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湖北省巴東縣政府新聞辦發(fā)布了關于“鄧玉嬌案”最新情況通報之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高一飛教授立刻發(fā)表一篇文章，以此通報為依據(jù)，對鄧母與鄧本人聘請的夏霖、夏楠兩位律師予以批評。讀完高教授的文章，我想他的文章標題其實最適合它本人：他的這些言論違反了法律人的職業(yè)道德，更進一步，違犯了教師的職業(yè)倫理，違反了公民的基本倫理道德。

　　高一飛教授為夏霖、夏楠兩位律師羅列的罪名十分嚇人：一是缺乏作為律師的應有形象，二是缺乏基本的證據(jù)學常識和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三是缺乏證據(jù)鑒定程序的常識，四是為了自己出名，損害委托人的利益�？偠�言之，夏霖、夏楠兩位律師簡直就是既無能也無德的勢利小人。他的最后結論是：兩位律師損害律師形象、暗示他人提供虛假證據(jù)，沒有最大限度地維護委托人的合法利益、反而在損害委托人的合法利益，應當由律師協(xié)會依照會員處分辦法給予處分。

　　但是，所有這些指控，只不過說明，高一飛教授根本不了解律師律師職業(yè)倫理和操作規(guī)范是什么。

　　高一飛教授最痛恨的兩位律師“抱頭痛哭”。然而，站在鄧女立場上，這種痛哭將會增加她對兩位律師幫她贏得自由的信心，還是像高教授所擔心的那樣損害她的權益？

　　關于第二條，兩位夏律師告訴記者，該案“很可能出現(xiàn)重大取證失誤”。作為辯護人的律師，對警方取證表示懷疑，這有什么不對嗎？兩位要求警方采取“殘留在乳罩、內(nèi)褲上的指紋或其他物證”，這有什么不對嗎？所謂其他物證，難道不可能包括血跡、皮屑、體毛甚至指甲？

　　關于第三條，高教授指責兩位夏律師向外地的物證堅定專家求救。高教授大概也忘記了，物證鑒定不是法院的專利，也不是檢察院、公安局的專利，作為辯護人律師是可以請求第三方進行物證鑒定的。

　　關于第四條，高教授指責兩位夏律師向外宣布，鄧玉嬌沒有精神病。然而，高教授與否仔細地分析過兩位律師擬定的辯護策略？他們在會見鄧女以來，就已經(jīng)作制定了無罪辯護的策略，而不愿只依據(jù)抑郁癥在警方確定的故意殺人罪基礎上作減刑辯護。基于這一策略，公開鄧女的精神正常一事，不是最合理的行為嗎？

　　為了給自己的結論提供理由，高一飛教授賣弄了一番他從美國學回的一些關于律師行為規(guī)范的知識。可惜，夏霖、夏楠兩位律師不是在美國辦案，而是在中國辦案。

　　我相信，在法治健全的國家，夏霖、夏楠兩位律師不可能“抱頭痛哭”、“痛哭失聲”、 “向媒體哭訴求救”。我相信，如果是在法治健全的國家，兩位律師不可能專門告知記者，該案很可能出現(xiàn)重大取證失誤。我相信，如果是在法治健全國家，夏霖律師也不可能向巴東、湖北之外的物證鑒定專求救。我相信，如果是在法治健全的國家，兩位律師也不可能急切地通過網(wǎng)絡向外部報告，鄧女的邏輯清楚，一點也看不出有精神異常。

　　聰明的高一飛教授要求夏霖、夏楠兩位律師按照美國律師的策略做事。然而，高一飛教授為這兩位律師、為鄧玉嬌、為千千萬萬只能通過網(wǎng)絡關注這個案件的民眾，創(chuàng)造了那種健全的法治秩序了嗎？如果你沒有這個能力，甚至也沒有這個意愿，那就滾到一邊去！收起你那些似是而非、為虎作倀的高論。如果你不能理解崇高，至少不在故意把自己擺到崇高面前。

　　高一飛教授搬弄了很多學理，但從這一點恰恰可以看出，他根本就不理解法律是什么、法治是什么，當然也不知道，法治秩序要靠什么人、通過什么樣的途徑建立起來的。不過有一點是確定的：靠高一飛教授這種人，中國永遠不可能有法治，甚至可能與法治越來越遠。

　　如果高一飛教授不同意這個結論，那就請你對巴東警方的整個辦案過程、對巴東縣政府發(fā)言人代鄧母宣布解除兩位夏律師一事，對鄧母“聘請”了兩位她永遠都不可能相識、也永遠沒有能力聘請的兩位湖北大律師之事，作出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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