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含夷 黃曉峰

　　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先生與魯惟一先生主編的《劍橋中國上古史》，是劍橋中國史系列中唯一還未譯成中文出版的。也許在夏含夷先生看來，隨著中國出土文獻的不斷公布，那段歷史乃至傳世的文獻都需要不斷重寫。他在2006年所著的《重寫中國古代文獻》的中譯本即將出版。夏含夷在書中指出，每一部原來書于竹帛的古書都是經(jīng)過了許多改變才成為我們現(xiàn)在所見到的印刷品，而這一點以往常常被我們忽略了。

　　△李學勤先生在《走出疑古時代》中曾提出要“重寫中國學術(shù)”，您提出的“重寫中國古代文獻”與李先生說的“重寫”有什么差別？

　　夏含夷：李學勤先生的“重寫”和我的“重寫”差別很大。李先生所說的重寫是廣義的，就是要重新考慮、重新改寫中國古代學術(shù)。因為我們有很多新的證據(jù)、資料，可以重新寫作一段歷史。我所說的“重寫中國古代文獻”，是直接的意義，就是重新寫一遍、寫兩遍。我的意思是，當我們拿到一篇手寫的文本，然后進行抄寫或編寫，在這個過程中，抄寫者或編寫者起了什么樣的作用。與李先生比起來，我說的“重寫”是狹義的。當然也有廣義的意義，研究重寫的過程，就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文獻經(jīng)過了很長的發(fā)展過程。我們現(xiàn)在所看到的中國古代文獻與真正的原本，恐怕有相當大的差別。

　　清末的俞樾在《古書疑義舉例》的序言中說：“執(zhí)今日傳刻之書而以為是古人之真本，猶聞人言筍可食，歸而煮其簀也。”就是說，如果以為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古書都是古代真實的文本，那就等于聽說竹筍很好吃，回家就把席子煮來吃一樣。我覺得這個說得非常好，非常恰當。

　　△您所說的真正的原本與傳世的文獻究竟有什么樣的關(guān)系呢？

　　夏含夷：比如說，有人想看《老子》，于是到書店買一本看，里面說“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就認為這是老子寫的書。而西方有很多學者傾向于認同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想，認為《老子》是公元前三世紀，就是戰(zhàn)國后期才寫定的。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老子》，與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老子》非常相似，但是并不完全一樣。馬王堆的《老子》分兩篇，一篇是“道”，一篇是“德”，從某個角度看作為完整的一部書的《老子》還不存在。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我覺得早在此之前已經(jīng)有一部《老子》了，只是與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本子不一樣。打個比方，一種深紅的顏色，如果每次淺一點，淺到什么時候成為粉紅色，就很難判斷。在戰(zhàn)國早期，應該也有一部《老子》，但是不一樣到什么程度，我們才能說這不是《老子》？如果只差一個字，應該就是《老子》；
但如果缺了兩章，或有五分之一內(nèi)容不一樣，我們能不能說這還是《老子》？這很難判斷的。我的基本看法是不要太輕易地下一個結(jié)論，不應該太極端。

　　李學勤先生說，我們現(xiàn)在整理文獻，可以體會到古代的學者，如東漢的劉向、劉歆，西晉的荀勖、束皙等遇到的問題，他們是怎么造成我們現(xiàn)在對古代文獻那些不滿意的地方。我在這個說法基礎(chǔ)上稍微改變了一下，就是在整理文獻的時候，不僅能體會到我們不滿意的地方，而且還能體會到我們以往還沒有感到不滿意的地方。

　　△您所說的以往沒有感到不滿意的地方是指什么？

　　夏含夷：比如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都有《禮記》中的《緇衣》篇，是重要的文獻。兩千年以來，沒人感覺有什么問題，認為這是很完善的文獻。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公布之后，我們忽然發(fā)現(xiàn)，《禮記》本的《緇衣》非常有問題，次序完全顛倒�，F(xiàn)在要恢復《緇衣》的原本，不但不太可能，而且也許簡直是一種誤導。這就可以體會到我們原來沒有感覺到的問題。

　　每一次抄寫、編寫文獻，都會或多或少地做些改變。上海博物館的竹簡《孔子詩論》有二十九枚簡，2001年12月初發(fā)表的，到了2002年2月，對《孔子詩論》的解釋已經(jīng)有六個不同的派別，每個都很不一樣。李零、范毓周、李學勤等都有各自編連的次序。不一樣到什么程度呢？這二十九枚簡，沒有任何兩枚簡的編連，是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的。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可以說，現(xiàn)在《孔子詩論》已經(jīng)有六七個本子了，李零等人整理出的本子都是《孔子詩論》，又都不是《孔子詩論》。我們很難判斷《孔子詩論》的原本到底是什么樣的。

　　過去也有這樣的問題，劉向開始編寫中國古代文獻的時候，在國家圖書館里找到的資料，有的很多重復，有的是矛盾的。無論是劉向還是劉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做法：重復的就扔掉，有的他們認為是矛盾的，有的說法是A，有的說法是B，有時他們認為A和B都不對，自己再確定一個C。所以他們編成的這些文獻，是我們現(xiàn)在能看到的。西方學者有一個普遍的說法，比如白一平（W. H. Baxter）談到詩經(jīng)的時候，說《詩經(jīng)》是穿漢代衣服的周代文獻。很多人認為這種說法很對，《詩經(jīng)》是到漢代才固定下來。在漢代以前，沒有隸書，劉向、劉歆把這些古文文獻改寫成隸書，這個過程不像我們現(xiàn)在在電腦里把繁體字改成簡體字那么簡單。

　　這些年來，我研究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最大的考古發(fā)現(xiàn)——西晉時代出土的《竹書紀年》和《穆天子傳》，也是經(jīng)過了編寫、抄寫的過程。而且這個過程有兩次，朱希祖先生已經(jīng)證明，《竹書紀年》中有荀勖的編本，也有束皙的編本。荀勖編寫的時間在公元280年到287年之間，束皙的編寫時間在公元290年到300年之間。兩人獨立地編寫的《竹書紀年》，造成了很多差別�！吨駮�紀年》有內(nèi)在的矛盾，但這并不是因為原本有內(nèi)在的矛盾，而是因為他們兩人的編寫本有矛盾。從這些矛盾看來，人們覺得《竹書紀年》很有問題。我要強調(diào)編寫、抄寫過程中另外的一個意義，就是文本在不斷地變動。這和李學勤先生的說法有點差別。

　　△新出土文獻的發(fā)現(xiàn)，對于學術(shù)史、思想史有哪些重要的影響？

　　夏含夷：現(xiàn)在說這些東西的影響還太早，從銀雀山漢簡、馬王堆簡帛、睡虎地秦簡的發(fā)現(xiàn)，到現(xiàn)在不過三十多年，還是太短。馬王堆帛書《老子》出土之后，大家發(fā)現(xiàn)與現(xiàn)在的本子非常相似。銀雀山中出土的《孫子兵法》、《孫臏兵法》，證明了古代的那些傳說是真的，還有《尉繚子》，以前多以為《尉繚子》是偽書，現(xiàn)在可以證明至少有一部分是真的。于是人們就說，疑古思想是錯的，我們現(xiàn)在可以重新寫作古史。問題是這個新古史應該像一個什么樣子？李學勤先生說要“走出疑古時代”，但是并沒有說走進什么時代。走出一個時代很簡單，但是要走進什么時代，他并沒有說，不過他給人的印象是要走進一個信古時代。

　　我們可以走出疑古時代，但是還不能說就能走進信古時代。雖然我們已經(jīng)證明古代有《老子》、《尉繚子》、《鹖冠子》，但是它們的樣子與我們現(xiàn)在的本子不一樣，次序也不同。比如，我們該相信什么樣的《緇衣》？是郭店的，還是《禮記》的？古史辨派懷疑傳本的《緇衣》不是子思的著作，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的《緇衣》，至少可以說是戰(zhàn)國中期的。也許是子思自己或接近子思時代的抄寫者的作品，可以證明《緇衣》是可信的。但是郭店與傳本的《緇衣》有那么大的差別，我們該相信或懷疑哪一部《緇衣》呢？我們不要太極端，不要疑古、信古，也不要說釋古，這些說法意義都不大，歷史學說不能僅僅以信或疑為基礎(chǔ)。

　　△那么學術(shù)史還有重寫的必要嗎？

　　夏含夷：不論有什么樣的歷史，總是會有人改寫的。我們有很多新的問題或新的資料，這會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舉個例子，美國的第七位總統(tǒng)安德魯·杰克遜于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在任，到現(xiàn)在快兩百年了。關(guān)于他的生平已經(jīng)出了六部傳記，幾乎每三十年就有一部傳記出版，六部傳記都很不一樣。如果把六部傳記都看過，當然對安德魯·杰克遜會很了解，但是，更重要的是會對美國歷史學、思想界有一個概括的了解。因為每過三十年，人們對歷史的看法就會不一樣。安德魯·杰克遜只是一個對象，每一代的人都想說明他起了什么樣的歷史作用。這些傳記，回答的是傳記作者自己時代的問題，而不是安德魯·杰克遜時代的問題。我們當然不能強逼別人不做這些事，每一代人都會有人做這樣的事。

　　很幸運的是，對于中國上古史，我們既有新的問題，也發(fā)現(xiàn)了新的資料。這些新發(fā)現(xiàn)的資料能影響我們的問題，反過來，我們的問題也能影響這些資料。我前幾年在臺灣做了一個演講，叫“重寫周易”，這個題目讓人覺得很恐怖，這是中國歷史的經(jīng)典，怎么能重寫？我的意思是做注解的人會影響到經(jīng)文，因此注文會影響經(jīng)文。在中國古代，文本還沒有固定下來的情況下，抄寫者也是作注者，作注者也是抄寫者，兩者會混在一起。抄寫者在抄寫的過程中，對經(jīng)文會有自己的解釋，某個字應該是什么意思，他會按照自己的家法來抄寫，就可以影響到經(jīng)文。那些作注的人一邊看一邊抄寫，一邊作注一邊傳授。至少要到東漢，也許是到唐代，經(jīng)文刻在石碑上，才逐漸固定下來。這個說法也許很怪，但我覺得這種情況是很有可能的。

　　在最后固定下來之前，文獻在不斷地變化。歷史過程也一樣，無論有沒有新資料，歷史都會繼續(xù)改變。再過二三十年人們會重新寫，我們不能說自己是歷史最后的階段。我們只是在歷史完成過程中的一個點，將來還會有很多的解釋。

　　△在您研究的這個領(lǐng)域，西方漢學界與大陸學者的分歧似乎非常大，比如夏商周斷代工程，您怎么看待這些分歧？

　　夏含夷：這個問題不簡單，在還沒得到博士學位之前，我的理想是讓自己成為媒介或一座橋梁，把中國學術(shù)界與西方學術(shù)界連接起來。然而到現(xiàn)在我卻比較悲觀，當然不是完全絕望。這三十年來，中西方的交流有很大的進步，但是還有很多分歧和誤解。應當說，中國學者的愛國和民族主義，這是很自然的事，是不能避免的�，F(xiàn)在很多中國學者都到國外去，對國外的學說和文物都有興趣，經(jīng)常到國外去參觀博物館，跟國外的學者交流。我覺得三十年前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不應該怪中國學者，因為他們那時是被封閉的。當然，西方漢學家也有他們自己的問題。他們認為自己是國際人物，所以沒有民族主義的傾向，所以很客觀，這其實是另一種偏見。他們有時欺負或鄙視中國學者的民族情緒。我希望雙方能越來越接近、了解，當然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在1995年到1996年期間，報紙幾乎每天都在登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消息，說這是中國政府最大的一個科研項目，特別是對人文科學。當斷代工程結(jié)論出來的時候，有很多漢學家對此批評，說中國要造成一個新的對亞洲其他國家的霸權(quán)，是一個民族主義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科學的過程。正好那時《紐約時報》的一個記者打電話給我，問我對斷代工程有什么看法。我說了大概四十五分鐘，說斷代工程在某些方面錯了，在某些方面也是有益處的。我也說了斷代工程大概是帶有愛國或民族主義的成分。第二天早上，我看報紙，這篇文章還引用了其他人的觀點，關(guān)于我的說法只有一句話：“夏含夷教授說斷代工程帶有愛國或民族主義的成分�！蔽艺f的其他四十四分鐘的話都沒有了。報紙刊登后，中國的學者很生氣，說我批評了中國。但我還是要強調(diào)，我的那四十四分鐘的話更重要。斷代工程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十年了，現(xiàn)在沒人談了，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錯了，而且不是有個別錯誤，幾乎全都錯了，尤其是西周的年代部分。斷代工程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年代系統(tǒng)全都錯了。當然，現(xiàn)在要批評斷代工程，應該寫一篇學術(shù)文章，這個將來我應該會做。

　　西方與中國學術(shù)界之間，應該可以溝通，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溝通。現(xiàn)在中國學術(shù)界也在采用我的學術(shù)成果，不太說“美國學者夏含夷”，只是說“夏含夷”怎樣說，等于把我看待成與中國學者一樣。我們只要考慮觀點的對錯，不要考慮具體是哪個國家的學者說的。我現(xiàn)在不太參加西方學術(shù)界的活動，學術(shù)文章也大多是用中文寫的，所以有些西方學者對我有反感，說我太中國化了。但是一個人的精力和時間是有限的，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學術(shù)交流的橋梁。我現(xiàn)在不太向西方學者介紹中國學者的成果，反過來也是如此。我只想做自己的學問。

　　原載《東方早報》2009-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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