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辦中的南方科技大在校長朱清時的主持下提出了這樣一個辦學目標，很讓人感嘆：“未來的南方科大將是一所教授治校的學校，強調(diào)去官化和去行政化�！苯淌谥涡Ｔ谥煨ｉL那里屬于“未來”，可是如果我們熟悉歷史，那可都是實實在在的“過去”啊。至少北洋時代中國兩所著名的大學（清華和北大）都是如此。

　　歷史是輪回的，但輪回中的歷史條件卻能決定這種輪回是否成功。正如我很相信朱校長個人的決心，我同時也很擔心朱校長的理想是否有實現(xiàn)它的外部條件。這里，外部條件作為時代因素委實比朱校長的個人意志更具決定性。這所大學辦在深圳，深圳是1980年代開創(chuàng)的一個經(jīng)濟特區(qū)，真希望南方科技大借此地緣優(yōu)勢也成為中國第一個高等教育的特區(qū)，它最需要的是獲得來自制度方面的寬容與支持，否則，朱校長的一切努力只能是一道姿態(tài)性的華麗風景線。

　　教授治校，是一段過去的歷史，由北洋時代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提出。蔡在海外考察各國大學教育后，曾作出這樣一種概括：法國教育權集中于政府，大學皆國立，校長由政府任命。英美大學多私立，經(jīng)濟權掌握于董事會，校長由董事會聘任。德國大學不論國立和私立，行政權集中于大學評議會。評議會由校長、各科學長和部分教授構成，成為學校最高權力機構，這就是所謂的教授治校。蔡元培推崇并在北大嘗試的，就是德國大學教育模式。該模式在北洋教育界所以行得通，關鍵在于北洋政府教育部有出臺《國立大學校條例》，條例明文賦予了各大學中教授治校的權力。這就是制度因素的作用，無可小覷。

　　在刻下的制度環(huán)境中，朱校長的教授治校，有其能做到的，也有一時辦不到的。在此，很難寄望過高。能做到的看來還是在校內(nèi)行政上，比如各院系首先成立教授委員會，并由它選舉各院系主任，然后由校長批復。并且同時成立校級教授委員會，從這里再產(chǎn)生校長。當然，第一任校長可以例外，五年任期后，則應當推行此一制度。僅就這一制度而言，如能做到，和國內(nèi)高校已經(jīng)相去甚遠（各高校的院系主任沒有一家是由教授自己民主選出），但，這一點朱校長如果愿意，還屬于可為的部分。因此，朱校長教授治校的諾言既出，我首先要看的就是這一點。

　　真正難為的是——在這一點上，我也并不想為難朱校長——高等教育的權力是不是真正在教授那里。具體地說，高校中的各種課程和教學內(nèi)容的裁定，如果是教授治校，它當然是也只能是教授手中的權力。當年清華大學在其前身清華學校時，其教授委員會職權有四，第三條就是“審定全校課程”。按此條，一個大學教什么和不教什么、開什么課或不開什么課，該由本校教授裁決，不受本校以外的各種行政力量干涉。典型的例子是，1939-1940年間，國民政府教育部數(shù)次訓令西南聯(lián)大必須開設教育部核定的有關課程，并指定統(tǒng)一教材。結果，西南聯(lián)大教務會議致函抵制，這是來自清華教授馮友蘭的執(zhí)筆：“教部為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關，教部可視大學研究教學之成績，以為賞罰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回旋之自由。”如果教育部給大學指定課程或教材，“準此以往，則大學將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竊有未喻�！�

　　就此一問題而言，教授治校和去行政化庶幾就是一事。今天，中國各所高校無不開設幾乎充斥課程總量近三分之一的各種公共課（這些大都是黨化教育和意識形態(tài)性質(zhì)的洗腦課），這個龐大的課程群顯然是由高校以外和以上的行政力量主導，它養(yǎng)活了一大批這樣的教師以及一些兼課的行政人員，他們還以此評定學術職稱。如果高校體制改革勢必包括課程改革的話，那么，我很想看到，未來的南方科技大的教授委員會是否有這樣的改革打算以及這種打算是否有落實的可能。當然，在目前的制度環(huán)境下，能否做到這一點，已經(jīng)很難取決于該校本身了。如果這一點暫時不可以強求的話，至少它應成為教授治校一個最重要的努力方向。

　　重回歷史，“路漫漫其修遠兮”。教授治校，從前世到今生，朱校長在其中“上下而求索”。但，他不是孤立的，我們用我們的輿論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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