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ㄒ稽c背景解釋：本文原是我在2000年巴黎/北京跨文化研究會議的一個發(fā)言,其中有些觀點似乎有點過激，因此一直沒有打算發(fā)表。樂黛云先生希望還是把它發(fā)表出來，以供批評�，F(xiàn)在進行了有限的改進，加入某些新內(nèi)容，但仍然遠遠不夠成熟，論證并不充分，還是個提綱，僅供批評）

　　1. 思想準備：一個關于“文化重構”（re-culturing）的問題

　　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們不得不想象一種新的世界觀，一種關于世界的整體理解。但是這種理解不再是形而上學，而是一種政治/文化哲學。這種哲學當然包含著傳統(tǒng)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哲學思考，但還特別包括文化反思，因為文化問題在今天已經(jīng)成為一個政治問題,可以稱做“文化政治”問題。

　　馬克思早就指出哲學的真正問題不是解釋世界而是“改造世界”，但這一見識在很長時間里被現(xiàn)代哲學認為是偏離了知識論的正規(guī)道路。實際上是現(xiàn)代哲學偏離了哲學原本的正宗道路，無論是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正宗哲學中，還是在孔子和老子的正宗哲學中，知識問題與道德和政治問題都是一致的，知識問題是依附著政治和倫理問題而具有意義的。在今天，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知識不僅是對世界的表述，而且是對世界的重新創(chuàng)作，不僅是“說”，而更是“做”。選擇一個好的世界就是去選擇好的知識。于是知識就成為了一個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三位一體的“寫作”問題。寫作不是反映事實，但也不能離開事實，而是改寫事實，就是說，至少就人文社會知識而言，“知識”這一概念強調(diào)的不是對世界的“如實反映”（reflection of）而是“有效相關”（relevance to）。在新的知識概念中重新構造知識體系是關于世界未來的一種政治責任。

　　在科學興起的時代，知識的主要任務是利用開發(fā)自然，自然科學、邏輯和數(shù)學的基礎問題就成為了知識論的核心問題。在今天，人們主要的困惑是關于社會、生活和精神的問題，于是，人文社會知識就成為了當代知識論的核心問題。把人文困惑當成主要的思想問題，這并非新鮮事物，而只不過是對正宗哲學問題的回歸和重新提出，即重新回到希臘和中國先秦的問題體系。人們一般都承認，人文社會知識所提出的“知識問題”與自然科學所提出的很不一樣，不能混為一談，但由于人們對科學已經(jīng)建立了宗教式的崇拜（現(xiàn)代社會的真正宗教并不是那些傳統(tǒng)宗教，而是金錢、科學和人權這三種變相宗教），于是，現(xiàn)代的知識概念至今仍然主要追隨自然科學的知識標準，而基于人文社會知識特性的知識標準還沒有建立。羅蒂曾經(jīng)對“鏡像式”的知識進行了深入批判，認為以自然科學的模式去生產(chǎn)社會科學顯然是荒謬的，既不可能又沒有用處。他聲稱哲學不應該繼承追求“真理”而應該成為“文學”。這個見解已經(jīng)多少涉及前面說到的知識成為“寫作”的問題，但羅蒂把哲學化歸為文學，卻是個錯誤答案，這一后現(xiàn)代理解缺乏思想的嚴肅性，它毀掉了思想性的寫作。思想必須是高度嚴肅的寫作，盡管是與科學不同的另一種嚴肅。顯然，文學可以基本上與世界無關，可以是幻想或者個人的奇異經(jīng)驗，它可以是嚴肅的，但在本質(zhì)上可以是不嚴肅的。如果不具有與世界和社會大事的高度相關性，就沒有嚴肅性。除了真理以外，至少政治和道德都是具有高度嚴肅性的問題。正如列奧斯特勞斯在解釋卡爾 施米特的政治理論時所說的，一個政治終結后的世界只是一個“娛樂世界，逗樂世界，沒有嚴肅性的世界”[1]。因此，除了關心真理，我們還必須關心政治。

　　全球化正在生產(chǎn)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新時代非�？赡苁菍ΜF(xiàn)代性的超越，但它到底會是什么樣的，目前還沒有把握。許多人愿意認為新時代有著“后現(xiàn)代”特征，這一點很是可疑。正如我在別的文章里曾經(jīng)論證的，后現(xiàn)代只是現(xiàn)代的自身反諷，是一個消除了嚴肅性的現(xiàn)代景象，它不可能超越現(xiàn)代性，因為不存在一個后現(xiàn)代制度，正因為后現(xiàn)代缺乏屬于自身的制度支持，所以它只是現(xiàn)代的一個“娛樂性”部分而不是一個新的時代。哈特和尼格瑞的《帝國》[2]似乎有著一個不同意見，他們的理論暗示說，美國式的具有“網(wǎng)絡性”支配力量的新帝國就是一種“后現(xiàn)代的”權力制度，至少將來會是如此。也許在超越了民族/國家體系這個意義上，新帝國可以被說成是后現(xiàn)代的，不過，事情不這么簡單，新帝國并不是一個已經(jīng)成熟和明確了的現(xiàn)成知識對象，這說明了它不是一個可以明確刻畫的歷史時代，而是一個通向某處的“過渡期”（楊念群認為歷史的過渡期尤其值得分析），而“某處”正是還不清楚的東西。新帝國只是試圖超越民族/國家體系的某些不穩(wěn)定的嘗試，至多是一些當下策略，但遠遠還沒有成熟到形成一個自成體系的、有著完整理論支持、有著充分的合法性論證和法律化安排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制度。目前的世界并不是一個有著穩(wěn)定運行方式的世界，所以還是個“非世界”（non-world），因為它是個“沒有世界觀的世界”[3]。

　　當下的美國就是這個不成熟的新帝國，它有著帝國的軍事和經(jīng)濟實力，但是卻欠缺與之匹配的政治理論、社會理論和文化理論，也就是說，有了帝國的能力卻沒有帝國的理念和制度。所以，所謂新帝國，只是一個過渡狀態(tài)而不是一個制度事實。這個過渡狀態(tài)可以有許多種描述方式，新帝國只是其中一種可能的描述，并不一定是最合適的分析框架。還可以有別的分析框架，到底什么是最合適的分析框架還未見分曉。例如又有4位中國學者（其中包括《超限戰(zhàn)》的作者喬良和王湘穗）共同提出了“新戰(zhàn)國時代”的描述框架[4]，這也是一個關于過渡時期的分析，他們相信這個歷史過渡期將是一個相當長的“割據(jù)”時期，而這個多頭的割據(jù)形成了多種變數(shù)的局面。而歐盟近來所代表的“歐洲理念”又是另一個必須分析的思想，它很可能是一個更加有理論價值的分析對象，盡管歐洲沒有美國那么強大，但它卻是“有理念的”，至少是正在形成理念。美國的政治理念仍然是屬于民族/國家層次的，而歐盟概念至少部分地則超越了民族/國家體系，是個“大區(qū)域”共同體。歐洲理念利用了從希臘以來的追求德性和公共性的精神傳統(tǒng)，特別利用了康德關于政治聯(lián)盟和世界和平理論以及福利社會實踐經(jīng)驗，試圖推出在歐盟共同體模式下的“社會市場”和“生活質(zhì)量”等理念。中國同樣是未來世界和時代的最重要的分析對象，中國具有當今世界上最宏偉的發(fā)展變化經(jīng)驗，它成為了研究世界未來的最重要的材料和理論依據(jù)，而且也正在產(chǎn)生出新的政治和社會理念，而且，中國擁有歷史最為悠久的“世界政治理論”，我愿意稱之為“天下理論”，它完全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之外去思考政治治理的問題[5]。如果一種關于世界的理論不是基于對中國的理念和經(jīng)驗的研究，就不再可能成為有意義的理論。

　　在關于未來世界的理念沒有成型之前，我們不能肯定未來是個什么時代。問題是新時代將要來臨，關于未來的理念準備就變成了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我相信未來時代首先會是個“文化重構”（re-culturing）的時代，可能有些類似文藝復興的情況，它將是人們重新反思各種古代問題而進行思想創(chuàng)新的時代，那些古代問題從來就沒有被解決，而是被遺忘，今天人們重新意識到那些古代問題才是真正深刻的無法回避的現(xiàn)實問題。各種文化都會在全球化過程中重新形成某種新的文化，就像過去各種文化生成的時代一樣，是一個文化重生的過程，它將全面地修改社會制度和生活制度。

　　2．Eurasia, Pacificia and Atlantia的文化政治格局

　　理解這個關涉著社會和生活制度改造的“文化重構”過程首先必須分析現(xiàn)成的政治格局。Carl Schmit有個分析政治問題的哲學框架，所謂政治問題無非是個“區(qū)分敵友”的問題（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riend and enemy）[6]。這一見識與毛澤東關于“朋友和敵人”是首要問題的分析幾乎完全一致。這個框架不僅可以用于嚴格意義上的政治/軍事分析，同樣可以用于作為廣義的政治關系的經(jīng)濟和文化關系。目前世界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關系大概可以分析為Atlantia, Pacificia, Eurasia（大西洋區(qū)，太平洋帶，歐亞體）這樣的框架，以便能夠比較簡練地分析幾種可能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合作。《新戰(zhàn)國時代》的作者們也有一個三分的分析框架，他們是以經(jīng)濟關系為依據(jù)的，分析為“美元區(qū)”、“歐元區(qū)”和作為潛在可能的“東亞元區(qū)”。他們的分析很是尖銳，不過我們這里要討論的問題卻有所不同。

　　我準備給出這樣的直觀：1）目前已經(jīng)相當明顯起來而且在未來可能會更加明顯的Eurasia, Pacificia和Atlantia的三分關系是一個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混合關系，于是我們必須復雜地給予思考，而不是單純或偏重考慮比如說意識形態(tài)關系，或者僅僅考慮到經(jīng)濟利益關系，就是說，我們必須謀求一種在綜合因素下的總體利益最優(yōu)策略。在這里特別表現(xiàn)為，在思考利益最大化時，必須同時考慮到各種各樣的利益的綜合利益最大化，而不能僅僅考慮到其中的某種利益，或者認為某種利益（例如經(jīng)濟利益）就足以決定其它各種利益[7]。這樣的總體思維意味著一種與科學知識論的還原（reduction）/分析(analysis)模式不同的新知識論，可以理解為一個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綜合性分析”（synanalysis）。由于社會生活的每一個事實都是在實際上具有不可以分別分析的混合相關性質(zhì)的存在，而傳統(tǒng)的專業(yè)化分析總是對某些相關性質(zhì)的忽視，因此我們不得不進行混合文本（syntextual）的理解。這不僅僅是所謂多學科（multidisciplinary）的理解，而是在多學科之上的哲學總體理解。強調(diào)綜合性分析是為了能夠理解一個事物、一個國家甚至世界的總體利益。真實的情況是，人們所需要的利益不僅僅是經(jīng)濟的，還需要其它同樣重要的利益，例如生活方式、價值觀和社會制度，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到各種利益的總體利益。

　　經(jīng)濟利益往往被認為是唯一重要的或者至少是最重要的，這里有一個潛臺詞：經(jīng)濟利益雖然不等于所有利益，但各種利益都能夠通過經(jīng)濟利益而獲得。這樣一個“經(jīng)濟學帝國主義”的假設是錯的，就像金錢不能購買幸福，經(jīng)濟也不能保證好生活和好社會，更不一定能夠產(chǎn)生偉大的文化和高尚的精神生活。經(jīng)濟地思考一切，不一定能夠得出正確的總體利益計算。比如說，如果僅僅從經(jīng)濟的角度去看，Pacificia的合作關系對中國和美國，還有中國和日本，就非�？赡苁歉鞣降淖罴巡呗裕ú贿^這些問題的變數(shù)太多，這里無法非�？隙ǎ�。但這樣的經(jīng)濟最佳策略是否就是“總體利益”的最佳策略就不好說了。當然，這里決不是否認經(jīng)濟的重要地位，無論如何，經(jīng)濟是“國富民強”的最重要基礎，問題是我們需要比經(jīng)濟利益復雜得多的總體利益。經(jīng)濟不是決定一個社會是好社會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根本的因素，而我們最終需要的是一個好社會和有質(zhì)量的生活，這樣就不能忽視歐洲的制度和文化的重要性，尤其不能忽視eurasia的合作。甚至，經(jīng)濟也不是決定敵友標準的唯一根據(jù)，在這里還需要引入文化作為分析敵友關系的重要指標，因為文化不僅是決定“生活質(zhì)量”（quality of life）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且是制度的基礎。好的制度需要有好的文化作為根據(jù)。當然，“好”是個含糊概念，不可能完全明確，但一種好的文化必須具有多品級的結構，并且有著以高貴德性、深刻思想和卓越品質(zhì)所導向的整體精神境界，也就是說，必須有著“向高貴和卓越看齊”的內(nèi)在結構（可以稱做“柏拉圖結構”），否則生活就必定走向低級趣味和庸俗品性[8]。

　　盡管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錯誤很多，尤其是關于“西方對抗其它地區(qū)”這一基本分析框架是完全的錯誤，但他無疑發(fā)現(xiàn)了一個深刻的問題，就是文化必須被理解為世界政治的一個最重要因素。文化盡管不像經(jīng)濟那樣是一種明顯的物質(zhì)利益，但它是更深刻的精神利益。文化通過生產(chǎn)思想、價值觀、信念和趣味而操縱人們的幾乎所有行動，進而最后決定了社會制度和整個生活，所以文化是最大和最終的利益。在這個意義上，文化變成了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與亨廷頓的文明類型劃分不同，我們更應該關心的是“厚文化”（the profound cultures）和“貧文化” （the poor cultures）之間的“文化階級”鴻溝而不是不同種類文明之間的沖突。各種“厚文化”之間無論風格多么不同，都具有悠久偉大的智慧，這使得它們在更深刻的層面上區(qū)別于“貧文化”。那些偉大的智慧之間可以存在分歧，但都是值得互相尊敬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此，從中長時段的歷史觀來看，厚文化之間的合作會比經(jīng)濟上的合作更能夠深刻地改變世界和創(chuàng)造未來。基于這樣的理由，我愿意推薦把“厚文化” （the profound cultures）和“貧文化”（the poor cultures）的區(qū)別作為文化政治上的“敵友之分”的一個根據(jù)。

　　亨廷頓“文明沖突”的論點是一種后冷戰(zhàn)的對世界未來缺乏善意的期待。目前各種文明之間確實存在著某些沖突，這是事實，而且有跡象表明這些沖突還會繼續(xù)，因此亨廷頓不是在胡說�？墒牵瑑H僅說出一些事實是不夠的，這不是思想，甚至不是一種有意義的期待。由目前事實來推論未來至少是一種壞的策略和期待，因為“事實”永遠是壞的（人們總有理由對現(xiàn)實不滿）。有意義的思想必須同時是關于未來的一種積極的和善意的理念，如果不能說出希望之所在，那么又有什么意義呢？又說它干什么？顯然，只有當世界有希望，或者說世界有可能變得好一些，思想才是有意義的。假如世界已經(jīng)徹底沒有希望了，任何話語都成了廢話。于是，不管未來實際上會是怎樣，為了使思想和話語有意義，我們都必須假定世界是有希望的，未來必須被理解為不同于現(xiàn)實的創(chuàng)意或想象，而且這種創(chuàng)意或想象必須是善意的和美好的，否則無意義，顯然，如果決心讓壞的現(xiàn)實繼續(xù)爛下去，就不需要創(chuàng)意了。所以，關于人類生活的任何一種知識如果是有意義的，當且僅當（if-and-only-if），它是一種創(chuàng)意并且是善意的。這是思想的一個秘密：思想只能往好處想，否則就不用想了，只有往好處想，世界才會有希望。

　　在分析Eurasia概念時，我準備堅持一個互惠博弈（Reciprocal game）的假定。雖然能夠作為給定的出發(fā)點的只能是非合作博弈，而且，按照經(jīng)濟學理性，非合作博弈往往導致一個“兩不贏”的壞結果（盡管不可能是最壞的），但是我疑心這樣的計算忽視了人的創(chuàng)造性和理想主義要求，還忽視了人們對短期和長期、小事和大事的不同處理方式。人們在短期事情和小事情上也許更傾向于按照經(jīng)濟學理性去思考，但在長期事情和大事情上則可能更有理想主義追求并且希望能夠創(chuàng)造性地解決問題而達到共同利益，就是說，在長期的或大的事情上，無論是否合理，人們都下定決心以理想主義的甚至浪漫主義的態(tài)度去往好處想，而這種不合乎理性的思想正是人類做成好事的希望所在。沒有一種偉大的事情是計算成真的，而是堅持成真的。在長期的事情和大事情上，從所能夠追求的總體利益最大化可能性上說，只有當各方的利益都最大化才能使得任何一方的利益最大化，或者說，最大化他人，才能同時最大化自己，只有讓他人獲利自己才能獲利，因此，在處理大規(guī)模的事情時，非合作博弈必須轉(zhuǎn)變成為一個互惠博弈，于是，人們不僅僅“在博弈中”選擇占優(yōu)策略，而且同時也在對博弈方式甚至“博弈”本身進行選擇，以便使得互惠策略同時就是占優(yōu)策略。這個假定更像是哲學意義上的而不是經(jīng)濟學的博弈論。

　　3。“形”和“勢” 的分析方法

　　在這里我希望利用中國思維中的兩個密切相關的概念“形”和“勢”作為方法論來想象一種關于政治/文化博弈的哲學理解。

　　假定一個政治/文化實體可以表述為特定的資源配置，那么兩個以上的政治/文化實體之間的靜態(tài)關系就構成一個特定狀態(tài)的“形”，而如果進入動態(tài)關系的理解，如何利用實際上的“形”而構造一個最有利的“形”，這樣一種關于“下一步”以至無窮的總體利益最大化行動策略，就必需理解各種潛力和傾向的可能變化，也就是“勢”。以形造勢，就是動態(tài)博弈的關鍵。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對可能變化的理解過程在理論上說是停不下來的，是無止境的，因為人類的思維能夠面對所有可能性因此可以有無限的創(chuàng)意，如果一個生活博弈規(guī)模足夠大，便有無窮復雜的變化，我們永遠不可能獲得有關的充分信息。當然我們?nèi)匀幌Ｍ�獲得足夠多的知識，可是理論上的謹慎又可以是一種實踐上的缺點。這里有一個可以稱作“知識/行動悖論”的事情：假如我們試圖獲得充分的知識或者“盡量多/足夠多的”知識而后行動的話，那么結果將反而失去更多的知識，因為歷史進程不可能停下來等待我們的決定，在我們不做決定的同時，別人的決定就會把事實或歷史進程做成了另一種樣子。這種事實/知識對象的改變恰恰使得許多現(xiàn)成的知識/信息失去與事實的對應性而報廢，因此，這個悖論就是：如果我們追求事先的充分知識，那么將失去知識。于是，獲得關于社會博弈的有效知識在很大程度上表現(xiàn)為實踐上的“爭先”，讓自己“所做的”成為別人的新的知識對象。成功的行動不僅創(chuàng)造了屬于自己的新知識，而且同時消解了原來不利于自己的、在別人手里的知識。中國哲學一向把“行動/知識”互動關系看作是最基本的哲學問題，而且是知識論的基本問題，盡管這種知識論非常不合乎西方知識論的模式，卻是另一種知識論境界。我曾經(jīng)把“存在”（to be）的原則解釋為“存在即做事”（to be is to do�？梢员容^Berkeley 的to be is to be perceived），也是表達了中國知識思路中對“存在”的理解[9]，“存在”不是“擺在那里的”（to be there），而是“做出來的”(to be made here)。

　　這種“形勢思維”是開放性的綜合性思考，它要求思考必須同時包含許多種類的問題，因為各種因素，無論是經(jīng)濟的、軍事的、政治的、文化的還是地理的、心理的、歷史的各種因素，都是屬于給定的“形”和潛在的“勢”的某個必不可少的因素，是“形勢”的某個不可省略的部分。形勢思維作為中國哲學的思維模式，是關于“道”的思維。從具體的意象上說，道是某條道路（相當于Via），同時，道不僅是一個通達方式，而且總是意味著某個可通達的目標，正如實際上的道路那樣；
從抽象的意義上說，道是方法（ 相當于Methodos），即關于“道路/通達方式”的元（meta）思考，同樣，方法也不僅是實踐方式，而且還蘊涵了實踐目標。由“道”而綜合為一身的實踐方式和實踐目標之間存在著非常靈活的互動關系，它意味著，從根本上說，沒有哪一個目標也沒有那一種方法是絕對的，只要必需，都可以根據(jù)特定情況而確定或改變，盡管對于某些特定情況總會有某些目標和方法幾乎是絕對的或最佳的。

　　可以這樣比較，通常的思維模式是：1）給定目標x，那么存在著方法（a，b，c，d），其中a為最佳方法，那么以a去做x；
或者2）給定方法a，那么有可能目標（x，y，z），其中x為最可取目標，那么以a去做x。

　　這兩種包含著給定的、無論如何要堅持的東西（不管是原則、理念還是制度）的思考方式是“邏輯的”，而“道”的思維則要在各種可能的目標和方法的復雜動態(tài)關系中發(fā)現(xiàn)總體利益的最大化的最佳組合。每個因素都被看作是變量，而且所有因素之間的關系永遠是動態(tài)的，于是，所謂“知--道”或者“得--道”，就是連續(xù)地知道每一個時間點的最佳策略。這是一種哲學層次的博弈論思維。

　　4．Eurasia的文化政治

　　從Eurasia, Pacificia, Atlantia三種互動關系的“形”中，可以想象存在著三種潛在的互惠關系“勢”。正如前面提到的，文化是決定社會歷史的深層結構，因此有理由認為1）文化是一種最長遠的和最大的利益；
2）文化必須保持自身成為一種有活力有創(chuàng)造性的“文化行動”。

　　對于Atlantia來說，歐洲和北美之間有著文化的連貫性和相似性，都是“西方文化”，這種血統(tǒng)相似表面上看有著最大的親和力，這種親和力在事實上也確實使得歐洲和北美在意識形態(tài)問題上有相當一致的意見，但美國正在毀掉歐洲。強大的美國通俗文化、大眾文化和商業(yè)文化正在削弱西方文化的傳統(tǒng)并且使之庸俗膚淺化，而正是因為歐洲和北美都是西方文化，這種血統(tǒng)的相似使得庸俗化的腐蝕和演變更加順利。例如自二戰(zhàn)后以來，美國政府通過在文化市場上的大量的投資和宣傳，把各種不需要創(chuàng)造性、思想和技藝的美國式垃圾藝術成功地推銷成世界性的“當代藝術”，包括抽象畫、行動繪畫、裝置和行為等等，以至于今天人們以為這些不需要付出精神勞動的垃圾藝術就是當代的“先進文化”。這一藝術運動成功地顛覆了精美的巴黎模式，也就是打倒了歐洲藝術[10]。同樣的成功還有把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演變成一些簡單的可以計算的材料統(tǒng)計的美國學術，如此等等，就像美國式的垃圾食品的全球性成功一樣，無論是思想還是藝術，都被美國人當成“生意”做了。如果說歐洲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正宗和精華，那么美國文化就是西方文化的低俗或無品版本。美國所制造的大眾庸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腐蝕了世界人民的心靈，毀掉了對高貴、卓越、精致和深刻的文化追求，再生產(chǎn)了全球性的簡陋心靈和低俗趣味。假如沒有什么根本性的改變，美國文化將會是對歐洲文化的終結。

　　至于Pacificia，情況甚至更危險，東亞（中國和日本）有著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它們本來與美國的大眾工業(yè)文化在精神上有著深刻沖突。但是人們已經(jīng)看到強大的美國文化席卷了亞洲，到處再生產(chǎn)了帶有地方特色的通俗美國文化，形成對亞洲傳統(tǒng)文化的文化生態(tài)破壞。美國文化在亞洲的成功，除了美國的經(jīng)濟和政治力量之外，另一個原因就在于它的簡陋，簡陋的文化容易被理解，不需要巨大的學習和訓練成本，因此它通過亞洲數(shù)量驚人的貪圖“容易”的大眾而排擠了亞洲本身那種需要心靈修煉的文化。

　　在我看來，上述的這兩種文化合作都不能表達人類文化發(fā)展的最優(yōu)策略，除了有利于美國的世界統(tǒng)治和經(jīng)濟利益之外，對歐洲和亞洲以至世界的總體利益沒有任何好處。美國式的對文化的敗壞是非常值得重視的問題，無數(shù)人已經(jīng)進行了批評，但還是沒有真正意識到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人類文化危機。事實表明，任何一種傳統(tǒng)文化，它的自然而然的生長方式都是一個“高端文化引導低端文化”的文化內(nèi)在格局，也就是說，文化的自發(fā)生長方式總具有“以高品質(zhì)的文化精神為準”的基本方向，這種“向高看齊”的文化方向類似于“見賢思齊”的自然心理。所謂“傳統(tǒng)”就是“以高端為準”所形成的層層文化積累，所以也能夠精益求精，才能夠有真正的偉大創(chuàng)新。很顯然，如果“以低端為準”，向低看齊，以低品質(zhì)的精神去引導文化活動，文化的內(nèi)部品級結構就被瓦解，就無所謂“精華”、“偉大”和“深刻”了，所有關于質(zhì)量的概念都不再存在，只剩下數(shù)量，只剩下大眾“喜聞樂見”的數(shù)量標準�？杀�的是，這不僅僅是邏輯分析的結果，而是現(xiàn)實。美國文化就是一種以低端為準的大眾文化，它解構了文化所必需的內(nèi)在品級結構，把“向高看齊”的天然結構顛覆成“向低看齊”的墮落方式。

　　也許會有這樣的疑問：大眾商業(yè)文化是現(xiàn)代性的一部分，可是現(xiàn)代性卻是歐洲的發(fā)明，這怎么解釋？毫無疑問，現(xiàn)代性是歐洲的發(fā)明，但歐洲主要實現(xiàn)的是現(xiàn)代性的政治和經(jīng)濟方面，并沒有把現(xiàn)代性徹底地推廣到文化方面，至少是留有余地的�，F(xiàn)代性的完成是美國的工程，只有當現(xiàn)代性統(tǒng)治了文化才完成了現(xiàn)代性，才徹底修改了人的靈魂和毀掉了精神，這樣才達到徹底的商業(yè)和技術統(tǒng)治。也許，現(xiàn)代性在人的政治解放方面（人們在政治和法律上獲得平等）可以被認為是對人類有益的，但這種被尼采刻畫為“平民反對貴族”或“低賤反對高貴”的現(xiàn)代性運動是否可以推廣到文化和精神領域，則是極其可疑的。文化中的品級制度和政治上的等級制度不能相提并論，因為文化的品級制度是一種文化能夠創(chuàng)造出偉大成就的必要制度保證，它保證了文化有著向上追求的生長方式，而偉大的作品是屬于所有人的共同精神財富，它不可能被某個階層所壟斷。文化的品級制度不會形成文化壟斷，這是問題的關鍵。所以，現(xiàn)代性也許在政治和經(jīng)濟上是一種積極的貢獻，但在文化上卻是災難�，F(xiàn)代性的災難性發(fā)展是美國所完成的，其中一個結果就是產(chǎn)生了美國文化。無論對于哪種文化，美國文化都不是一個良好的合作對象。

　　所以，Eurasia概念就是更有潛力的文化概念。特別是歐洲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合作，可以考慮以下問題：

　　1） 至少就歐洲與中國而言，目前的一些精神上的沖突似乎更多是政治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而政治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沖突使各自獲利最小而成本和代價最大。政治意識形態(tài)沖突根本上是由所習慣的不同信念體系所導致的，嚴格地說，沒有人能夠真正充分論證各自的信念，因此往往只不過是個“看不慣”的問題，并不像有些理論家通常想象的那樣有著不可互相理解和調(diào)和的沖突。固執(zhí)于某種意識形態(tài)立場的理論家有時會誤導人們的思維-----如果不說是經(jīng)常誤導的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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