部483～621萬人左右，602萬多個生產隊擁有不脫產性質的農民干部3010～4214萬人左右，這三項合計起來基層干部總人數大約在4500～5000萬人左右，幾乎相當于一個歐洲中等國家的人口總和”[17]（P154），“但這只是一種國家財政不負擔的、靠集體自己養(yǎng)活自己的、一切聽命于國家計劃的勞動組織，其行政經費只占全國財政總支出的5%左右�！盵27]此外，我國在人民公社時期主要實行“按戶頭扎帳、按人頭供給口糧”的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農村家庭的分化，使大多數農民能夠長期保持一個“結構完整的家庭”，比如“50年代中期農村家庭平均規(guī)模在3.6～3.7人，60年代中期上升到4.2～4.3人，70年代中期達到4.7～4.8人�！盵25]（p373）這樣，家庭和生產隊把農村所有不同年齡段的人群長期地“關在一個籠子里”，其結果是“傳統(tǒng)村落久受尊崇的陳規(guī)，一成不變的社會交往模式，周而復始的生活格局，一代又一代地塑造出一批批同質化的村民。凡是在村落里長大的人都知道村落生活的‘規(guī)矩’，即使他后來離開村落數年，一旦重新回到村落中，他會自覺地按村落生活的規(guī)矩調節(jié)自己的行為方式。不按規(guī)矩辦事是要‘丟面子’的，而‘丟面子’又是不堪忍受的�！盵25]（p10）總之，我國人民公社制度的強制性輸入和泛政治化的意識形態(tài)與其接受對象的適應性、親和力恰恰成反比，廣大農民群眾的日常生活行為更多地遵循著傳統(tǒng)村落非制度化或反制度的“潛規(guī)則”，安然地過著一種自然、自在、恬靜、充實的鄉(xiāng)土風情生活。

　　三、改革開放初期（1978～1988年）：農民物質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精神面貌煥發(fā)出新的生機和活力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標志著中國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這次會議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戰(zhàn)略決策，提出了“全黨目前必須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yè)盡快搞上去，逐步實現農業(yè)現代化，才能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fā)展，才能不斷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生平。為此目的，必須調動我國幾億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必須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他們的民主權利�！盵19]（p831）根據這個總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我國實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促進農業(yè)生產發(fā)展和改善農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政策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突破了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體制，實行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tǒng)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
突破了‘以糧為綱’的單一結構，發(fā)展多種經營和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全面活躍農村經濟；
突破了統(tǒng)購統(tǒng)銷制度，面向市場，搞活農產品流通；
突破了單一集體經濟的所有制結構，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新格局，逐步從計劃經濟體制轉變到市場經濟體制上來。”[28]（p27）從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每年都要搞一個戰(zhàn)略性文件”（胡耀邦語），及時總結和吸收億萬農民群眾在基層改革實踐中創(chuàng)造出來的新鮮經驗，然后再把它轉化成為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以此推動農村改革不斷向縱深發(fā)展，極大地解放了農業(yè)生產力。據統(tǒng)計，從1978年到1984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33.57元增加到355.33元，年均遞增17.71%，其中1982年的年增長率為19.9%，為歷史最高。全國糧食總產量由3000億公斤上升到4000億公斤，創(chuàng)造了以占世界7%的耕地養(yǎng)活占世界22%的人口的奇跡[9]（p138），這是多年來積聚的生產力集中釋放的結果。從1985年到1988年，我國糧食生產出現了連續(xù)4年的徘徊局面，但是“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在短短幾年時間里，產值已達二千億元以上，吸收勞力六千萬人，為我國農村克服耕地有限、勞力過多、資金短缺的困難，為建立新的城鄉(xiāng)關系，找到了一條有效的途徑�！盵19]（p885）在1978～1988年10年間，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成為中國經濟中最活躍的部分，在全國工業(yè)產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一”，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用于農民分配的資金共為3828億元，占同期農戶凈收入增量的75%[29]（p1904）。同時，國家還從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降低農業(yè)生產資料價格，減免部分農業(yè)稅，調整基本建設投資結構，增加農村地區(qū)信貸等方面來支持和保護農業(yè)生產的發(fā)展，保障了農民收入水平的持續(xù)增長。比如，我國農民在1979～1981年3年間，由于農副產品收購價格上漲和減免部分農業(yè)稅所增加的收入就有520億元之多[2]（p491），這是建國以后上漲幅度最大、農民受益最多的一次農副產品收購價格調整�？偟膩碚f，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的農村經濟發(fā)展實質是把農業(yè)的三大要素——土地、勞動力、資金全部留在內部轉化了，當時的說法叫做“離土不離鄉(xiāng)，就地辦工業(yè)，就近城鎮(zhèn)化”，于是形成了農民收入的增加，又拉動了國內消費需求的增長，促使整個國家出現了“內需拉動型”的增長，這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個黃金時期”。正如鄧小平同志生前回憶說：“我們真正干起來是1980年。1981、1982、1983這3年改革主要在農村進行。1984年重點轉入城市改革。經濟發(fā)展比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這5年首先是農村改革帶來許多新的變化，農作物大幅度增產，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異軍突起。廣大農民購買力增加了，不僅蓋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檔消費品進入普通農民家庭。農副產品的增加，農村市場的擴大，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強有力地推動了工業(yè)的發(fā)展。農業(yè)和工業(yè)，農村和城市，就是這樣相互影響、相互促進。這是一個非常生動、非常有說服力的發(fā)展過程�！盵30]（p376）據統(tǒng)計，從1978年到1988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134元增加到545元，平均每年增長11.8%，農民人均消費水平由138元增加到508元，平均每年提高9.7%，農民人均儲蓄余額由7元增加到138.7元，城鄉(xiāng)居民收入水平之比由2.37：1縮小到1.86：1（1985年），城鄉(xiāng)居民消費水平之比由2.9：1縮小到2.3：1（1986年）。尤其是在1978～1988年10年間，中國農村形成了一股翻蓋新房的熱潮，共建農民住房面積34億多平方米，這個數字比改革開放前30年的農村住房建設總量還要多，平均每100農戶就有75戶蓋了新房，人均住房面積由8平方米增加到17平方米[29]（p1959）。此外，我國農村飲食結構和服飾花色品種逐漸多樣化，收音機、自行車、縫紉機、手表、電視機等耐用消費品家庭擁有量大大增多，農民物質生活水平得到明顯的改善和提高。

　　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一個最大特點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據有關專家估計，“即使是到了2020年，中國城鄉(xiāng)居民之間的收入還不可能達到開始縮小的拐點�！盵38]問題的癥結在于，“占我國總人口80%以上的農民，只占有20%的社會資源，形成城鄉(xiāng)居民占有資源上的不平等，必然使創(chuàng)造財富和占有財富上的不平等。目前，我國第一產業(yè)勞動力占社會勞動力的43%，而第一產業(yè)增加值占GDP的比率只有10.4%，相當二三產業(yè)的1/6，也就是說6個農民創(chuàng)造的財富僅僅相當二三產業(yè)1人創(chuàng)造的財富�！盵39]因此，從長遠發(fā)展看，我國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出路在于“減少農民”。據中國科學院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組預測，我國未來50年內必須平均每年有1000萬以上的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才有望實現現代化。這意味著，我國城市化率必須保證平均每年增長1個百分點，才能達到西方發(fā)達國家城市化率80%左右的水平[40].另據陳錫文預計，到2020年，我國總人口將達到14.49億人，鄉(xiāng)村人口保持在6.5億人左右[38].這意味著，中國在本世紀頭20年總共有5億多農民人口（包括目前尚未完全城市化的農民工2.62億人），將以平均每年2500萬人的規(guī)模高速轉向城鎮(zhèn)。這是世界現代化發(fā)展史絕無僅有的事情，但卻是中國政府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一項“世紀性難題”。對于這樣一個龐大的農村人口群體，如何實現“農民身份轉換”和向城市生活方式轉變，這是當代中國必須面對的一個世紀性難題。因為，中國9億多農民自身內在的鄉(xiāng)土文化特征，決定了他們不可能迅速地融入城市生活，這是一個需要較長時間“自我調適”的過程。事實上，農民“市民化”包含了轉變農村人口自身的生產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消費方式、思維方式、價值標準趨向城市文明的全部過程，單靠改變農民的身份和更換居住地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英國早期的工業(yè)化和城市化進程時曾經對愛爾蘭移民的生活方式特征作過精辟描述：“凡工作比較簡單、比較粗糙、需要體力甚于需要技能的地方，愛爾蘭人就一點也不亞于英格蘭人。但是，對于那些必須有多年的訓練或者需要持久的、正規(guī)的活動的勞動部門，輕浮的、無耐心的、酗酒的愛爾蘭人是不適合的。因此在英國，凡是在機器制造部門工作的工人都叫做機匠，而要當個工廠工人，愛爾蘭人就必須先接受英格蘭的文化和英格蘭的習俗，即在本質上變成英格蘭人”[41].否則，愛爾蘭人就不能“克服流傳下來的、在一定界限內閉關自守地滿足于現有需要和重復舊生活方式的狀況”[42].這說明，即使像英國這樣一個以“強制性非農化模式”為代表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愛爾蘭人的“城市化”與“市民化”也不是同步演進的過程。正如列寧所指出的：“每一個社會階層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習慣、自己的愛好�！盵43]（p356）總之，由于不同社會階層的文化根基、風俗習慣、價值觀念以及生活情趣等存在差異，就會產生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每個社會階層生活方式的形成、發(fā)展、演變也都有自身的特點和規(guī)律�？梢�，統(tǒng)攝社會生活方式總體變遷的決定因素除了物質生產方式外，還包括政治制度、思想道德、文化精神、自然環(huán)境、民族傳統(tǒng)等一系列綜合因素的影響。目前我國正處在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快速轉型期，以職業(yè)分化為基礎的新的社會階層分化機制逐漸取代了過去以政治身份、戶籍身份和行政地域身份為依據的分化機制，各個社會階層之間的經濟地位和生活方式及利益認同的差異性日益明顯。但由于我國城鄉(xiāng)分割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和體制機制尚未從根本上解決，未來的“城鄉(xiāng)融合”將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因此在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中國應堅持城鎮(zhèn)化和新農村建設“雙輪驅動”的現代化發(fā)展戰(zhàn)略，走出一條短距離、波浪式逐級推進的城鎮(zhèn)化道路，“通過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國的辦法，將結合城市和鄉(xiāng)村生活方式的優(yōu)點而避免二者的偏頗和缺點�！盵44]，從而構建符合中國國情實際和各民族特點的“科學、文明、健康、和諧”的現代農村社會生活方式。

　�。ㄗ髡吆喗椋簭埿鹿猓�1964-），男，河南鄧州人，信陽師范學院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資本論》教學和“三農”問題研究，已發(fā)表學術論文200余篇，出版專著《三位一體的農村改革觀》等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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