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司法公正是法治追求的永恒目標。我國法律體制不斷完善，但司法違法行為現(xiàn)象多發(fā)、易發(fā)，違法成本過低是司法不公的重要原因，違法成本過低會弱化法律的約束力。文章從成本收益理論的角度對促進我國司法公正問題進行分析，認為違法成本與違法可能性之間呈反比關系，因而通過探討提高違法成本路徑來實現(xiàn)我國的司法公正。
　　[關鍵詞]成本收益；司法公正；違法成本
　　[作者簡介]趙妮妮，廣西林業(yè)集團有限公司，廣西南寧，530022
　　司法不公，既包括司法和行政機關在執(zhí)法過程中存在的不公正現(xiàn)象，也包括公民在守法和用法行為中存在的司法不公正的情況。當今普遍存在的司法不公現(xiàn)象很大程度上與造成不公正的人員沒有得到相應的懲處有關，即違法成本低，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是違法的人多，但受懲處的人少；另一種是查處了，但力度不夠，隔靴搔癢，沒有威懾力。
　　本文引入經(jīng)濟學的概念，將人當成“理性的經(jīng)濟人”，在抉擇過程中進行“理性抉擇”，并在行為中考慮成本和效益的情況下，就如何提高違法成本，從而促進司法公正進行探討。
　　一、成本效益理論及其在司法公正中的分析
　　成本收益理論認為：企業(yè)生產(chǎn)的產(chǎn)值，要扣除成本因素，才是企業(yè)最終的利潤，也是企業(yè)最終追求的東西。一般在一定的生產(chǎn)規(guī)模下，成本是低于效益的，企業(yè)通過生產(chǎn)獲得利潤。隨著生產(chǎn)規(guī)模不斷擴大，達到某個臨界點時，成本急劇增加，甚至超過產(chǎn)值的增長，企業(yè)的利潤就開始下降了，因此企業(yè)的生產(chǎn)規(guī)模應控制在盈利的生產(chǎn)規(guī)模之內(nèi)。成本是指為獲得某種收益而必須為之付出的代價，而收益則指因為前者的投入而獲得的利益。
　　圖1為一般市場經(jīng)營企業(yè)的成本效益曲線（其中的成本僅指流動資金成本，即短期成本，行為學認為：大多數(shù)人都屬于“理性人”，或稱“經(jīng)濟人”，傾向于進行“理性選擇”，理性選擇的特征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不管是企業(yè)還是個人，在保障安全的情況下，都是追求利益的。
　　從成本收益理論來分析司法公正中的違法行為，經(jīng)濟學中的成本與收益就演化為違法成本和違法收益。違法成本是指因為權力的不當使用而給權力者帶來的不利益，主要包括法律成本、政治成本、經(jīng)濟成本、機會成本和社會成本。法律成本是指法律制裁，其刑罰的嚴厲性決定了法律成本成為最主要的違法成本，也是違法者承受的最大風險。政治成本主要在尚未構成犯罪時顯得尤為突出，主要包括來自黨紀、行政處罰、行政處分，絕大多數(shù)決策者政治仕途比經(jīng)濟收益更為重要。經(jīng)濟成本主要包括工資、獎金和被懲罰帶來的經(jīng)濟損失。機會成本即選擇最優(yōu)方案而放棄次優(yōu)方案的價值。提高查出概率，加大懲罰力度就是減少違法機會，提高違法的機會成本。社會成本主要是指名譽、道德、社會評價的損失。違法收益是指權力者因權力的異化而給權力者帶來的非法利益，比如貪污受賄帶來的物質(zhì)和非物質(zhì)利益。如果一個組織和個人覺得通過違法可以獲利，而且可以逃避處罰，那他就有動機去通過違法的手段解決問題。
　　根據(jù)利益=所得-成本，得到如下公式：
　　違法獲利=違法所得-違法成本
　　根據(jù)經(jīng)濟人假設，司法權力者是獨立的經(jīng)濟人，個人利益最大化是其目標。作為理性的司法權力者，個人只能根據(jù)私人收益和成本分析比較來選擇自己的行為，不會考慮到社會利益。根據(jù)圖1的成本收益曲線規(guī)律，選擇守法還是違法，往往起關鍵性作用的就是違法成本。當違法成本大于違法收益時，人們會選擇守法；當違法成本小于違法收益時，人們會選擇違法獲利；當違法成本等于違法收益時，絕大多數(shù)人基于不被發(fā)現(xiàn)的僥幸的心理往往會選擇違法。違法成本與違法可能性便形成了“反比例關系”。
　　在司法不公、法制不健全，權力高于法律的環(huán)境，權力可以解決很多法律解決不了的事情，這樣極易催生司法腐敗，并導致違法成本降低而受罰的成本增加。例如在拍賣活動中，競拍機構通過向拍賣行或法院行賄從而以很低的價格拿到拍賣物，而嚴格按照程序參加競拍的公司往往失去機會。違法成本過低成為這一條件的主要特征，按照違法成本和違法可能性的反比例規(guī)律，可以得出在這樣的條件下，司法權力者往往會通過干預審判、輕處罰等違法行為獲取最大利益，司法腐敗極易催生，司法公正便無從談起。這樣，在低違法成本的前提下，違法所得越高，違法獲利便越高，違法獲利和違法成本之間的關系變成如下曲線（圖2）：
　　在上述狀況下，違法者通過違法行為，獲得巨大的利益，而受到懲處的機會很低，因此有很大的動機進行違法行為。
　　在以法治代替人治的條件下，任何違法行為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制裁，甚至有失去人身自由、生命的可能，也就是違法成本遠遠高于違法收益的情況下，司法權力者在沒有安全保障的情況下，會選擇遵紀守法，按法律辦事，司法公正才能真正彰顯。這種情況下，違法收益與違法成本之間的關系就變成了如下曲線（圖3）：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一旦違法，往往失去更多，因此不會有進行違法行為的動機。
　　二、因違法成本低影響司法公正的現(xiàn)狀
　�。ㄒ唬┧痉ü�正意識較薄弱
　　中國民眾遵法守法意識較薄弱，第一是源于幾千年人治思維的影響，權大于法，求諸于法律不如求諸于權力；第二是民眾法律知識較少，源于政府和社會對法律知識的普及不夠；另外，由于封建思想的影響，很多民眾有一定的特權思想，希望別人守法而自己能夠享受“法外治權”，進而體驗“高人一等”的特權待遇。司法權力者思想也難免受到影響，從而造成公正執(zhí)法、守法的意識薄弱，成為阻礙司法公正的思想因素；加之，我國司法違法成本過低，許多司法不公的行為得不到應有的懲罰，或者懲罰過輕，不足以震懾作用，加劇了司法權力者以權換權、以權換錢的違法動機，從而衍生出避重就輕、查上不查下、拖延審判、制裁時間等現(xiàn)象。
　�。ǘ�）公權力濫用
　　“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痹谟绊懰痉▓�(zhí)法的諸多因素中，公權力濫用是司法公正的最大絆腳石，是建設法制環(huán)境的最大障礙。在濫用公權力之中，領導干部對司法的干預是一個重要因素，也是對司法機構公信力造成嚴重影響的重要原因。法治建設的核心是“兩權”：第一是監(jiān)督制約公共“權力”。第二是保障人民的合法權利。因此，“依法行政”最重要的含義是依法治“官”，而非依法治“民”；是依法治“權”，而非依法治“事”。政府或領導干部過多地介入微觀經(jīng)濟活動，與其他市場主體爭奪利益，就喪失了主持公正的能力，也會形成干擾司法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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