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yè)、銀行、政府三方還貸博弈研究_博弈分析

　論文導讀:：政府對于債務的軟預算約束是企業(yè)信貸違約的原因之一，從企業(yè)還貸相關利益者的相互博弈出發(fā)，建立一個企業(yè)、銀行、政府之間三方博弈模型來分析它們之間的行為及其目標差異對企業(yè)信貸違約的影響。模型分析表明：政府出于政治和經濟利益的考慮，通過補貼銀行和企業(yè)來實施對企業(yè)還貸的軟預算約束。論文關鍵詞：軟預算約束，信貸違約，博弈分析

　0 引言 有關經濟轉型時期企業(yè)信貸違約和銀行不良資產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1）制度因素。（姜燁，2004）認為國有銀行產權主體的缺位，所有者（國家和中央銀行）的監(jiān)督和制約十分弱化；銀行經營層對銀行經營的效益缺少直接的利益沖動，風險意識淡薄，難以真正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和責任心[1]。（2）市場因素。在信貸市場上銀行和企業(yè)存在信息不對稱，銀行會因企業(yè)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而蒙受損失。（3）經濟環(huán)境和經濟周期因素。企業(yè)經營不善，社會信譽低下，法制觀念不強和經濟周期的變化，把風險轉嫁給銀行。以上三種因素都是從銀行活動的外部因素來分析銀行風險。

�。�4）軟預算約束的視角。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科爾奈提出了軟預算約束理論，出現了一種從銀行活動的內在特點出發(fā)，即銀行信貸的跨期性和信貸資產的不可逆轉性來探究銀行風險產生機理的理論，這種理論就是軟預算約束理論（Soft budget constraint theory）[2]。自德瓦特里龐和馬斯金 1995 對

　軟預算約束理論的開拓性貢獻以來,軟預算約束理論在分析銀企經濟行為及其績效方面有很強的解釋力，該理論認為，一旦一國經濟中存在較嚴重的預算軟約束問題，該國的經濟績效必定低下。事實上,銀行機構本身也會導致企業(yè)預算軟約束的，龐澤博弈（Ponzi game）

　就是一個例子。在 Ponzi 所分析的博弈模型里，一個借款者在無窮長的時間界區(qū)內，實際上可以通過不斷地向新的銀行貸新的款項,來償還舊債的利息而不是舊債的本金。因為每一家銀行只考慮自己放出去的貸款能否收回利息，因此單家銀行不會擔心自己的收益,也不會對借款的企業(yè)實施嚴厲的約束。這樣,由于單獨的銀行與作為整體的銀行業(yè)是分離的，使借款的企業(yè)有可能鉆到空子，以至于所欠的款項可能無限擴大與延伸。我國政府的決策不僅考慮到經濟利益，還要關注社會政治利益（Shleifer,A1 , Vishny , R., 1994），如政府的長期合法執(zhí)政政府的政績與聲譽、政 治家的當選與升遷、社會的穩(wěn)定、工人的就業(yè)、社會公共產品的供應、社會福利水平等。因此，作為全能政府的中國各級政府，既出于政治上的考慮又從經濟利益的角度來對政府（或政府控制下的國有銀行）的投資與再投資的收益與成本進行權衡。盡管對某項投資就經濟上的考慮是不劃算的,但若從政治上考慮，則可能會帶來巨大的社會政治利益。我國政府將社會政治利益納入投資的目標函數后，即使對于在經濟上虧損的投資，政府也可能會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或通過各種方式誘使銀行對項目進行貸款和再融款，這樣，就會出現企業(yè)違約和銀行不良貸款的產生。

　1 軟預算約束的理論綜述 軟預算約束，最早是由（Kornai，1979；1980）[3][4] 提出的。它最先指的是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國有企業(yè)在發(fā)生虧損后，政府或其貸款人對其進行救助的現象。（Shleifer and Vishney,1994）[5]研究表明，國有企業(yè)是政府或政黨謀取政治利益的工具，政府對國有企業(yè)的解救和再融資可以獲得國有企業(yè)的政治支持。這樣，政府在對國有企業(yè)實施解救和再融資時就不僅僅考慮到經濟利益，而且也考慮到政治利益。軟預算約束的存在，扭曲了企業(yè)的激勵機制，也嚴重破壞了市場的競爭秩序。然而，軟預算約束不僅僅存在于集權經濟中，在其他經濟環(huán)境甚至在完全分權的私有制經濟中也大量存在。對于企業(yè)軟預算約束形成機理的理論文獻很多，總結起來可分為二類：一種是外生解釋（也稱政治性的解釋）博弈分析，另一種是內生解釋（經濟型的解釋）。外生解釋認為軟預算約束源于各種外生變量的存在，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的父愛主義（Kornai，1986）[6]、國家追求就業(yè)目標或領導人獲取政治上的支持（Shleifer 和 Vishny ,1994）[7] 以及企業(yè)各種政策性負擔的存在（林毅夫、蔡日方和李周 ,1998; 林毅夫和譚國富 ,1999 等等）[8][9]。內生解釋則將軟預算約束看作是特定體制內生的現象，是一種動態(tài)的承諾問題 (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5)[10]。在研究文獻中，該理論框架被廣泛應用，比如，錢穎一（1994）指出這種內生的軟預算約束導致了前蘇聯經濟中的物資短缺；（錢穎一、許成剛，1998）用軟預算約束理論解釋了為什么中央計劃經濟會缺乏創(chuàng)新；Zhentang Zhang （1999）

　認為，如果剝離國有企業(yè)的各類政策性負

　擔，并分離公共與私人兩品的提供，讓企業(yè)僅僅提供私人物品，這樣，對國有企業(yè)的虧損便不再承擔直接責任，同時消除國有企業(yè)可能出現的道德風險，從而提高企業(yè)的運營效率。巴曙松等（2005）認為 1998年至今，銀行體系進行了垂直化的管理體制改革，同時政企分開的力度加大，但地方 GDP 指標仍是地方政府政績最重要的考核指標。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逐步放棄直接從國有銀行體系爭奪資源，而轉為通過協助、縱容或默許轄區(qū)內企業(yè)的 “逃、廢、債 ”行為等來間接爭奪國有商業(yè)銀行的金融資源。這些研究都表明預算軟約束在國有企業(yè)中仍然是相當普遍的現象，而我國的民營企業(yè)盡管很大一部分脫胎于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或由國有企業(yè)民營化而來，與政府部門和國有銀行分支機構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他們也有獲得政府援助的可能性。(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5)[10] 的研究表明，在分散化的銀行體系下，最初的貸款人由于受流動性約束，不能用自己的資金來給壞項目再融資，那么壞項目要想獲得再融資，必須從外部銀行來獲得資金，而新來的銀行與初始融資銀行之間就項目重組和收益分配所進行的討價還價的無效率可能通過減少再融資收益而使得再融資不再具有吸引力。Huang 和 Xu（1998）從分散化的銀行體系導致投資人在項目再融資時將要實行的結構重組戰(zhàn)略方面存在沖突這一視角來論述企業(yè)預算約束的硬化。

　D-M 模型(Dewatripont 和 Maskin,1995）從新的視角，內生化地揭示了軟預算約束產生的一般規(guī)律。（Dewatripont 和 Maskin 1995）認為，軟預算約束出現的根源在于沉沒成本的存在破壞了銀行對企業(yè)的投

　資項目進行清算的威脅有效性，不可避免地，最終銀行將選擇對項目再貸款而非進行清算。D-M 模型的深刻研究在于，政府或銀行之所以給予壞項目再投資，原因就在于事后有效（expost efficiency）（即在某種條件下再投資的邊際效益大于清算邊際成本）[11]。事后再融資的收益超過清算的收益(Kornai，1980;Dewatripont & Maskin ,1995)[12]；由于企業(yè)間密切的交易債務( 三角債) 聯系導致清算成本過高(Peroti,1993)[13]；由于可替代項目質量低下迫使企業(yè)被迫選擇提供再融資(ErikBerglof, 1997)[14]；債務有限責任所誘發(fā)的 gambling for resurrection 激勵(Stiglitz , 1994)[15]；銀行利用政府軟預算的尋租行為(Berglof & Roland, 1997)[16]等。如果政府或銀行己經對壞項目進行了 1 個單位的投資，那么政府或銀行在第 2 階段開始時，已經不能再考慮其在第一階段中所投下的 1 個單位資金了，因為這 1 個單位資金已經成為沉淀成本（sunk cost ），它所考慮的只能是第 2 個單位資金與收益的比較。從這個觀點來看，政府或銀行仍然是理性的，仍然是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追求者。D - M 模型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從沉淀成本和再融資的事后有效的角度，內在地解釋了軟預算約束的形成機理[17][18]。

　2 相關利益方的目標差異 企業(yè)規(guī)劃了個項目（將其標準化為 1）并將項目提交給銀行和政府進行融資，在企業(yè)向銀行和政府所提交的項目中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好項目，所占比例為，另一種是壞項目，所占的比例為；項目的好壞對于銀行和政府來說事先是未知的。銀行在時期初期給每個單位注入 1

　單位的資金，在時期結束時好項目產生回報，企業(yè)的收益()，而不良項目只有當員工付出高的努力時才會產生相同的結果。銀行在期開始面臨著對老項目再注資或對新項目融資選擇，若選擇對企業(yè)再融資追加注入 1 單位的資金，在時期的末期會產生回報和企業(yè)的收益。銀行也可以選擇對新項目融資，假定在時期新項目好的概率為，在末期假定銀行知道了項目的類型并且沒有新項目的進入，在時期的初期銀行面臨著對項目再注資或對項目進行清算的選擇。銀行可以選擇追加注入 1 單位的資金，在時期的末期項目會產生回報和企業(yè)員工收益，如果進行資產清算則銀行獲得的清算值為，而企業(yè)雇員的收益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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